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我们内心的冲突》卡伦·霍妮 (一)

由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独特的重要地位。但自从这一思想运动深入发展之时起,便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持不同见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弗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或偏离,或背叛,这样,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也从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其中,卡伦·霍尼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弗氏的学说做出了重大的修正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氏的生物决定论。比如,人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症状,一直是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但在霍尼之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有人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严密、细致的分析。有的心理学家即使触及这一类问题,也未能做出较为中肯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这两种力量之争,而强迫性内驱力则具有本能的性质,追求的是满足。总之,冲突的根源来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而本书作者认为,冲突来自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这些冲突的出现表明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紊乱和失调,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源在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状态,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动物性——生活密切相关。这样,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来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个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那样一个极具片面性的狭小范围内。

又比如,与弗氏的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力比多”理论不同,作者认为被弗氏看作“力比多”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只是处于神经症冲突中的人对温情与友爱的渴求,其诱因是焦虑而不是性欲,其目的是在与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欲的满足。诚然,作者并不否认个人以往的体验所具有的意义,但她认为精神分析的重心不应该是处处沿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该是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扰的人认识并改善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决定论。


首先我要申明:有冲突并非就是患了神经症。生活中总有我们的兴趣、信念与周围的人发生冲撞的时刻。所以,正像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本能。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防卫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决定了的,不以个体的意反的欲望之间决定取舍。比如,我们想一人独处,又想有人做伴;我们既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在我们的意愿与义务之间有冲突。例如,有人陷入困难正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却渴望与情人幽会;我们也许左右为难,既想赞同别人,又想反对他们。最后,我们也许动摇于两个价值观念之间。比如,战争期间我们相信冒险出征是义务,但也认为留下来照看亲人是责任。

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取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即使是这样,冲突也并没有消失。一种忠诚会与另外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欲望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于某个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对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对之表示蔑视;可以坚信有必要严厉管束儿童,也可以认为应该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应该有同一个标准;他可以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的情感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并无关系;他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肤色或鼻形。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选择。

无疑,生活在我们的文明之中的人,必须经常进行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冲突,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所以也拿不出什么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一般都是让自己任随事件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做了妥协还不知道,卷入了矛盾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这儿指的是正常人,一般的、没有神经症的人。

所以,要认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样的前提有四重性: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内容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于是就自以为喜欢他了?假如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正悲伤,还是只照惯例表示一番感情?我们是真正渴望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那种职业在我们眼中显得体面和有利可图?我们是真正想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独立能力,还是只是口是心非地表示这种意愿?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类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好回答,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常与信念、道德观等有牵连,所以,只有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套价值观念,才谈得上认识那些冲突。从他人得来的、还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的观念,很少导致冲突,也很少能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影响时,这样的观念很快就被放弃,由新的观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别人看重的价值观简单地拿过来当作自己的,那么,本来以我们的利益为中心的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例如,假如一个儿子从不对心胸狭窄的父亲有所怀疑,那么,在父亲要他从事一项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心中就不会发生什么冲突了。已婚男子如果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实际上就陷入了冲突之中。在他无力确立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便干脆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而不去面对冲突做出决定。

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摒弃矛盾的两方面中的一面。但极少有人能做到断然取舍,因为我们的感情和信念是混淆不清的。也许,说到底还因为我们多数人并没有强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不能有所舍弃。

最后,要做出一项决策,其前提条件是决策人愿意并有能力对决策负责。这当然包含做出错误决策的危险,但决策者愿意承担后果而不会怪罪他人。决策者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他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我们现在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一要求。

由于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陷在冲突的桎梏中(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便趋向于以妒忌和羡慕的心情去看待那些似乎悠然自得、毫无这类冲突的人。这种羡慕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强者,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者,由于时间的流逝,冲突的威力已消失,做决策已无必要,他们便获得了一种从容沉静的风度。但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常常,我们欣慕的人由于他们缺乏热情、随波逐流或投机取巧,而没有能力真正面对冲突或靠自己的信念去设法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并无主动意志,只是偷懒取巧而占了便宜罢了。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后面会变得明显,这里只说一点:我不相信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遭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够解释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那种结果。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引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得远为复杂的情况。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的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求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欲望,有两个因素促成这一欲望:其一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即我们的生活之轮必须照常运转,而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持续地逼迫时,则做不到这一点;其二是我们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恐惧,怕被分裂。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余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地位,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强烈,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


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所指望的,是消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又不对冲突本身进行任何改动。这种态度正是每一种企图解决冲突的神经症式的努力所特有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努力到头来注定失败的理由。不过,对于把爱作为解决手段的情况,我们还得说一句。如果“屈从型”患者真的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这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者这伙伴的神经症刚好与他自己的相互弥补,那么,他的苦恼有可能大大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中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会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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