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丹尼尔克莱恩

我听到了约翰·列侬唱出的那句著名歌词:“你左顾右盼做着各种打算,却不知道生活已然过去大半。”

 

从个人角度讲,我一点儿都不介意大众媒体上的那些灵性导师或者励志演讲家,无论他们穿成什么样。我敢肯定,他们的确想要试图回应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某种根本性需求

总算知道为啥那些励志鸡汤文怎么读都有理了,因为每一篇鸡汤文后面都站着一位哲学家,代表着一个哲学流派。因为哲学流派之间有相互冲突的部分,所以那些鸡汤文的标题也是互相冲突的。换句话说,本来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定论的,没有标准答案的。

以思考为工作的哲学家想了几千年都没想明白的事情,鸡汤文作者怎么能想明白呢。神化与崇拜励志文写手更是无稽之谈了,只不过是人为了逃避责任和思考选择的捷径而已。如果他成功了,我按照他的办法也能成功吧。即使不能成功,我也要骗自己我一定在成功的路上,不然我的崇拜和付出的金钱不都证明我是个傻子。

17世纪中期,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刚刚登陆英伦时,喝过茶的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歌颂这种“催眠品”(2)简直让他们欣喜若狂。有些人说喝过之后,连续几日都无法入睡,一杯这样的东西就能让他们兴奋不安、意乱情迷。根据18世纪一位评论家的叙述,由于喝茶很容易习惯成自然,所以没过多久,整个不列颠就养成了对茶的严重依赖。那么,为什么21世纪伦敦的普通女性一天喝五杯茶却看起来很淡定,远远没有达到狂喜的程度呢?因为以前的茶更浓、劲儿更大?

可能性不大。更可能的是,亢奋、恍惚、迷醉的状态总是相对于“正常的”意识观念而言,这个正常既是针对个人,也是针对他身处的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所有英国人都养成了“茶的意识观念”。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每个人都喝茶,而是因为有足够数量的人喝过或者在喝,由此而来的意识观念成为了常态。从茶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文化影响着日常语言与人际互动,最终变成了成功的社交活动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感觉到亢奋,唯一的途径是有东西能让你觉得比平时更亢奋。那位伦敦的贵妇要想感觉更欣喜若狂一点儿,就应该试试别的东西,比如,在喝茶的时间来一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但很显然,这只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因为一段时间之后,“苏格兰威士忌的意识观念”就会成为她之后的惯常意识。
现在的关键是,知道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点,是很让人郁闷的一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快乐的顶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点。那边总会有座更高的山。对于一个寻找终极快乐的人来说,这个认识无异于当头棒喝,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不过别担心,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座山头很快就会成为新的意识常态,而我们的幸福感多多少少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很多标准都是相对的,以17世纪的英国贵妇标准来看,现代人每天给自己灌那么多茶和咖啡,已经处于一个极度亢奋和理想的状态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这些概念不是固定的,随着历史发展而改变,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正常,也只不过时代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

知道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点,就意味着亢奋这件事没有顶点。追求峰值体验的人是在和无限赛跑。放弃追求顶点也是一种选择。

首先,欲求我们现在没有的东西,会削弱甚至抵消我们对现在已拥有之物的感激;其次,花点儿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真的得到某种自己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后果,就会发现那只会使我们踏着步子又回到原地——开始渴望别的东西。所以,总的教训是:享受当下——花开堪折直须折
我们不但应该考虑清楚总是贪得无厌地想要更多的结果是什么,还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全部欲望所带来的收益。比如,假如你随心所欲,把邻居的老婆给上了,你觉得自己的真实感受会是什么?如果把你的负罪感和安排偷腥时间的麻烦也算进去,这一切还值得吗?

