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注意到，许多工具对我们来说是看不见的。比如在击球时，我们不会注意到球拍。他把这个现象称为“上手状态”。在上手状态中，该工具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与我们的目的、行为、动机和期望紧密相连。
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工具失效时，它就会变得可见：我们会望向球拍，心想为什么球会古怪地弹到一边，并且检查球拍的网线和手柄绑带。这个工具现在转变为在手状态：我们突然把球拍看作与我们、与世界不同的物体。他当然还是一个工具，但已经和使用者失去了隐形的紧密联系。海德格尔把这叫做“无用之物的显著性”。
我们的手脚和肺并不是工具，但它们同样是看不见的，除非我们感到心悸、窒息或者大腿擦伤。医生的诊断有相同的作用，以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让我们的身体或生活方式变得显而易见。当我们去健身房举重或跑步来强身健体时，我们可以把身体当成在手状态的工具，一个有故障需要修理的装备。
在几周或几个月内，这没什么坏处：我们的体重稍有减轻，肌肉或肺活量增大了一些。然而一旦明显的症状消失了，我们常常会停止所有锻炼。机器被修好了，可以这么说。这就是许多健身会员卡被浪费掉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健忘，而是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已经消失，我们的器官重新变得不可见了。如果它真的能促进锻炼的话，二元论也只是促使我们断断续续、反复无常地锻炼。
上手状态和在手状态就是习惯成自然和刻意练习的区别。当练习到一定程度之后，动作本身不会再消耗大量的精力，而是变成以一种自发反应。
我们的许多反应和决策是不是也处于“上手状态”。如果缺乏反思和停顿，我们就会快速地得出一个个结论，而不考虑这个结论真的是正确的么。
这种对健康的二元论无法督促我们持续地锻炼，因为它把身体和精神对立了起来。在锻炼中身体的改造所带来的精神改造远远被低估了。
我们不仅需要健康，还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日，我们却还没触碰到自己的极限。这跟“活在当下”和其他正能量口号关系不大，这是更牢固地掌握自己：我们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只有一点点生命力。我们不能期待着让上帝和神仙给予我们灵魂，自我是我们自己不断地、往往是有意识地创造的。在这里，锻炼是对存在的重担的回忆，当我们拾起这副重担时就会获得愉悦。
以热爱足球著称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曾经主张，永不停歇要把巨石推上山的西西弗斯是快乐的。那是他的石头，也就是他的责任，他的任务，不是别人的。锻炼带来的自豪也会给予我们同样的紧张的快乐，只不过我们就是石头。
我时常觉得我的大脑也如西西弗斯的巨石一般，它是如此容易地陷入自动驾驶模式，如此轻易地被恐惧和短视裹挟，所以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摇动自己的大脑。告诉它，拜托动一动脑子，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第一反应和情绪。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指出，日常的事务、学业和家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游戏，都是托尔金所说的“沉醉状态”。他们都有自己相应的规则、输赢和回报。把我们划分到不同阶级、性别、社区和职业的社会法则，和网球落到白线外就是失误这样的说法一样是人为的规定。不过，我们从小就相信这些规则是毋庸置疑、无法避免的事实，并且自觉投入进去：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自爱有一部分与我们的收入、职业荣誉和严谨的家教息息相关。布尔迪厄把这个现象叫做illusio1：人生这场游戏的利害关系，和我们对这些利害关系的付出。“人不是有意识地参与游戏，而是生来就在游戏之中，与游戏共生，”布尔迪厄写道，“而illusio、投资……的关系因为不自知而变得更加完整和绝对。”换句话说，把自身投入到网球或马拉松等第二世界并不是为了一场假模假式的演出去逃避现实，而是暂时选择另一场游戏。
第一世界也是一种游戏，只不过这个游戏和我们的利益、痛楚和快乐相关性太高，我们深深地沉浸在这个游戏中，所以我们无法轻松地对待它。因为失败的后果太严重了，我们的利益会直接受损。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游戏的话。玩得好还是玩得差都有剧情，都有情节，都是一种体验啊。
这就是为什么作弊那么让人感到讨厌：它不仅仅使人不用努力就能获得胜利，而且戳破了游戏这层膜。如果我们每人都遵守规则，沉醉状态才能继续。但当有对手作弊时，伪装会被揭开，我们就被拉出了第二世界。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它并不比市场或学校排名更假。问题在于作弊削弱了自由，它破坏了我们对这个世界做出的选择和由此而来的“特定的存在”。作弊毁了我们泾渭分明的幸福。
运动这个第二世界就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它规则清晰，人人公平。而我们生活的第一世界却如此混乱和充满了抄近道的可能性。当我们躲在人类自创的游戏世界中时，我们其实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我们感到如此安全和公平。
马蒂·弗里基诺在电影《健身》中对他的儿子，奥运先生参选者卢·弗里基诺说：“路易斯，你那匀称的身材，你知道，就像米开朗基罗雕刻出来的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弗里基诺是弗里基诺雕刻出来的——全新的面貌。
对自己的身体素质和线条负责。
换句话说，在我的谦卑中，我没有给上帝留出空间，而是留给了普普通通的现实：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不争的事实。我不能改变墙壁，但我可以多加注意它的特征。我还可以承认自己的肌肉和能力的不足，和让它们疏于锻炼的责任。这就是著名奥地利登山家哈勒在《白蜘蛛》里提到的一个人和“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的抗争。
人有自主能动性，但是同时也有无法改变的东西。当我们拒绝去接受现实时，我们始终在抗衡，使用大量的精力给自己构建一个虚假的世界，而不愿意真正开始思考。每个人都有一副上帝随机派发的牌，我们不能改变牌面，只能拿到什么牌就打。
梅尔扎克的理论的结论是，疼痛不是一个原始的刺激信号。它是脑内活动的一个模式，是对世界的回应，包括我们的“内在世界”：理想、价值、幻想、记忆。梅尔扎克写道：“刺激因素可以作为模式的诱因，但不会产生模式。”头脑会给疼痛上色，而头脑本身也被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上了色。
事实–>感受—>赋予意义–>作出反应。在我们构建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往往需要经过这四个步骤，但是每一环都有可能出现偏差。
事实：我们看到的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是我们的大脑自动补足了它，用自己幻想和惯性。例如看到别人叹气，觉得对方不喜欢自己。
感受：当我们接触一件新事物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冲击是最大，层次最多的。但是当我们习以为常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对它的感受就少了很多。除此之外，不同人的敏感程度也不同，所能提取的感受也不同。
赋予意义：事实孤立的存在，感受只是停留在感受的话，我们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现状。如果想要我们有所反应，就必须自己给这些事实和感受加上解释。在这里，文化和思维方式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当我们以为自己理直气壮的时候，应该等一下，问一问自己，你确定这四个步骤之间毫无差错么？对方和你用的是一套逻辑么？
娄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