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把私己隐蔽得很深,因此就必须有敏锐的眼力见。眼力见是不需要语言的,因此无言的眼力见的交流要比语言的交流来得多。乌云密布的天空开始下雨了,媳妇一边奶着孩子边熨衣服,旁边屋子里的婆婆发话了:“小乖乖啊,要不要奶奶背啊?”这话可不是对吃奶的孙子说的,而是婆婆对媳妇的吩时,让媳妇快去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媳妇用自己的眼力见领会了话里的意思,赶紧出去收衣服。
还有一种情况。
又要去菜地摘菜回来炖汤,又要烧火做饭,还要看护幼子,螅忙得是不可开交,而婆婆却在屋里抽烟袋。于是媳妇照着婆的狗身上踢一脚,或对着门前溜达的鸡破口大骂,这样,屋里的婆以自己的眼力见领会其中的意思,提着篮子去菜地摘菜倒也罢了、如若继续僵持“你即便不说,我也想着歇会儿就去菜地的,看这飞狗跳的,看看到底谁厉害”,媳妇就会冲着背上的幼儿自言自语道你苦命的娘呀,长三只手也不够啊。”
这些话是需要用眼力见来理解的,若翻译成不需要用眼力见来理解的西方式对白,则是“我背着孩子烧火做饭,忙不过来,你能不能提上篮子,帮我去地摘些炖汤的菜?” “行啊,你即便不说,我也想着抽完这袋烟就去呢。等我五分钟。“ “好,五分钟后你要履行你说的话。” “知道了,你放心。”
从家庭这一小集体,到国家这一巨大集团,韩国人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审时度势的眼力见作着交流。若按眼力见温和行事,则如收衣服的媳妇一样,不会发生冲突,维持住家中的和睦。而若像那不愿去菜地的婆婆一般,则彼此顿生憎恶与罅隙。
婆婆得有眼力见,能从媳妇生柴火的架势中,从媳妇给浆的麻布,方内裙的硬度中,感知到媳妇的反抗;把握媳妇背上孩子哭声的质量时间、场合等,识别是否是媳妇掐了孩子屁股把孩子弄哭的。因为屁股的哭声和狗被踢的叫声,都是媳妇胸中不满的代言。如今的盛饭勺都是塑料制品了,不会发出多大的声音,以往媳妇刚饭勺的巨大声响,可是借助眼力见这一媒介而发出的强烈宣言。因此,韩国人用眼和耳说的话可比用嘴巴说的要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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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伸到窗外看外面是否下雨时,欧洲人是手背朝上,而韩国人则是手心朝上。有传教士根据对待上天时手的表里,来判断敬天思想的浓重程度,这也许在逻辑上有些牵强,但韩国人的敬天思想尤为强烈,这应该不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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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杂碎汤馆子要一盘白煮肉,或在啤酒店点个炸薯片,几人坐在一起吃时,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盘子里剩下的最后片是没有人吃的,最后就剩在盘子里。
虽然可以夹来吃,但不知怎么,要夹来吃的话,就会生出一种抱歉、难为情,感到自己没教养,羞愧难当之情,从而使得筷子无法往前伸。不管是什么食物,每个韩国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对这最后片的回避,是韩国人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在外国人的餐桌上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盘子里有很多片肉或薯片时,可以以“我们”的资格去吃,而当去夹那最后一片时,埋没在“我们”中的“我”就会显露出来,成为一种有损于“我们”的行为,因而感到抱歉、感到难为情、感到没教养,产生负罪感。
在“我们”至上的社会,“我”的显露总是会带来负罪感。韩国人的进餐过程中,总伴随有对“我们”的考虑。不能因为好吃、眼馋,就不顾“我们”的眼色,专拣好吃的吃;也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先扫到自己的盘子里,确保自己的那一份,然后开吃。
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约定,说最后这一片不能吃;也并不存在什么迷信,说吃了这最后一片,就会有不幸事件发生。但盘子里的最后一片,总是没人伸筷子,最后就剩在盘子里被撤走。记得有次参加小孩子的周岁庆,我怎么也不好意思去吃盘子里剩的最后块蛋糕。通过与国外生活的比较,我发现韩国人饮食习惯中对盘子里最后一片的回避,是韩国人所固有的一种倾向。那么,这种倾向的背后,是什么传统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呢?
