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二)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如何愿意为孩子呕尽心血。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紧紧抓住这种爱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唯恐会因此而失去做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所信奉的格言是: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在继续描述神经症病人基本焦虑的种种内涵之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被你说成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然而,它难道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难道它不是秘密地——或许程度较轻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吗?

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必须区分两种观点。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我们可以说,在基本焦虑与德国哲学、德国宗教中所说的“生之苦恼”(AngstderKreatur)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必然联系。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面前,我们大家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代的无能为力中,然而这一认识却一直伴随我们的整个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在面对更大的力量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如果这种遵命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采取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的批评,宁愿遭别人辱骂而不还击,并且随时准备不分好坏地帮助一切人。偶尔,人也会意识到他这些行为下面隐藏着的焦虑,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而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以致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愿望。不管顺从采取特定的还是一般的形式,其基本想法乃是: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是如此重要,以致他的全部生活安全感都建立在爱上,那么,他是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而这一点原则上即意味着顺从他人的愿望。但由于人往往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旨在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心中,焦虑是如此巨大,对爱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致爱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于门外。


只要生活允许这样做而不招致任何内心冲突,则单独地、片面地采取这四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功地给人带来他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但这种片面的追求,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导致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一个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结构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完全可能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再例如,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王,其结果也完全可能是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的直线追求,却往往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过分,如此欠缺考虑,所以它们往往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病人就可能同时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要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动机和驱力的不同还会造成感觉和行为的不同。如果我们是被任何一种直接的、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所驱使,我们的态度中会包含一种自发性与选择性;但如果我们是受焦虑的驱使,则我们的感觉和行动都带有强迫性,并具有不择对象的特征。当然,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在一些本能性驱力中,例如在饥饿和性欲中,由于在极大的程度上要受来源于匮乏的生理紧张的制约,所以这种生理紧张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获得满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迫性和不择对象的特点;


如果神经症病人的心理状况正如他心目中经常想象的那样,那么,他要得到爱就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我大致地说出神经症病人心中的感觉和印象,那就有些类似下面这样的情况:我所需要的是如此微乎其微,不过是希望他人应该对我友好,应该给我以善意的建议,应该同情和理解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寂的灵魂;我只是急切地希望给他人以快乐,并不急切地希望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这就是他心目中所想象所感觉的一切。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敏感、他的潜在的敌意、他的苛刻的要求是如何严重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不可能正确地判断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别人对他做出的反应。因此,他自然感到茫然不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事业都经常不令人满意。他往往把这一切归结于他人的错误,认为是他们不体谅、不忠贞、不道德的缘故,或者就是某些深不可测的原因使他不具备受大众欢迎的天赋。因此他始终不断地追逐爱的幻象。


虽然要明确地说爱是什么的确非常困难,但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爱不是什么,或者明确地说,哪些因素是与爱背道而驰的。一个人可以非常喜爱另一个人,但仍然有时会对他发怒,不答应他的某些要求,或希望自己能避开他而不受他的打扰。但这种有外界原因的愤怒或退缩态度,与神经症病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后者任何时候都在警戒或提防他人,把他们对第三者的任何兴趣都视为对自己的忽视和轻慢,把他们的任何要求都视为强迫,把他们的任何批评都视为侮辱。这当然并不是爱。同样,爱是允许对别人的某种性格或某种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以便如果可能的话,对他人有所裨益;但指望他人尽善尽美,对他人提出种种不能容忍的要求却并不是爱。因为正如神经症病人往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要求中包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能尽善尽美,那就滚你妈的蛋吧!”