果真如此?对于我们预见满意结果的能力,现代心理学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那本了不起的著作《哈佛幸福课》(StumblingonHappiness)中就曾论证道,从选择同谁出双入对到去哪儿安家,在预估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幸福的问题上,人类的成人类的成绩一直都差得很。

吉尔伯特说,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仔细斟酌各种选择找到幸福的概率,基本上和抛硬币找到幸福的机会差不多。

人就是在不断地渴求和适应之中摇摆,如果一直把眼光放在更高处,而无视现在所拥有的,那么fullfilling的感觉永远不会轮到你头上。

单纬度上追求极限,而无视其他维度的考量,也许结果不是你想要的。ex: 加班工作而放弃了生活与身体。

“我们通过仔细斟酌各种选择找到幸福的概率,基本上和抛硬币找到幸福的机会差不多。” 太悲惨了吧,这个断论。不过,我有些同意。因为等到你奋斗多年拿到了你要的东西,但是未来的你已经有了新的需求,奋斗多年所得结果与你新的需求并不相配。

从这个角度看,在年轻的时候希望摆脱迷茫,找到一生的道路和目标,这件事情很愚蠢。因为你的需求是会变的,让你感到幸福和有动力的东西也会改变,你想只用二十几岁的标准来决定未来你起码六十多年的人生么。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曾经获得的体验和成果只要在当时给我们带来了满足和快乐就够了,即使那个成就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毫无作用,但是我当时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与其将未来的人生看作一个整体,需要我去统一决断的想法相比,我更想把自己的未来人生切成一段段时光(3-5年一段)。因为人的预测能力很弱,需求又很会改变。我想解决人生幸福问题的更好办法不是找到一套目标套用一生,争取提高全人生幸福感。而是,为每一段时光设定一套目标,局部优化,用每段的幸福的叠加达到整个人生幸福感的总和。

前者会需要牺牲一段时间,而为了未来收割更多成果。而采取后者的办法,我会一直觉得很幸福。换句话说,我看的不是我的一生幸福总量,不是平均幸福感,而是我每一天的幸福水位(均匀分布我的幸福感)。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在弥留之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那个瞬间,我感到了千万级的幸福感,没过几分钟我就嗝屁了。因为生命终点的幸福感峰值使我的一生平均幸福感和幸福总量都被大大地拉高了。但是仔细数一数自己感到快乐的时间会很短,感到折磨的时间会很长。这种人生不是我要的。

用图来表示的话:

我不想要的幸福感分布(即使这种被社会所推崇: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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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追求的幸福感分布Jietu20190509-053600@2x

总而言之,我不会感受到非常高的幸福感峰值,但是我每天都会很愉快。

对自己这种“纯粹的快乐是生活的唯一目的”的哲学,亚里斯提卜并没有含糊其词,反而逼着我扪心自问:真的有半享乐主义者这种人存在吗?如果有的话,剩下的那一半是什么?懦夫?

因为在我知道的哲学家中,还没有哪一位像皮尔斯这样,能迫使我们思考享乐主义的根基——难道我们生命中想拥有的,就只有快乐吗?

哲学问题:你愿意像猪一样,不愁吃穿,无忧无虑过一生;还是和人一样有痛苦有忧虑地过一生?

你也许会难住一下,思考要怎么办。即便你作出了选择,比如说决定当猪。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你还是会摇摆在两者之间,因为人就是既追求短期幸福感,又是追求意义感的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这种两分法不能指导实际。

展示了为什么直面自杀可以让人找到活着的终极理由,且不论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一旦决然地明白了生存与否是自己的选择之后,就会到达要么有理由活着要么没有的关口。模棱两可结束了,选择继续活着——选择生命——就成了创造自己生命意义的前奏。我们选择继续活着是有理由的,即便这个理由没有多明确具体,仅仅是“我不想死”而已。

反过来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以转化成“我还没有结束我生命的理由是什么?”

而他所说的,就是人不同于物品——比如我的烤面包机,不能用他的特性来定义。烤面包机被制造出来是为了烤面包,烤面包的能力就是它的目的和本质。但是,我们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自己最根本的特性和目的,所以说人拥有某种无法更改的、决定性的本质是说不通的。首先,我们存在;然后,我们创造自己。而我的烤面包机想做也做不到这一点。
但那些重要的东西,那些本质上让我成为一个独立个人的特质——比如,我希望怎么生活,我要用有限的生命来做些什么,我愿意为什么献出生命——是由我来决定的。它们是人人都可争取的,我也有份儿。

萨特列出来的那些我们无意间将自己变成物品的各种行为——那些好像在表明本质先于存在的行为——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双肩一耸,说几句话,就把创造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抽烟是因为我有成瘾性人格——我就是这种人”,或者“我信仰的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我的成长方式就是这样的”。

