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我们内心的冲突》卡伦·霍妮(三)

当我们说自己承担责任时,我们还指能够挺身捍卫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东西,以及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是错误时承担全部后果。但是,当一个人为内心冲突所分裂时,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他应该或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它们中间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他只有捍卫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却不允许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引出了乱子,他必须假装正确,把恶果推向别人。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某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或干不成。他不愿意把责任托付给别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更有能力处理某些事物的人。在他心中,任何事都只有他最懂行。此外,他还不要别人感到他们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帮手或真正变得不可缺少了。他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才不可能如愿以偿。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屈从他人,想做一个大好人。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而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又由于他感到守约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强迫,他暗暗喜欢让别人等候他。还有,他做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最后,他又很想做模范丈夫,而这又要耗费他不少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他反而怪罪团体里别的人员,或责怪外在条件不利。

这样,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屈从讨好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毫无所知。但即使他意识到这两种倾向,他也做不到取其一而舍其二,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觉得自身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而对别人的长处视而不见。所以,他当然不能对冲突产生的后果负责。那样做无异于要他把一心想掩饰的、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冲突,患者便在三种办法中任选一种——更常见的是三种办法一齐用。他可能充分运用外化作用,于是一切事物,从食物、气候、健康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被看成是某一祸事的起因。或者,他会认为既然自己并无过错,而不幸的事降临头上,真是于理不公。他居然生病、变老、死亡、婚姻不幸、子女有毛病、工作成绩不被承认,那都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双倍地错了,因为它不仅取消了他的麻烦中自己的一份责任,也取消了所有那些不取决于他而又对他的生活施加影响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有自己的逻辑。这是孤独脱群者的典型思想,这种人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不把自己看成只是一个大链条上的小环节。他认为自己处,但不愿意把自己与别人联系起来,不论是好是坏。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并没有个人参与,还是免不了感受苦恼。


绝望是冲突造成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保持身心统一不被分裂的希望。严重的神经症导致了这一状态。患者最基本的意识是感到自己像鸟儿被囚进笼子一样被冲突抓住不放,看不到解救的可能。于是病人试图解决冲突,这种尝试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更加使病人与自我疏离。重复性的体验只加深了他的绝望感。患者的才能从来不曾取得成功,这或者是因为精力一次又一次被分散到过多的方面,或者是因为一进行创造性工作便遇到巨大的困难,足以妨碍他的继续努力。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他的爱情、婚姻、友谊,这些都一个又一个地崩溃了。这样重复的失败,令患者沮丧泄气,这就像做实验用的老鼠看见面前的小门里有食物,扑上去抓又抓不着,因为有东西挡在前面,无论它扑了多少次还是遭到同样的挫折。

不仅如此,他还从事着另一毫无希望的追求——想成为理想的那种形象。在产生无望感的原因中,甚至很难说这种追求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治疗中,当患者意识到自己远不是自以为的那种唯一完美的人时,他的失望感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他感到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这是因为,他再也不敢图谋达到那种辉煌的高度;这还因为,他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便对自己极端鄙夷,而这种自卑又粉碎了他再有所图的指望,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他再不敢企求有所进取。

最后,使患者感到无望的,还有一个原因。患者在为人处世中,重心不是落在自身,而是落在外在因素上,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已不是原动力了。这样一来,他失去了自信,他失去了作为健全的人而发展的信念。于是他事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被人们察觉,却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足以称作心灵的死亡。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但是,尽管他颓丧绝望……他还是可以……完全有能力照样打发生活,照样忙碌于尘世的事务,娶妻生子,赢得声誉和地位。或许,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他是没有自我的。像这样难以引人注意的东西,世人是不会表示兴趣的。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会过问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一切事情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让人们注意自己的自我。而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悄无声息地来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相比之下,任何别的损失,比如一条胳膊、一条腿、几文钱、一个妻子等等,倒是肯定会引起注意。”