但我们在讨论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时候,却必须小心谨慎,切不可粗枝大叶、泥而不化。尽管爱不能容忍为了某种满足而利用对方,但这绝不意味着爱应该完全是利他主义的和富于献身精神的。那种自己不需要对方任何东西的感情,同样也不配叫作爱。那些表现出这种想法的人,恰恰透露了他们自己不情愿给他人以爱,而并不表明他们对此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我们当然希望从我们所爱的人那儿得到某些东西——我们希望得到满足、忠诚、帮助;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希望得到一种牺牲和奉献。一般而言,能够表现出这些愿望,甚至为此而奋斗,乃是表明心理健全的指征。爱和对爱的病态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的感受罢了。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过渡状况。


它可能被一种不顾一切地努力要体贴对方,或甚至为对方做出牺牲的态度所掩盖,但这些努力通常并不能防止出现某些不受欢迎的反应。例如,一个妻子可能主观上相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每当她丈夫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专心于自己的爱好或分身于自己的朋友时,她就会嫉恨反感,抱怨唠叨,闷闷不乐。又如,一个过分操心的母亲可能相信自己为了孩子的幸福愿意做任何事情,但事实上她却根本不考虑子女独立发展的需要。

以对爱的追求来作为保护手段的神经症病人,几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缺乏爱的能力。他们中大部分会把自已对他的需要,错误地视为一种富于爱的气质,不管是对个另人的爱还是对全人类的爱。他们有一种迫切的理由要坚持并捍卫这一错觉。放弃这一错觉即意味着正视自己一方面对他人怀有根本的敌意,另一方面又仍然需要得到他人的爱这种感情上的困境。我们不可能瞧不起一个人,不信任个人,希望破坏他的幸福与独立性,而与此同时又渴望得到他的爱、他的帮助和支持。为了同时实现这两种事实上互不相容的目的,我们就必须严格地把这种敌对的态度从意识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这种爱的错觉,虽然一方面乃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地混淆了真正的爱与对他人的需要的缘故,另一方面却具有使爱的追求变得可行的特殊功能。

在满足自己对爱的饥渴时,神经症病人还会遇到另种基本障碍。尽管他可能成功地获得——哪怕是暂时地获得——他所需要的爱,但他却不能真正接受这种爱。我们本期望看到他接受和欢迎任何给予他的爱,就像久渴思饮的人那样急不可耐。事实上,这种情形虽然也发生了,但却仅仅是暂时的。每一位医生都知道,和蔼亲切,真心体谅病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任何治疗也没有进行,只不过对病人作了一番热心的关怀和认真的检查,一切生理症状或心理症状也有可能突然消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爱的时候,他所患的情境神经症即使十分严重,也有可能彻底痊愈。伊丽莎白·芭蕾特·白朗宁3就是这种情形的著名例证。即使病人患的是性格神经症,这种关心不管它究竟是爱,是一种兴趣,还是一种医生的关怀都足以减轻焦虑,并从而改善病人的状况。

任何形式的爱,都可能给神经症病人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或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它,对它表示怀疑和恐惧。他不相信这种爱,因为他固执地相信没有任何人可能爱他。这种不被人爱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信念,它不因任何事实上相反的经验而动摇。的确,它可能因为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根本不反映在人的意识里,但即使它模糊不清,它也仍然像它经常被自觉意识到时那样,是一种坚不可摧、毫不动摇的信念。同样,它也可以隐藏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下,表现为一种玩世不恭的傲慢,这样它就很可能令人难以发现。这种不被人爱的信念,极其类似于那种不能够去爱的状态;事实上,它正是对那种不能去爱的状态的自觉反映。显然,一个能够真正喜爱他人的人,自然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人也会喜爱自己。

如果这种焦虑确实根深蒂固,那么,任何给予他的爱都会受到怀疑,这种爱会立刻被设想为来自种种不可告人的动机。例如,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种病人会认为精神分析医生之所以帮助他们,乃是出于他自己的野心他之所以给他赞赏和鼓励,仅仅是出于治疗的目的。我的位病人,就把我在她情绪极不稳定的一段时期,要求每个周末去看她一次的建议,视为一种正面的侮辱。公开表示的爱,往往被视为一种奚落或羞辱。如果一位富于魅力的少女公开地向一位神经症病人表示她的爱,这位神经症病人完全可能把它当作一种取笑,或甚至当作一种居心叵测的有意挑逗,因为这位姑娘居然会真心爱他,这一点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对这种人的爱不仅可能遭到怀疑,而且还可能激发正面的焦虑。这就仿佛是:屈服于一种爱即意味着陷入罗网而不能自拔,或者,相信一种爱即意味着居住在吃人生番之中而被解除了武装。神经症病人在开始意识到有人正在给他真正的爱时,往往可能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惧感。