另一种逃避的方式是,将我们的本质天性等同于某个已被预先设定好的角色身份,比如,某位妻子会说:“我是别人的妻子,这就是我的身份。”当然,我们选择“妻子”的身份,是完全真实的,但要是我们认为自己已经预先被这身份决定好了——这就是我们无法更改的本质天性——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物品。

“日常性”(everydayness)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描述的是我们太沉湎于日常生活的常规事务和角色扮演,无法全然有意识地体会我们是谁,又能做哪些选择。

 

尼采认同是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人生这个观点,却坚持并非所有选择的人生意义都是被平等创造出来的,有些意义从内在上就要比其他的好一些——好出一个关键数量级。在读尼采之前,我一直觉得,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来的话,悠闲逍遥的生活可能会让我感到最快乐。没啥大起大落,全是简单的快乐——低调的美式伊壁鸠鲁主义。
别急着下结论,尼采说道。我们中的有些人,有能力去过一种超乎寻常的生活,我们有责任去追求它,全面参与到他所谓的“肯定生命”。
或许巴斯比满足于按着既定的宗教、社会原则和规范,简单舒服地度过人生。但尼采却认为,巴斯比是个懦夫,所以才选择这种人生。事实上尼采说的是,巴斯比根本就没有选择他的人生,而是接受了社会给他写好的剧本后,按部就班地生活而已。他无法摆脱自己的“羊群效应”,因为他首先就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羊群的一分子。巴斯比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内心的感受。结果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彻底地活着——他从来没有真正活过。
首先,一个有志于达成这种个人真实的人,不能再靠那些所谓超越生命的事物——如神或者灵魂——来解读自己,而是要把它们抛到一边。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因此这里必须是他的出发点。对他而言,远离自己的心理和智力遗产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挣扎,一直潜伏的危险。
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言简意赅地用一句话阐明了尼采的可替代选择:“关键在于……一个人要面对自己所有错综复杂的状态去生活,而这些状态比那些八面玲珑地游走在世间的文明人所知晓的要更黑暗,更矛盾,更像是冲动与激情、残忍与欣喜和疯狂间的一场混战。
最终,我们中的很多人,无论是潮还是不太潮,都在不经意间停止了与仍在内心涌动的那些矛盾做挣扎。就像巴斯比一样,我们逐渐开始安于现状,接受我们“赞爆了”的新生活。或许对某些人来说,有严厉的警察、不满的父母在,生活仍然充满了危险,但我们又对内心不一致与存在主义恐惧的危险避之不及。一个真正的尼采主义者,会直面生活中每一个这样的时刻。比如,很少见嬉皮士会承认,他内心中的某个部分——很微小的一部分——其实很愿意和一妻二子一条狗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但是哲学)能展示出那些熟悉事物的不熟悉一面,让我们的好奇心生生不息。”我尤其喜欢最后那两句。个中缘由之一是,它们蕴含着我心目中专治无聊的最强效的灵药。
我敢肯定,在我父亲眼里,这些只是更多的精神自慰而已。不过我完全理解他的看法。我的这些遐思无疑派不上什么实际的用场,但是,它们确实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充满生气,所以我非常感谢这种被哲学阅读滋养而成的思考能力。更何况,那些候诊室里的遐想的确帮我打发时间了呢。

我想,这些东西——问题、答案、对答案的质疑……下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哲学家的全部工作吧。这就好比想开着赛车来一次惊心动魄的狂飙,却发现行车道原来是一条莫比乌斯环。但我有啥好说的呢?我似乎从来不会厌倦这段旅程。

这也是我做白日梦或者奇思妙想的时候的感觉。虽然在我脑中发生的这些并没有实际效用,但是在其中我感到非常愉快和充满生机。

当然,有些哲学家对友情抱持的态度比较负面。法国的箴言大师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1)就曾写道:“人们所谓的友谊只是一种社交活动安排,一种彼此间的利益调整和互相帮助而已,归根到底是一桩交易。而在这桩交易中,利己之心总是想为自己赚点儿什么。”是的,我们都有过这类关系吧——比如那些实际上更多是为了操纵利用而非互相陪伴的关系,那些更多把交往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的关系。但是,真诚、坦率、信任的关系也还是存在的。这一点可以用我最珍视的友谊打包票,而且我还无比荣幸地娶到了一个我愿意托付终身的人。