假设吃了盘子里剩下的最后一片肉,吃肉者就会想,其他人会因为我吃了这片肉而觉得我没有教养。也就是说,韩国人执着于在平等的立场上,吃同等的分量,从而在同吃的集团中保持平衡和稳定;而若去吃最后剩下的一片肉,则会打破集团的这一平衡,显露出自己的过度欲求,这在集团生活中是异端行为。个体常常受到集团无言的监视,而在西方社会中,想吃掉最后一片肉的本能欲望并不受集团的制止或监视。韩国人已养成为集团而牺牲自己的习惯,而西方人则较少自我牺牲。两者的差异使得“最后一片肉”的韩国式阐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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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用到“叶钱”这个词。叶钱是铜质的,价钱低,是劣等货。“叶钱”还用来称呼国人,如“还不就是叶钱么”,“叶钱做的事情不就这样么”说这些话的人,把自己排除在了“叶钱”之外。
thoong ee这个词也是一样。thoong ee是隐语，指小偷。村子里手脚不干净的女人,学校里喜欢小偷小摸的坏孩子,骂这些人时,常用的就是“thoong ee”。然面,读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时,偶然从一段文的语源,感觉便不爽起来。
“thoong ee”是外来词,汉语称韩国人的“东夷”,发现发音正是“thoong ee”。中国人把自己叫作“中华”,称周围的异族则用卑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韩国也包括在内。于是,前往中国的韩国人自我贬低,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东夷”,以示对中国的尊敬有些良识和主心骨的人,到了中国与人笔谈时,把“东夷”的“夷”字写作“彝”,表现出对“事大主义”的反抗意识,尽管只是一字之差。
那么,这“thoong ee’”为何会用来指称“小偷”呢?从以前许多使臣们的“燕行记录”中,可以找到解释。使臣们的很多下人,如马夫、轿夫等,在漫漫路途中,常常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因此使臣所到之处,路两边的居民一看到这“东夷”来到,便关店上锁。被掳掠到中国的韩国人,赎身后聚居起来,形成了叫作“高丽堡”的村子。有一天,使臣出行到此。然而到了这韩国人的村子,也是抢掠偷盗不断,还强迫村民设宴招待。这些可怜的韩侨无以应对,只好关门上锁,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听到故国消息。思乡心切只好两眼含泪,从门缝中偷看。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thoong ee原本是自嘲之词,如今却在青少年中延续着生命,这不能不是件可悲的事情。中国话变成韩国话,又被用于韩国人改造这个词的人把自己放在中国人才具有的地位上,将自己排除在韩国人的行列外,想靠中国身份来挽救自己于卑贱的“东夷”之中只有具有这样的气度,“thoong ee”一词才能流传开来,并延续它的生命。
高丽臭”这个外来词也是一样。这个曾经的汉语词汇是指韩国人身体发出的恶臭,引进韩国后,被改造为韩国词“go lin nea”,意指“臭味”,成为常用词广为使用,这也是韩国人某种意识结构的产物,与前面所举的例子一脉相通。跟随赴清使臣作“燕行”的朝鲜奴仆及轿夫,他们肮脏的身体所发出的恶臭实在是厉害,因而有了“高丽臭”一词。
真想把这两个贬低自己民族的耻辱词语从语言中抹去,然而如今非但没有抹去,还被我们爱之、重之当作宝贝接受过来,变成韩国语词汇继续使用,这不能不是嫌恶做韩国人的韩国人所共有的意识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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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恶吏放在锅里煮,这一公开刑该是又残酷惊险,又大快心的这一烹刑是否一直存在到大韩帝国末期呢?《朝鲜的行政一书中记录有关于烹刑的见闻,此书是韩末曾到京城参与过行政事务后任京城刑务所所长的中桥所著,引用如下有一种叫作“烹刑”的制裁刑,又名“煮刑”,从名称来看,此刑之残酷甚于死刑,是最大最重的极刑,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既不是生命刑,也不是身体刑,执行起来有如看喜剧一样要员该,这一“烹刑”是只加于渎职官吏的制裁刑,执行方法如下：