最后,爱的证实还可能产生对失去自主性的恐惧。正如我们即将看见的那样,情感上依赖,对任何一个没有他人的爱即无法生活下去的人来说,都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因而任何与之相似的事情,都可能遭到不顾一切地拼命反抗。这种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他自己的任何正面的情感反应,因为这种反应会立刻导致失去自主性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必须蒙蔽自己,不让自己意识到他人确实是善意的和友好的;他会想方设法地消除切爱的证据,以便在自己的感觉世界中,坚持认为他人是不友好、不真诚或甚至是心怀恶意的。由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情境,非常类似另一种情境:一个人因饥饿而寻求食物,而一旦食物到手却并不敢吃,因为害怕它可能有毒。因此,简而言之,对那些受自己基本焦虑的驱使,因而不得不寻求爱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的人来说,获得这种如此渴望的爱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产生这种需要的情境,本身就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


对爱的病态需要可能会集中在某个个别的人身上,例如集中在丈夫、妻子、医生、朋友身上。如果是这样,贝那个人的忠诚、关怀、友情乃至那个人的在场,都会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却具有一种悖论的性质。方面,神经症病人需要他人的关注和在场,他害怕被人讨厌,一旦别人不在身边他就会觉得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当他与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时,他却丝毫也不感到幸福。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矛盾,他一定会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根据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现象,显然,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并不表示真正的爱,而仅仅表现出对于安全感的需要,即通过他人就在身边这一事实来提供一种安全感(当然,真正的爱和出于对安全感的需要而追求爱,这两种感情也可能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一定相互吻合)


由于获得爱是如此重要,因此自然而然,神经症病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往往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最普通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一种顺从的态度和情感上的依赖。这种顺从态度可能表现为不敢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不敢批评他人,只对他人表示忠诚、赞赏和驯顺。如果这种类型的人一旦允许自己对他人有所批评,有所针砭,他就会焦虑万分,诚惶诚恐,哪怕他的批评和针砭根本就是无害的。这种顺从态度可能如此过分,以致神经症病人不仅窒息了他的攻击性冲动,而且扼杀了他的一切自我肯定的倾向。他会任自己被人辱骂,会做出任何牺牲,而不管这会对自己多么有害。例如,他这种自我否弃的倾向可以表现为患糖尿病的愿望,只要他需要得到其爱的那个人是专门从事糖尿病研究的,那么患这种病就意味着有可能赢得他的注意。


这种感情上的依赖,往往具有十分复杂的结构。在个人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赖他人的人会因为自己遭受奴役而产生怨恨。他怨恨自己不得不顺从他人,但出于害怕失去他人的恐惧,他又不得不一如既往地继续顺从他人。他不知道造成这种状况的乃是他自己的焦虑,所以他自然而然地会把他这种受奴役的状态,想象成是他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怨恨必须受到压抑,因为他迫切需要得到他人的爱;而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焦虑,并随之而产生对于安全感的新的需要,从而强化了依附他人的内在冲动。这样,在某些神经症病人身上,情感上的依赖会产生一种非常现实甚至完全正当的恐惧,这就是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毁于一旦。当这种恐惧变得非常强烈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借脱离他人,不依附任何人来保护自己,对抗这种感情上的依赖。

有时候,这种依赖态度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些这样的痛苦经验以后,一个人往往可能盲目地反抗一切与这种依赖大体相似的态度。例如,个经历了多次恋爱的姑娘,每一次恋爱都以她拼命要依附对方而宣告结束,最后她发展到对所有男人持疏远的态度,只是把他们玩弄于自己股掌之上而不动任何真情


神经症病人永不知足的态度,可以从总体上体现出种贪婪的性格特征,表现在狼吞虎咽、拼命购买、贪多务得,以及急不可耐等方面。这种贪婪大多数时候都受到压抑,但可能突然爆发出来,例如,有一个人平时在购买衣服的问题上总是十分节俭,但在一次焦虑发作的状态中,却一口气买了四件大衣。总之,这种贪婪既可以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表现为海绵吸水般的巧取,也可以以一种较为凶猛的形式,表现为章鱼般的豪夺。