拉罗什富科对友谊的负面评价现在披上了一件更为阴险的外衣,开始大行其道,那就是所谓的“建立分寸感”。从菲尔医生(2)到《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精神健康的贴士专家们都对其深信不疑。这种观点认为,你应该有意识地设定一些界限,摆明你愿意和你爱的人或者为你爱的人做什么。这样你就不会在感情中被惹恼或激怒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分寸感,愿意为朋友牺牲什么,可以忍受他们的哪些行为,甚至是能和他们聊什么,都要搞搞清楚。这样我们的友情才能更健康,更平和。
他写道:“完善的友爱是好人和在德行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因为首先,他们相互间都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而他们自身也都是好人。”简言之就是,合适的伴侣会被对方的本质性格所吸引。“他们爱朋友是因其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而且“这样的友爱自然地是持久的,因为朋友所具有的所有特性都包含在这种友爱中”。

最近更相信的观点是:交朋友不是从他们的社会效用出发,而是他们的个人品格。如果他们能拥有和我不一样的体验、思维与知识,那就更棒了。

哲学的悲观主义,并不单单是一种对生活的沮丧态度,而是对进步这个概念的驳斥。它责备的是西方那种热烈追求一个更完美世界的风气,是那些推动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我们尝试过的那些自我提升的策略。不管我们是否情愿,这个充满了暗门的世界都会随意将我们扔进沮丧和绝望的陷阱,所以致力于追求进步就是个玩笑,而且还是个很变态的玩笑。
在这个年代,绝望到认为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很少会被认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世界观。不会的,那是病,得治。如果我和精神病专家说,你要是把存在主义无聊当作一种病来治,那就是无端假定了生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乐呵呵和充满希望的,他肯定会看着我,认为我脑子里出了毛病。大多数心理医生预先认定了生活的目的是积极起来,拥有一种幸福感,抱持任何其他感受或想法都是不健康的。但要是一个人经过哲学的沉思之后,还是发觉人生是空洞虚无的呢?不管是经过理性思考,还是源自内心的直觉,他还是找不到任何生命的意义所在怎么办?难道这就意味着该吃百忧解了吗?

“不管我们是否情愿,这个充满了暗门的世界都会随意将我们扔进沮丧和绝望的陷阱,所以致力于追求进步就是个玩笑,而且还是个很变态的玩笑。” 这就是事实。无论你如何努力,你依然会因为运气原因失去一切。

也许,消极生活也可以是一种正常。

对宇宙而言,人的生命并不比一只牡蛎更重要。
但是,看待这个关于牡蛎的谜团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美国流行哲学学派“美好人生”派的理论家们采用的角度。(好吧,其实没有什么正规学派叫这个名字,不过这并不妨碍我这么考虑。)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渺小的人生可以造成巨大的连锁效应。就如二级天使克拉伦斯·奥德伯蒂展示的那样,来看看假若乔治·贝利没有活过的话,贝德福德瀑布城人们的生活会有多大的不同吧。有情景很糟糕,原因就是乔治那些点滴的善行,曾对周围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即便我们跟牡蛎一样,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也会造成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但是如何对待这个现实,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态度。

不过,我要嘲笑一下他最后的那句俏皮话:在104岁高龄时,他跟朋友阿特纳奥斯说,他之所以长寿,要归功于“我做事从来都不仅仅为了快乐”。

吧—嗒,锵!

原文为Badumching。在脱口秀喜剧表演中,表演者讲完一个笑话之后,经常会有伴奏乐队用架子鼓敲出三个音符,以示笑话讲完了,同时也表示“逗你玩”的意思。

 

所有可行的选择似乎都比任何单个选择要好。这是因为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拿所有选择的重量和其中一个比。为什么要提到这么愚蠢的误算呢?

是的,我们比较的已经不是实际的选项,而是脑中理想的选项和实际的一个选项,这样的话怎么看,都不会满意的。

但“何必羞愧”这句话,却越来越叫我感到困惑。和我认识的很多人一样,我有时候也会觉得生活在幸运的泡泡里是一种罪过,因为我经常会忽视,在泡泡外面的那个大千世界里,邪恶正在像疯狗一样肆意横行。做一个有良心的享乐主义者叫人泄气,因为我发现自己感觉良好这种事常常要以剥夺别人为代价,然后还得考虑哪个对我而言更重要一些:感觉良好还是品行良好?