临时在钟路人流密集的桥上搭建一座大灶台,上面架上一口大锅。灶内放入木柴,好假装生火。灶前加上一道屏风,周围支起军幕,制作成裁判席。裁判席是前来莅会的捕盗队长安坐之处。这些准备结束后,捕盗队长郑重就座,罪人则待命。罪人绑缚着,跪在大锅木盖上。捕盗队长向罪人严肃地宣布罪名,并下令行刑。一般来说,捕盗队长宣告完判决后,行刑便告完成;但有时也在大锅中放入温水,将罪人摁在里面。有时则将罪人丢在空锅里,盖上盖子,然后假装在灶内生火。烹刑的执行方式,是取决于渎职官员的罪行程度,还是临时看着办,这不得而知,仅从刑罚的执行上来看,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行刑,不如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使其斯文扫地的一种样式。
受烹刑者的生命虽得以延续,但其余生必须得像被处死刑者一样度过。行完烹刑后,湿淋淋的罪人被从大锅中拉出,交给罪人的家属。此时,罪人不能像活人那样行动,而必须如被热水煮死的尸体一般。家属接到这一活死人后,必须号啕大哭,悲痛欲绝,如同面对死去的家主。家属要遵从丧礼,将罪人运回家时,也要跟在后面大声痛哭才行。运回家后,要按着和死人一样的步骤举行丧礼,并符合这一活死人的身份和规格。丧礼结束后,这一渎职罪人便被剥夺了公民权,不得正式与亲朋好友见面,只能关在家中,和家人一起。
外国人见了,也许会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刑法因为这不是身体刑。然而对于颜面、名声以及家门的名誉重于生命的韩国人而言,这无疑是比身体刑更加严厉的重刑。支撑着韩国社会秩序的乡约法则中，也将名誉刑作为比身体刑更重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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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和“孝”中,韩国人将哪一个摆在前面呢?壬辰倭乱时,官任牧使的成泳因亲丧正在家服丧,接到诏命后从军,任江原道巡察使。服丧这一家庭理念和从军这一国家理念中何者更具价值?从成泳来看,他选择的是后者,也许他的这一选择是极为正确的,但他的这一选择却在后世引起了很多争论。与成泳形成对照的人物,可举牧使洪斅思。
当成泳正作为巡察使在一线从军时,一天,有难民从军帐一侧经过。按理说,经过巡察使军帐前应该下马才对,而其中的一人却没有下马。抓来一问,原来是官职等同于巡察使的洪斅思。成泳责怪洪牧使说,国家与国王大难当头,正是用人之时,身为方首领,却弃百姓于不顾,自顾逃难,成何道理。而洪牧使也自有其名正言顺的理由。他说,家遭亲丧,若要服丧就无法上阵,结果必会向敌人投降,觉得出逃服丧是权宜之策,便踏上逃难之途。同样是亲丧,成泳和洪斅思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成为后代儒生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成泳以“忠”这一国家理念为重,洪数思以“孝”这一家庭理念为重,两人被放在价值理念的天平上进行衡量。此时,评价结果大多以洪斅思的选择为是,可见韩国人的传统是家庭中心主义。这一家庭中心意识在下面这个实例中从角度得到体现。
当丙子胡乱时为清所掠去的女人们被送还时,非贱民的贵族家门面对自己劫后余生的母亲妻子、女儿、儿媳,都含着眼泪拒绝接收。这些女人虽是被不可抗拒的外力所掠去,但被掠本身却是玷污家门名誉的耻辱。于是,她们中有的在祖坟前自尽身亡;有的与家门断绝关系,辗转他乡度过余生,或沦为家门中的婢女,在形式上断绝与家门的关系。