这种贪婪的态度,以及其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随之而来的抑制作用,通常被称之为“口唇欲”态度而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有过精彩的描述。尽管构成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假设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把种种孤立的倾向整合成综合的症候群,但认为所有这些倾向都发源于口唇快感,这一假设却是大可怀疑的。固然,贪婪往往表现在对食物的需求和吃东西的方式上,就像它同样也表现在梦中一样—这时候它可能以更加原始的方式表现同一种倾向,例如在吃人肉的梦中——但这些现象却并不能证明:我们因此而必须把它们归结为本来意义上的口唇欲望。因此,另一种假设似乎更站得住脚,这就是,通常,吃只不过是满足贪婪感的最佳手段,不管这种贪婪感的来源是什么。正如在梦中,吃乃是表现贪得无厌的欲望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一样。


表现在这一事实旦个人以某种方式获得安全感获得爱,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这种贪婪就可以大大减弱甚至完全消失。例如,感觉到自己被人所爱,可以突然减轻强迫性购买愿望的强度。一个对任何食物都馋涎欲滴的女孩子,一旦开始从事她向来十分羡慕的职业,例如服装设计,她就可能完全忘记饥饿,忘记吃饭的时间。另一方面,只要敌意和焦虑得以增强,贪婪就会大大加剧。一个人可能会在观看一场恐怖表演之前,不由自主地想去逛商店;也可能会在受人冷落之后,不由自主地想去大吃一顿。


也许,永不知足的爱的需要,可以以一种比嫉妒更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要求对方无条件地爱。这种要求在一个人自觉意识中最经常的表现形式是:“我要你爱我这个人,而不是爱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仅限于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愿望一点也不过分。的确,希望别人爱自己而不是爱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在我们任何人看来一点都不奇怪;但神经症病人希望得到无条件的爱的愿望,却远比正常人的愿望范围广大,其最极端的形式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对爱的要求,确实不允许有任何条件或任何保留。

首先,这种要求中包含了一种愿望,即爱我而不计较我的任何激怒人的行为。这愿望作为对安全感的追求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神经症病人在内心深处隐秘地知道:他内心满怀着敌意和过分的要求,因此他自然会恐惧一旦这种敌意暴露出来,对方就会收回他的爱,变得愤怒或甚至对他采取报复。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会提出这样一种说法,这就是:“爱一个十分可爱的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真正的爱应该证明自己有忍受任何激怒人的行为的能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批评自然都会被认为是不再爱自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病人往往会因为医生暗示他应该改变他人格中的某些方面—尽管任何这样的批评,都视为需要爱而得不到爱的挫折。

其次,神经症病人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中,包含着种希望被人爱却不给人以任何回报的愿望。这种愿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神经症病人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无力给予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意感受任何温暖和给予任何爱。

第三,他的这种要求中还包含着一种希望被人爱而不给人以任何好处的愿望。这种愿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方一旦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或满足,就会使神经症病人怀疑:他之所以喜欢我,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或满足。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会嫉妒对方从性行为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会觉得他之所以被爱,仅仅是由于对方希望得到这种满足。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这种病人会嫉妒医生从对他的帮助中得到的满足。他们要么贬低医生给予他们的帮助,要么一方面理智上承认他们所得到的帮助,另一方面感情上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们往往倾向于把任何病情的好转,归结为其他的原因,归结为他吃的药发挥了作用,或者一位朋友的建议很有好处。自然,他们也会因为医生向他们收费而耿耿于怀。尽管他们理智上承认,收费是作为对医生时间、精力和知识的报酬,但感情上他们却把收费视为医生并非真正关心他们的证据。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很不习惯于赠送礼物因为赠送礼物会使他们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被人喜爱。

