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三)

一定类型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个唯一的目标,这就是获得权力或财富。但如果拿这种人格的结构与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想得到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某种帮助还是某种慷慨。他深信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仅仅是因为这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用。为爱而爱对于他毫无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防卫措施都仅仅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这就是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即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冲突,才被迫成为这种行为类型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这种追求,他也并不会形成神经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态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不可战胜。

然而,神经症病人却会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病人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神经症病人何以会变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野心和要求,又为什么会阻止或完全逃避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之所以会限制自己的竞争心,其原因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特别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他的攻击倾向过分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具有两种两样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渴这种。

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尽管如此,这种压力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通常,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解决,种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种则是限制自己的野心。关于他如何使自己的攻击需要合理化,我们不妨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的性质和特征,与我们在讨论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使这些方式合理化时所发现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完全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要求变得无可非议,从而使它们不致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说在一场竞争中他贬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击了他人,那么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那么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往往被混同于“自恋倾向。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句话说,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需要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产生的。


这种现象,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得到。它表明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今日最普遍之邪恶的自卑感,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他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在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


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些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说来,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已十分可怜、十分低贱的同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地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它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等。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为我所做的某件事来找我算账的。如果朋友很久不上门或很久不写信来,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总是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情,明显地对不起他,他也仍然会想方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任何利益冲突,他都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就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就在他似乎被犯罪感所淹没的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他这种自我谴责信以为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这就是使神经症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一任务却是双倍的很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病人更难于发现自己有改变其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已有任何改变的必要。逃避这一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我谴责就可以“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之中,那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病人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病人,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他们的这种态度,就好像是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道:瞧,这多么有趣!


这些公开表现出来的谴责,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而要完全释放这些仇恨和不满,就需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一些允许神经症病人表现其仇恨和不满,同时又不必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其中一些是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希望诅咒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在对丈夫产生嫉妒的时候责骂她的女佣),或者更一般地转移到咒骂环境或埋怨命运上去。这些发泄方式作为“安全阀门”,其本身并不是专为神经症病人设计的。神经症病人间接地、不自觉地表现其种种对他人指责的特殊方法,是通过遭受痛苦作为其媒介的。神经症病人可以用遭受痛苦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妻子由于其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嫉妒心理,而且还能得到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额外好处。


在这种痛苦中,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利益可以获得,并没有任何观众可以被打动,并没有任何同情可以被赢得,也不可能通过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意愿而获得一种隐秘的精神胜利。尽管如此,神经症病人仍可以得到一种收获,尽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收获。在恋爱中招致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某些弱点或缺陷,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来说乃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一旦在自己心目中把自己降低到等于零的地步,成功与失败、优越与低劣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通过夸张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沉浸在不幸或一钱不值的基本感觉中,这种令人恼怒的体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这种特殊的痛苦所带来的刺激也就被催眠,被麻醉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种辩证的原理,它包含着在某一关节点上,量可以转化为质的哲学真理。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然而使自己沉浸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可以起到用鸦片来避免痛苦的作用。


旦我们认识到经过夸张的痛苦具有这种麻醉效果,我们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去揭示受虐倾向中可以为人门所理解的动机。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痛苦可以产生满足,因为这种满足显然不仅存在于性变态和性幻想的受虐倾向中,而且我们也相信它确实存在于神经症病人一般的受苦倾向中。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发现一切受虐倾向所共同具有的那些要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现隐藏在这些倾向下面的对于人生的基本态度。当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这些倾向的时候,我们明确地发现,这一普遍的共同特性,乃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软弱感表现在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及对待命运的总的态度上。简言之,我们不妨将它描述为一种深刻的无意义感或甚至是虚无感。这是一种像芦苇一样很容易随风摇摆的感觉,一种处在他人手心之中,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过分顺从的倾向,或出于自卫而过分强调支配他人和绝不退让。这是一种对他人的爱的信赖感,是一种对他人的判断的依赖感——前者表现为对爱的过度需要,后者表现为对遭人反感的过分恐惧。这是一种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让他人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和做出决定的感觉,是一种善与恶统统来自外界,个人完全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消极地表现为预感到大难临头,积极地表现为期待着奇迹发生,而自己却用不着动动手指头。这是一种没有他人提供刺激,提供手段和目标,人就不能生存,不能工作,不能享受任何事物的对于人生的总体感觉,是一种像奴隶一样任人摆布的感觉。我们将怎样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呢?难道归根结底这不是一种缺乏生命活力的表现吗?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这样,但总的说来,神经症患者生命力的差异并不比正常人更大。那么,这是基本焦虑导致的一种单纯后果吗?不错,焦虑与此有某种关系,但如果仅仅是焦虑,则完全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即迫使一个人去追求和获得更多的力量,以便使自己获得安全。

答案只能是:这种内在的软弱感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被人们感觉为软弱并且显得像软弱的,仅仅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我们从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张了自己的软弱,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软弱。这种软弱倾向不仅可以通过逻辑推论而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往往能够或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偶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获得满足的目的甚至明显地已经达到。一个病人去拜访一些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她到达的时候,先是因为没有人到车站接她,后来她发现有些朋友已离家外出,她因此感到十分失望。她说,到此为止,这完全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接着她就感到自己陷入种十分孤独和绝望的感觉中。她很快就发觉,这种感觉与产生它的诱发因素完全不相称,远远超过了她所受到的刺激。而像这样沉溺在不幸的感觉中,不仅减轻了她的痛苦,而且甚至令人感到十分愉快。

满足的实现,在具有受虐性质的性变态和性幻想中,例如在被强奷、被毒打、被侮辱、被奴役的幻想以及它们的实施过程中,要更为常见和更加明显得多。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同一种软弱倾向的不同表现罢了。

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5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性原(principiumindividuationis)中解放出来;正是他称为“酒神”精神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倾向视为与“日神”精神—它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恰恰相反的一种人类基本追求。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谈到酒神倾向的时候,把它与人们企图获得狂欢体验的努力联系起来,指出这种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是何等广泛地存在,其表现形式又是何等多种多样。

无论神经症病人是使自己屈服于他人还是屈服于命运,无论他自愿承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他所寻求的满足,都似乎无非是削弱或消除个人的自我,这样他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者,而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的客体(object)。

一旦受虐倾向像这样被整合到一种放弃个人自我的总体倾向中,它所追求的,并通过软弱和痛苦来获得满足,就不再令人感到奇怪;它已被置放到一个熟悉的参考系中。5神经症病人身上顽固的受虐倾向,就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这就是,这种受虐倾向同时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对抗焦虑,并提供潜在的或现实的满足。


当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都遭遇着同样的内心冲突,发现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内心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我们文化中,是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症的形成恰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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