韩国人的家庭中心主义价值观便在这一坚固的传统中得以形成,形成得如此悲情。这一价值观以家庭为界,严格地分出内与外。家外的世界是彻头彻尾的他者,而家内的个人则消失于其中。妻子是“内人”、“内子”、“家里的”,父亲则是非个人的“我们父亲”,家是“我们家”。与称呼“我的父亲”、“我的家”的西方理念大相径庭。西方的个人理念强于家庭理念,相较之下,韩国的个人则消灭在家庭概念之中。从房屋的结构中也可体现出家庭中心意识。西方的房屋中,个人的房间是彻底隔开的,从里面锁住。韩国的房屋则只有大门才上上沉重的门闩。西方房屋的特点是,进家后,个人得到尊重;而韩国房屋的特点则是,进家后,个人便消灭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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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意识是韩国社会即便没有法律规范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动力,也是马克斯·韦伯所论的韩国人“高尚道德”之核心。在这一次序意识的作用下,怒气冲冲的乡儒们也许会像从前的儒生那样,拿着草席和斧子赴京上诉。
我们应在这篇“沙钵通文”中,对韩国人强烈的次序意识作一有意义的解读,因为现代韩国人仍未摆脱这一次序意识。晋州乡儒的“沙钵通文”只是次序意识在旧时代的表现,我们还可以在现代人身上看到次序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
在某一经营机构中,其成员的位置是由其所在的人脉决定的虽然人脉不可能公开划线表示,但暗地里每个成员都被置于这一脉络中,就好比被悬挂在钟摆之上。如果是因亲戚、校友或老乡关系进来的,这自不必去说;就算是经考试考进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有一条线逐渐形成;当有了资历,或做了小头头,曾经模糊的划线就变得清晰起来。如果这条线没有形成,就会感到不安起来,就会到处去找这条线,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挂上去。若抓不住这条线,在韩国的经营机构中就意味着落伍。我们暂且将这一经营结构称为“撒网式”。因为撤网的时候,从最上端的顶点处伸出缕缕网线,这缕缕网线又密密交织出无数线,继续向外伸展。
相较之下,西方式集团结构好比“圆圈舞”。所有成员都像跳圆圈舞似的手拉着手。若想进入圆圈舞式集团,就要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可。当然,认可与否并不采用裁决方式集团内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规定,例如学历、宗教职能等都符合,就能进来。
在圆圈舞结构中,各个成员遵守的是集团规范本身,而无须遵从与己相连接的人际关系。西方职场中,只要好好遵守规则,完成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不不用看上司或同事的眼色,不用处心积虑地在上司面前好好表现,只要作为圆圈舞的一个连接点,尽忠职守即可。
若迟到,便从薪水中扣除迟到的那一部分;若加班,便按照超过的工作时间计算加班费。单位里不管有多忙,一到下班时间,就可以合上文件打道回府,没必要看别人的眼神。领导去国外旅游,不用去机场迎接;领导过生日,也不必提着礼物上门拜访。所谓某目的下的大集团,在制度上是有保证的,个人只要为了集团这架“机器”,完成自己作为“零部件”的职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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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式的集团归属是一种契约,根据成员的资格功能、劳动时间来计算出一定的劳动量,与雇主签订合同。因此西方人的集团能力等同于集团成员的能力总和,即集团能力是可计算的定量,成员的总和最好也不多不少与定量保持一致。
而韩国的集团有其优点,即集团能力有可能超过各集团成员的能力之和。例如,十个人处理集团业务,各自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总共发挥出的能力不定是十乘十等于一百,有可能是一百二十,也有可能是一百五十;或不到一百,可能是九十,也可能是五十,上下浮动的幅度很大。是达到这一幅度的上限,还是掉落到这一幅度的下限,其决定因素正在于韩国人潜在的集团意识是否能激发出来。
此外,韩国人在集团中除完成自己的职务外,还能解决个人的烦恼与担忧,从这一点来看,集团也给予个人增益价值。西方人在职场中,除自己负责的业务和职责外,概不关心,谁都不会想要在职场里解决自己家庭个人、社会的烦恼,或依靠集团来解决人生问题。而韩国人却在潜在的、村落集团意识的作用下,对自己信赖的上司和同事充满依赖,想以此来解决个人问题和感情上的纷扰。非但对上司和同事如此,只要集团意识被激发出来,其自身就会与集团同一化。