最后,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中,还包含着希望自己被爱,希望对方为自己牺牲的愿望。只有当对方为自己牺牲切之后,神经症病人才会真正地确信自己被对方爱着。这些牺牲可能涉及时间或金钱,但也同样可能涉及对方的人生信念和人格完整。这种要求中包含着诸如希望对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遭到巨大的灾难也始终站在自己一边的愿望。有这样一些母亲,她们相当天真地相信,她们希望从子女一方获得无条件的牺牲或盲目的忠诚,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她们“在痛苦中生养了他们。另些母亲虽然为了能够给子女一定的正面帮助和支持,而压抑了自己想得到子女无条件爱的愿望,但她们从与子女的这种关系中,却得不到任何满足;因为正像我们已经举例说明过的那样,她们感到子女之所以爱她们,仅仅是由于子女从她们身上得到了这么多的爱。因此,对于她们给予子女的一切,她们会怀着一种隐秘的嫉妒心理。

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在其冷漠无情地不为他人着想的实际内涵中,最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在神经症病人对爱的要求后面,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敌意。


而神经症病人却往往完全意识不到他自己正是这样一种人。由于一种充分的策略上的理由,他必须使自己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内在要求。没有人会坦白地承认说:“我要你为我牺牲自己而不需要任何回报。”他必须把他这种要求建立在某种正当的基础上,例如他正在生病,因而需要他人为自己做出一切牺牲。另一个掩盖自己这种要求的有力理由是:我知道这种要求是不理的,但这种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我现在既然意识到它是不合理的,今后就可望慢慢改变。除了上面提到的根据,这些要求还来源于神经症病人的一种深刻的信念,这就是:他深信自己不可能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由别人来给予;他生活中的一切责任都必须放在他人肩上,而不是放在他自己肩上。因此,要神经症病人放弃他对于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就无异于要他改变他的整个人生态度。


典型意义,广而言之,它乃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任何保护性措施,除了给人以安全感之外,都可能具有产生新焦虑的性质。一个人可以借酒浇愁来减轻他的焦虑,但接着他又可能害怕饮酒会对他有害。或者,他可以借手淫来减轻他的焦虑,但接着又可能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接受对焦虑的治疗,但立刻又担心这种治疗会对他有害。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是严重的神经症注定要恶化的主要原因,哪怕外界条件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揭示这一恶性循环及其全部内涵,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神经症病人自己是无法把握住它们的。他仅仅注意到它所造成的结果,觉得自己已陷入一种毫无希望的处境。这种陷身罗网的感觉,乃是他对自己不能冲破重重困境的一种反应。任何似乎有引他脱离困境的出路,都只会再一次把他置于新的危险之中。


这一类型的人,在他们的恋爱关系中会陷入对对方的痛苦依赖,以致处于一种特殊的危险之中。试想,假如个对爱怀有病态需要的女人,紧紧依附一个同一类型的男人,她只要向他逼近一步,他就会向后退缩一步;那么她很自然地会对这种拒斥做出怀有强烈敌意的反应,而她又因为害怕失去他而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然而,如果她有所退缩和收敛,他又会反过来追求她以获得她青睐;这样,她就不仅得压抑她的敌意,而且还得以一种强化和夸张了的爱来掩盖这种敌意。于是她又会再次遭到拒斥,再次产生敌意,而最后又再次产生强烈的爱。这样,她就会逐渐相信自己确实被一种不可战胜的“伟大激情”所支配。


在第三种获得爱的手段即诉诸公正的手段中,神经症病人的格言可以说成是这样:“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事,你将为我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往往强调她们为子女做出了这样大的牺牲,子女完全有义务始终不懈地对她们孝顺忠诚。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也可以用来作为日后向对方提出要求的资本。这种类型的人往往随时过分热心地准备为他人效劳,而内心却隐秘地期待他人的回报,期待从他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如果对方并不同意愿意为他效劳,他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我这里说的并不是那些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盘算的人,而是那些根本没有意识地想过要得到任何回报的人。他们这种强迫性的慷慨,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成是一种变戏法的姿态。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正是他们希望他人为自己做的一切。只有失望给他们带来的极度尖锐的刺激,才表明期待回报的心理事实上确实存在。有时候,他们好像在头脑中保存着一本会计账簿,在其中他们记下了他人欠下的无数笔人情债,因为他们为他人做出了大量的牺牲尽管这些牺牲实际上毫无用处,诸如通宵未眠之类—一但们完全歪曲了实际情形,以致他们竟认为有权要求特殊照顾。这种态度往往反过来在神经症病人自己身上发生影响,因为他可能变得极其害怕欠别人的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害怕万一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别人就会敲诈他,利用他。