相不相信病人真能改变,即相不相信从根本上来讲他是能够自己解决冲突的,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对付这一问题,也决定了他能不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楚地显示出了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弗氏的心理学及其哲学本质上是悲观的。这在他对人类未来的观点上尤其明显,34表现在他对治疗法的态度上。在他的理论基础上,他除了悲观失望并无他路。据他看来,人受本能驱使,本能至多只能通过“升华”得到调节。人寻求满足的本能倾向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遭到挫败,他的“自我”永远在本能趋势与“超我”之间被扔来抛去,这种“自我”本身也只能得到调节。“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压抑和破坏,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想。希望达到个人的完美,那只是“自恋”。破坏性是人的本性。“死亡本能”驱迫着他或者去毁灭他人,或者去受苦。弗氏的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承认有积极正面的态度可以导致改变,从而限制了他所发明的极有潜在能量的治疗法的价值。与此相反,我深信,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趋势并不是本能的,而是发源于人际关系的失调。我认为,随着人际关系的改善,这些趋势也能够发生改变,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能真正消除。这不是说,基于我这种理论原则上的治疗法一点局限也没有。要确切无误地界定它的局限,还要先做大量的工作。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病人的无望感不是用一个解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假如病人开始认识到无望感的确是个问题,但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从而不再陷入绝望之中,不再认为那是无可挽救的,那么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收获。就是这第一步,已使病人解放出来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当然还有起伏和曲折。在他得到了某些有益的认识时,会变得乐观甚至过度乐观,而一旦碰上一个更大的困难便马上旧病复发,又一蹶不振。尽管问题每次都要重新对待,但它对患者的钳制作用会减弱,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能够改变。从而,他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在分析过程的开头,这种动力也许只局限在他的小小的愿望上,即想摆脱自己最深感不安的症状。但随着病人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桎梏,随着他体会到自由的快乐,这种动力也会愈渐强大。


他对受控伙伴的奴役方式也很有特性。这些方式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取决于两人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向受虐者施与一点恩惠,至少使受虐者感到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下去。施虐者甚至会满足受虐者的某些要求。当然,从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讲,这种给予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维持受虐一方的最低要求。但施虐者却会尽力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给予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他会向对方指出,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理解他、支持他,给予他这样大的性的满足,给他提供如此多的乐趣。确实可以说,除我以外,谁也不能忍受你。可是,与此同时,施虐者又用将会有的好处来诱惑受虐者。他或暗示或明说要给对方以爱,答应将与其结婚,给对方在金钱、待遇上更多的好处等。有时,施虐者又向受虐者发誓说离不开他,从而更加加强了自己对受虐者的吸引力。由于施虐者的这种占有性控制以及经常贬低他人,他把受虐者与他人分隔开并孤立起来,所以,他的上述策略变得更加行之有效。如果受虐者变得完全依赖于施虐者,施虐者又可能威胁要离开受虐者。当然,施虐者还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恫吓手段,不过那些手段自有其规律,我们将另文详述。自然,不考虑受虐者的性格特征,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关系的发展。受虐者常常属于屈从型,所以害怕被抛弃。或者,他是那种把自己的虐待倾向深深压抑下去而变得可怜无助的人。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加以讨论。

这种关系必然滋生出的相互依赖性,不仅引起受虐者的忌恨,也同样使施虐者感到不满。如果施虐者有较强的孤独离群的倾向,那么,受虐者对他事事言听计从,处处模仿吸收,也只会引起他的恼怒。他认识不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拆不开、拉不断的结,却责怪对方把自己死死抓住不放。在这种时候,他要抽身离去的要求,既表现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也作为威吓对方的一种手段。


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有虐待狂的人不能不诋毁他人。我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了,患者的逻辑正是一种强迫性的、常常还是盲目的倾向,即要改造别人或至少改造他的伙伴。由于他自己达不到他的理想,他的伙伴必须达到才行。他把对自己无情的恼怒发泄到伙伴头上,尤其是对方显然有违于那种理想化意象时。施虐者有时会自问:“我为什么不停止对他的干预,让他自行其是?”但是,显然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不能左右他的行动,因为内心的冲突还在进行并被外化。他通常把施与伙伴身上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关心伙伴的成长”。无须赘言,这并不是爱。这也不是旨在使伙伴依照自己的天性,遵循自己的规律得以发展。事实上,施虐者强加在受虐者身上的,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目的,即实现施虐者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他为了排除自卑而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使他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心去达到他的目的。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斗争,我们就更能透视虐待狂症状所固有的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了,这个因素就是报复性。这种报复的倾向像毒汁一样浸透了他人格中的每一个细胞。他必须是报复性的,因为这样才能把强烈的自卑赶出内心世界。由于他的自以为是使他觉得麻烦苦恼不应该与他沾边,所以他便认为那是别人亏待了他,害苦了他;由于他不明白自己沮丧失望的根源在自己内心,他自然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是别人毁坏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做出补偿,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因素,窒息了他内心所有的同情和怜恤。为什么我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何况他们过得比我快活!在针对具体不同的个人时,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种浸透了他整个人格的病态倾向。