让我想起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一文中的描述,安德烈写信(?)给母亲龙应台说,有一天他带着一个很美味和大份的披萨回家,正好电视里在播放非洲小孩因为贫困而吃不上饭,饥肠辘辘。那个瞬间人是应该对自己的物质丰富而愧疚么?还是直接关掉电视?安德烈说,自己就是那个直接关掉电视,然后开始大口吃披萨的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不够人道?

对这个观点,我觉得人应该先满足的自己的欲望,有余力再帮助别人。但是,如果自己已经彻底陷入贪婪的漩涡,只想要得更多的话,需要对自己的生活理念进行重新检视。

在解读《塔木德》时,中世纪学者迈蒙尼德就展示了Tzedakah(慈善)的不同层次,从最低到最高依次是:1.很不情愿地提供施舍。2.心甘情愿提供施舍,但不倾己所有。3.别人求助时才提供施舍。4.别人求助前便提供施舍。5.施舍时不知道受惠人是谁,但对方却知道你的身份。6.施舍时知道受惠人是谁,但对方却不知道你的身份。7.施舍时,双方互不知晓对方的身份。8.帮助受惠者做到自力更生。

 

根本问题在于,在当今世界里,不同族群的成员时时刻刻都会撞上对方,国家族群、政治族群、宗教族群、封闭的社区族群,等等,不一而足。这年头,出门没有碰见别的族群的人是不可能的。说到这个,就连坐飞机出游或者就看看报纸,我们也到处都能碰到别的族群的成员。格林得出的结论是,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要弄清楚怎样才能消除我们的族群本能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多族群世界之间的隔阂

文化和文化之间总是有隔阂的,文化背景和脑中意识到他和我长得不一样,都成为了跨文化交流的障碍。open minded is hard to execute.

“想象一下,德里克·帕菲特正在一个分子接一个分子地变成葛丽泰·嘉宝。在整个过程开始之初,德里克·帕菲特还存在;当过程结束时,他显然已经不存在了。德里克·帕菲特没有了,现在只有葛丽泰·嘉宝。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改变是何时发生的?德里克什么时候不再存在,而变成了葛丽泰?如果你稍微花点儿时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就会明白,某个单独的转变点显然不可能存在——甚至都不能说在某一秒的时候,德里克消失了,变成了葛丽泰。你看到的是某种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那个人变得和我们认识的德里克越来越不同,再说那个人是德里克就越来越不对了,而说他已经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却越来越正确了。”

在这个嘉宝幻想中,帕菲特要表明的是,人格同一性是一个度的问题,也就是“不再是帕菲特,而是越来越嘉宝了”。类比一下,在非思维实验的真实生活里,我们记忆中的经历,包括过去的思想和情感记忆,也是一种度的变化,而且刻度是从弱到强。这样的话,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我们的人格同一性更多是由那些较强的记忆构成的,而非那些较弱的记忆。同理,我们的信念和品位也是这样。

简言之就是,人格同一性并非如我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某种静止、绝对的现象。那是一种错觉,因为同一性说到底是个度的问题,都是相对而言。如果我的妻子对我说,“你已经不是我当初嫁给的那个男人了”,帕菲特肯定会说她的话言之有理。事实上,在某个时候,如果我变得越来越嘉宝,不再像丹尼了,那我妻子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离开我的——好吧,其实离开的已经不是我了。

人是一直变化的,事情也是一直变化的,为了继续当初的约定,我们都要努力才行。但是,如果一方无法履行约定,也不是他的错。但是彼此必须坦诚想法和感受。

但其他时候——或许就是那些活得比较肤浅的时期——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我去读传道者的训诫,是为了让自己难受,因为我觉得垂头丧气对自己也有好处。不过我承认,传道者的格言让我苦恼的原因之一其实很琐碎:

小时候,每当我问母亲吃完晚饭后可不可以出去玩,她总会回答:“不行,你今天已经玩够了!”母亲的意思是,玩过了度对我不好,会让我变得一无是处。颤抖吧,你们这些一生只想追求吃喝玩乐的人!