这种诉诸公正的手段,也可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上,即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是会十分乐意地为他人做这种事的。神经症病人会强调,如果他处在对方的位置上,他会如何仁爱,如何乐于自我牺牲。他会因此而觉得自己的要求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因为他并没有向别人要求更多的东西,他所要求的都是他自己也乐于做的。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正当化的心理,比他自己能够意到的要错综复杂得多。他对自身性质的这一描述,主要是由于他无意识地将他要求别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头。但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确实具有某种自我牺牲倾向,来源于他缺乏自我肯定的倾向,来源于他以战败者自居,来源于他本能地倾向于对他人宽容,以期得到他人宽容的心理。

诉诸公正的手段可能包含敌意,在要求为一种所谓的伤害做出赔偿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候神经症病人的格言是:“你使我受了痛苦,你毁了我,因此你有责任帮助我,照料我,资助我。”这一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使用的策略。我个人对于创伤性神经症并没有直接经验,但我不相信创伤性神经症会不属于这一范畴,不以自己的创伤为借口去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要求的那些东西。

我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神经症病人可以如何通过使他人产生犯罪感或内疚感,来使自己的要求显得正当合理。位妻子曾因为她丈夫不忠而生病,她并没有对他表示任何谴责,或许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应该受到谴责;但她的生病却内在地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目的在于使她丈夫产生犯罪感,从而使他自觉自愿地对她忠贞不贰。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很可能宁愿以付出痛苦为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表示对他人的责难,并对他人提出要求。然而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使他们内心的公正感得以维持。


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强化与他人的接触与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放松与他人的接触,通过坚守个人自己的位置来获得安全感。


他们会强调希望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希望预期或预言各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不愿意出现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势,不愿冒任何风险的心理。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感情摆布自己。患神经症的女性可能会感受到某个男人对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爱上她,她又会突然转而轻视他,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病人往往很难让自己驰骋于自由联想,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让自己被卷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去。


一个神经质的姑娘由于瞧不起任何软弱无能而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但她又因为总是希望自己的伴侣顺从自己,而同样不可能与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此,她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男人是个英雄、一个超人,而与此同时又十分软弱,因而会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的一切愿望。


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有一种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愿望。他会产生以美貌、以聪明才智、以某种出色的成就来打动他人的幻想;他会毫不节制,挥金如土;他会不惜一切地学会谈论最近流行的新书和最新上演的戏剧,会竭力认识一切显要人物。他不可能让不崇拜他的人作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职员。他的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崇拜上,而如果得不到崇拜,他就会一蹶不振。由于他极其敏感,由于他老是感到屈辱,人生对于他遂成为一种永恒的苦役。他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屈辱,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会使他更加痛苦;但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会以一种与痛苦成比例的愤怒来对此做出反应。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种态度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为了进行纯粹的描述,我们不妨把这种人称之为“自恋者。但如果从动力学角度考察,这一术语就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尽管他不断地沉溺于自我扩张,他这样做却主要并不是出于自恋的缘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对抗屈辱感和无足轻重感,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恢复被压碎了的自尊心。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以对抗软弱无能、无足轻重、委屈羞辱的感觉,也可以通过追求财富的方式来获得,因为财富能够同时给人以权力和名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是如此广泛和如此风行,以致只有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我们才可能承认:无论在贪多务得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驱力升华的意义上,这种对财富的追求都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性。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制约和决定这种追求的焦虑得以减轻或排除,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就会自动消失。

以追求财富作为保护所对抗的特殊恐惧,乃是对贫穷潦倒、寄人篱下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可以像鞭子一样驱使人不停地工作,绝不放过任何挣钱的机会。这种追求所具有的防御性质,表现在神经症患者不能拿自己的金钱用于较大的享受。当然,对财富的追求并不一定仅仅指向金钱或物质,它同样也可以表现为企图占有他人的态度,或被用来作为防止失去爱的保护性手段。由于占有现象已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事情(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婚姻中,在婚姻中,法律为这种占有的要求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基础),由于占有的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同我们讨论权力追求时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专门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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