这种与集团同心同体的情感,会将集团的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即结合为命运共同体。于是,集团的名誉就成为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名誉也就是集团的名誉。如果将集团当作强大的存在物,且自身与集团同心同体,则自我意识也会相应地变得强大起来。这样,自我与集团的心理关系便对个体的感情层面产生作用,使自我扩大。同时,集团意识被激发出来后其所在的集团若衰退或破产,即意味着自身的衰退和破产,因此即便没能如西方式一样取得合同上规定的报酬,或工作量超过合同规定,也不会一走了之,另择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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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庭的一分子,为了家庭的价值而必须自虐,这样的个人,就是韩国人的普遍形象。因此韩国人善于自虐,并驾轻就熟地赋予自虐以积极的价值。谁若干了坏事,受谴责的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家族;谁若做得出色,这一荣誉也是归与他的家族于是,个人消失了,这一消失过程即是自虐解放后,家庭和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小家庭的制度化使得个人的价值得以强化,家庭的价值逐渐削弱。现代社会中,那种迫使个人自虐的家族价值几乎消灭殆尽,或处于濒死状态。别说自虐,就连自制也很少,家族或家庭被置于自我欲望之下。可以说,之所以有靠着简单思维、投身犯罪和暴力的青少年,原因之一就在于价值观的空白,那曾经强盛过的传统家族共同体集团意识离我们而去,可取而代之的价值观却未形成,如今个人意识强于家庭意识,若金村刑警现在强迫我坦白,我肯定会坦白。即便不坦白,那也不是家庭意识的缘故,而是出自我对恶有恶报的个人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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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样式又是怎样的呢?韩国的房屋结构本身不重视个人房间,说全部都是共同场所也不为过。家是成员一起干活,一起排成“川”字形睡觉。房间不按照各家庭成员来分割,而是按照整个家庭生活的需要划分冬房门不像英国那么结实且密闭,而是用移门或纸形式上的划分。对于外部,则用厚墙作隔断,把内部封闭起来。对于韩国人而言,第一人际层在结构不以个人分隔,只在外围作一层隔断,因此从整体来看,各人总是在跟谁共处。由于各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当身处无人的房里,而且没有非这样不可的特别原因时,就会感不自在;感到奇怪:只要是韩国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算有自己的房间,待在自己房间里做着什么,当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家人们的欢声笑语时,心里就会蠢蠢欲动,为之吸引,最后自己也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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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第三人际层的接触频率剧减,因此人际关系相对硫远,但矛盾的是,当需要第三人际层的人时,又会觉得其实并不遥远,这也是韩国人的特有意识。第二人际层的人际关系,韩国人是靠“情”来结成的,而第三人际层则是靠“义理”结成。靠感情结成的人际关系是超越利害、善恶和苦乐的自发式关系,而理则是作为式的人际关系,而非自发性的感情可以通过接触频率来培养,接触频率低,感情会冷却。而不夹杂感情的义理所结成的人际关系,往往不是双向的,很多情况下是单向的。例如,对于第三人际层的人,韩国人会摆出义理来,作单方面的考虑—从他跟我的关系来看,大概不会那么做吧;念书时他跟我最铁,拜托他点事应该没问题的;就算看在他先亲与我的关系份上,应该不至于给冷面孔看吧;看在丈人的面子上,这点小请求该不会拒绝,等等。