从这么小的时候,我们的脑中就被植入了“你不能太快乐” 这个信息哇。

而且我最近还认识到,即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无法想象我女儿或者孙女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不管什么时候想起她们,光是她们的存在就已经让我觉得很有意义了。这样充满生气和美好的造物怎么可能无足轻重?

自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在亲人眼里,你的存在本身就充满意义。

随着新无神论者的拥趸越来越多,我还注意到一种新形式的宗教不宽容在日渐升温:非信徒抨击宗教本身,有时甚至面对面地抨击信教者个人。最近,我的一位好友参加了某个亲戚举行的犹太教正统派婚礼。在正统派的仪式和庆祝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男性和女性无论祈祷还是跳舞,都要分开进行。我的朋友认为这是对女权主义的攻击,于是在婚礼上表示抗议。他不认同他们的风俗习惯,所以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这虽然不是开枪乱扫,甚至连扔石头都算不上,但仍然是一种不宽容,仍然是“我的信仰体系要比你的信仰体系更优越”。

我这一生中经常会听人们说,宗教是头脑简单之人的避难所,是“大众的精神鸦片”。而每当我身处那些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认为自己没有偏见、思想开放的人中间时,也会注意到他们不但经常把信教人士说成是为了弥补心理需求而欺骗自己的愚钝之人,还认为在座的人也会点头称是。简言之,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无神论看成了“唯一正确的宗教”。

无神论是另一种宗教。

科学也是另一种宗教。所有东西都要能够被测量,和被证伪才能说是对的吗?

在桑顿·怀尔德的那部经典剧目《我们的小镇》(OurTown)中,有一段平实、简单的文字,至今仍然萦绕在我心头,启迪着我。它深刻地表达了充分欣赏生命的庄严之感与这样做的难度。在剧中,已经故去的艾米丽以无形之身重返小镇,看到她所爱的人对他们的生命缺乏意识后,十分难过:

艾米丽:有没有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在每一分钟,认识到生命是什么?

舞台经理(剧中的一个角色)回答:没有。圣徒和诗人或许会……他们会意识到一点儿吧。

局中人与局外人。

多年后,我回顾起我的年轻时的留学生活,一定觉得自己活得很奢侈,在大学里学习真的是精神上的奢侈。

要活得好像你是在活第二次一样,好像你第一次活的时候做错了什么。”
但有了弗兰克的思维实验,我坐下来时,便有了一个具体的故事——出于实验目的暂时被假定为出了“错误”的那个人生。弗兰克给了我一个激发自己想象力的工具,让我可以梦想出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也许你可以想到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更贴合本心,更少的妥协。

根据他诊治病人的经验,菲利普斯总结道:“我们认为,比起那些实际上有过的经历,我们更了解自己未曾拥有的经历。”我们假想的“未曾经历的人生”变得比正在过的生活还要清晰生动,更具意义。“不可能之事变成了我们的人生故事……面对无法过上的人生,我们的生活也变成了对它旷日持久的哀悼和没完没了的痛苦。

虽然人在当下的道路上,却永远思念另一条道路。‘

《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罗伯特·弗罗斯特

黄色的林子里有两条路,
很遗憾我无法同时选择两者
身在旅途的我久久站立
对着其中一条极目眺望
直到它蜿蜒拐进远处的树丛。
我选择了另外的一条,天经地义,
也许更为诱人
因为它充满荆棘,需要开拓;
然而这样的路过
并未引起太大的改变。
那天清晨这两条小路一起静卧在
无人踩过的树叶丛中
哦,我把另一条路留给了明天!
明知路连着路,
我不知是否该回头。
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
许多许多年以后:
林子里有两条路,我——
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
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和我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也时不时会参与心理治疗。当然,我的部分动机是想对自己和生活各方面感觉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诱因在当时也非常盛行:深入地了解我是谁。这似乎是省察人生、忠于自我这些观念的自然延伸。心理治疗在一个勤奋学生的教育中,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在此过程中,我们很多人都“发现”,是父母造成了我们一堆神经质的习惯和强迫症似的行为。于是,我们又翻出了那些自认为在童年时遭受轻视和情感创伤的场景,结果当然就是,我们开始恨起了自己的父母。
憎恶我们的教育成长环境经常产生的效果是,愤怒替代了不满。但总体而言,这可不算什么提升,我们还是深陷于痛苦的情绪当中。从亚当·菲利普斯的观点来看,我们仍在用自我认知过滤我们的经历。

哈哈哈哈,中国当代年轻人就在重复这个模式。原生家庭是多么热门的词汇哇。

你以为你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家伙了,这件事情怎么偏偏掉在我的头上。不是哦,在你之前的很多人,和你一个年纪的很多人,和未来的很多人,都会面临一样的困境。所以,你不孤单,多种解决方法也已经被前人写好。

如果你相信感到难过或者忧虑得足够久,便能改变过去或未来的某件事,那你一定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另一种现实体系当中。对于詹姆斯的建议,我还有最后一点想法,借用16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的那句妙语来说就是:“我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可怕的不幸,而且多数从未发生过。

自己吓自己。

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有太多时间都花在了思考“接下来干什么”的问题上。比如吃晚饭时,我会想饭后准备读哪本书或者看哪部电影,却根本没注意细心咀嚼嘴里那美味的土豆泥。
世界几大主要宗教的根本原则之一,便是人世间的生活微不足道,它只是通向真正的生命——也就是永恒的来生——的舞台。我们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是为天堂的生活做准备,确保自己有资格去享受它。除此以外,人这芥子般的生命实在乏善可陈。这样,我们的人生就成了一个个无休无止的“接下来干什么”。我们在人间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为了来生。
有些人渐渐游离于现实之外,希望得到某种比存在于此时此地的那些更好的东西。其他人,比如我,会不知不觉陷入到“接下来怎么办”的思考中。

而另一种更加彻底地想要避免沉浸在当下的方式,则将人生的种种视为各个准备阶段,从准备晚餐到准备来生,中间还要准备期末考试。但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固执地沉迷于过去,要么怀旧,要么悔恨,或二者兼而有之。

当然,对未来没有期待的人生会有严重的弊端。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提前做准备,把食物采购回来,那我们到了晚饭点上,食品柜里就会没有吃的。斯诺克斯一辈子没规划过自己的“狗生”,要是把一切都交给它来处理,那它每天都会非常非常饿(作为我们交易的一部分,我会计划和准备它的三餐)。不过,斯诺克斯虽然可能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悔恨的能力,但却拥有活在当下的天赋。而且从现成的线索来看——眼睛炯炯有神,尾巴摇来晃去——它几乎在每个当下的时刻都能“快意狗生”。

人类意识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做规划占了去,尤其是我们还习惯在脑子里像循环播放一首歌一样,不停地评估那些计划。我认识的不少人都喜欢把每天想要完成的事情列成详细的待办清单。有些人告诉我,每完成一个待办事项后打一个钩,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享受。这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有时候似乎打钩的快感比做事情本身还要强烈。

曾经的我就是一个计划通,但是我会暗暗想:啥时候我才能享受我的生命呢?我还要等多久,才能达到我的心中标准。

我现在的想法转变了。一定的计划性是好的,但是要警惕计划这件事情,会让人难以沉浸在当下,活在当下。永远为未来准备,为过去遗憾。如果一直为未来而努力,就是把自己的真正人生一直摆放在遥不可及的未来,这种情况下如何说自己是活着的?

认为,这就是尼布尔说出“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这句妙语时的心中所想吧。与政治信条和广告标语一样,人生哲学也会在文化中崛起和衰亡。

 

这样,我就又绕回到了各种类型的享乐主义那里。没有什么比全心投入一项令人无限愉悦的活动,更能让人彻底地融入此时此地了。事实上,这是一箭双雕的好事——一来活动本身会引发快乐,二来快乐又会因活动将我们置于此时此地这个愉快的空间里而加倍。对一些人来说,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网球就是快乐;对另一些人来说,做一个蛋奶酥也很开心。性爱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欢愉,而对某些人而言,同哲学问题嬉戏玩闹一下,就能心满意足地达到目的了。

成为哪一种享乐主义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做出这个选择,却通常需要我们挑战文化、部族、宗教和家庭中的那些规矩教条和风俗传统。这种“老辈传下来的理儿”,往往会横亘在我们与自己最渴望的欲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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