大凡不夹杂情感的义理,都是这边这么想,那边未必那么想,因此义理无法是相互的。可韩国人却无一例外地把这单方面义理的“应当作为性”设为前提,来制定业务计划,设置幻想性的结局,而付诸行动后,大多遭受挫折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第三人际层对于业务是重要的,加以利用时,千万不能倚在义理上作单方的幻想。若要利用这第三人际层,就应顺着义理之绳,增加接触频率后,再作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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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隐藏私己,以及那些用以隐藏的要素,韩国人之间的传情达意多采用自然发生式形态。行动受礼仪控制,对话受形式控制,因此发自内心的、表露本心的言行往往被抑制。这一表现方式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礼法仪式最为发达的国家。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放假回乡的心情是快乐的。母亲迎来久在他乡的游子,喜悦之情也不言而喻。一边是归乡的儿子,另一边是迎来儿子的母亲,我们来想象一下,他们若是一对西方的母子,见面后肯定是热烈拥抱,让彼此的思念之情迸出火花。我少时回乡,母亲总是先估摸着汽车到站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前,提上篮子到菜地里去。是真去菜地,还是找个可以看到汽车到站的地方转悠,这不知。但每次我一下汽车,就能看到母亲挎着菜篮子,从车站前经过,于是两人偶然相遇的一幕便一次次上演。
光明正大地去迎接朝思暮想的儿子,这是真情流露的行为,被视为不符合道德,故而每次回乡,都要假装偶遇,上演戏剧性的一幕此时的儿子明知是表演,但面对母亲,还是不失礼数地说:“您上地里去了?”将表演客观化为事实。于是,母亲一语不发地走在前面,儿子跟在后面。路上母子之间没有交流,在履行“礼仪”这一形式之前,见到也像没见一样。回到家后,母亲正襟危坐于暖炕处,儿子则面对母亲拜倒行礼,这一礼节使得彼此思念的母子之间的情感终于有了表达的形式。
大凡是真心想问儿子的问题,母亲都克制住不问,问的是那些无关紧要,或明知回答是怎样的问题。例如,“房东大婶身体还好吧?”“老师们都好吧?”“天气冷,没生病吧?”等等。儿子也是一样。儿子最想知道的,是后院柿子树结了多少柿子自小养大的狗儿有没有生小狗,邻家女孩是否嫁人了……但这些直接的提问被克制住,问的尽是些礼数上的问题,如父亲还好吧,叔伯姑妈舅、亲家老人还好吧……日常访亲会友时,也无一例外的都是这些礼数上的提问。
旧时的韩国母亲们不会像西方母亲一样,给子女以充满感情的爱抚,或告诉孩子说,我多么爱你们,为了你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但韩国的母亲们为了子女必定是不辞劳苦的,也不会要求子女以后定要成为什么。她们不提任何要求,暗暗地照顾着自己的子女。乍看她们似乎无任何意志,像是生来就是为了忍受上天所给的命运。她们的人生中不存在因强烈的意欲或执着而发生的悲剧,不会因为逆境而受到锻炼、变得坚韧,也不会因为逆境而痛苦不堪、卑躬屈膝。
然而,韩国的母亲会在夜深人静之时,找到山中的庙宇,偷偷地为了子女的健康、幸福和未来向神明求了又求。母亲所给的爱,不会因为东方西方而有轻重之别。就算有,那也是表现上的差异,西方的母亲是显性的,表皮式的,相较之下,韩国的母亲是隐蔽的、内敛的。韩国的母亲并非无感情的草木,但为何会作如此表现呢?
外部动因只能从韩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特有的意识结构上去寻找。心中明明知道对方即便有再大的乐事也不会回答说“我有乐事”,但还是要问“最近有乐事吧”心里想着,真是倒霉,怎么碰上他了,口里却说“真高兴”,几天前才见过,还要说“好久不见”;不是特别想再见,告别时却说“过几天一起喝一杯”。说者无意,听者无心,但这些话却畅通无阻,就是因为这些话是礼仪用语,得到彼此的认可。
娄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