我们对虐待狂倾向的人进行了这样的观察以后,看到了他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别人排斥在外,注定倒霉,于是便倒行逆施,盲目地将报复性恼怒发泄到别人身上。我们现在也懂得了,他通过使别人不幸,来试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还不是全部的解释,单是破坏性趋势还不能解释这么多虐待狂表现所特有的那种忘乎一切的追求。其中必定还有某些更肯定的好处,某些对施虐者来说意义重大的好处,才驱使他有那一切的表现。我们这样说,似乎与我们先前的断言有矛盾,即先前认为虐待行为是丧失希望后的产物。一个不再怀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够有所希望,有所追求,而且是以这样的执着与狂热进行追求呢?然而事实是,患者主观上认为,他不仅平息了难以忍受的自我鄙视,同时还给自己造成了一种优越的感觉。当他铸造别人的生活模式时,他不仅获得一种令他鼓舞的权力感,还找到了一种自己生活的替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别人时,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代偿性感情生活,这大大减弱了自己的贫乏空虚的感受。当他击败别人时,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兴奋,这自然使他忘掉了自己可怜的失败。这种对复仇性胜利的渴求,也许是他最强大的动力。

他所有的追求也同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的、心理平衡的正常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兴奋,越是成熟的人,越不在乎那种兴奋。但虐待狂患者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之外,几乎所有其他感觉都已被窒息了。他是一个虽生犹死的人,需要那些猛烈尖锐的刺激才能感到自己是个活人。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对别人的虐待能给他一种力量感和自豪感,这便更加巩固了他无意识的自我万能感。在分析治疗进程中,患者对自己表现的虐待倾向所持的态度,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倾向时,他似乎会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倾向。但他暗示的这种摒弃错误的打算,并非真心诚意。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大众通行的标准,他可能不时有自我厌恶的感觉。不过,到后来,正当他打算放弃虐待狂生活方式时,他又可能突然感到自己要失去一个宝贵的东西了。那时他会初次有意识地体验到一种因为能对别人为所欲为而感到的兴奋。他可能开始担心,分析只会证实自己是可悲的弱者。我们在分析中常可见到这种凭主观产生的顾虑。分析治疗后,一旦把患者那种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务的力量剥夺掉,他便看到了自己的一副可怜相,到一定时候,他会认识到,自己从虐待行为中取得的力量感和自豪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但他觉得这种替代物很宝贵,因为真实的力量与自豪对他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们明白了这些收获所具有的性质,便可知道,我所说的丧失了希望的人也可能狂热地追求某些目标,这并不与前面的断言相矛盾。但他指望的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完成,而造成他的无望状态的因素依然没有变动他也不要求改变,他所追求的只是替代物。

他的感情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方式而得到的。做个虐待狂,这意味着在生活中富于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是通过他人得以实现的。但对生活中的彻底失败者来说,这是他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方式。他追求目标时表现得不顾切,正是因为感到绝望。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他只会有所获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虐待狂的努力是有确定的目标的,所以应该被看作一种旨在补偿的努力。虐待狂患者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逐目标,是因为在占了他人上风的时候,他就可以忘掉自己受挫的沮丧和失。

这些追求中的破坏性因素不能不给患者本人带来反作用。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越来越严重的自卑感,另一个同样有意义的反作用是使患者产生焦虑。这部分是由于惧怕受虐者反戈一击进行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其道还治其身。在他的意识中,这种忧虑只表现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总想整他,即是说,如果他不经常保持攻势以防他人侵犯,自己就会吃亏。他必须高度提防,随时预见,察觉出可能向自己发起的进攻,不论自己的实际目的是什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这种无意识中确认的自我神圣性是很有作用的,这使他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安全感。他决不会受到伤害,决不会暴露弱点,决不会发生意外,决不会感染疾病。的确,他是决不会死的。如果他仍然受到伤害,无论是因他人还是因为客观而引起的,他的这种伪安全感便一下被击碎了,他便可能惶惶不可终日。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的爆炸性和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烈性炸警惕性,才能把危险因素严加控制,不让它们造成危害。可是假如他自忖酒量大而好酒贪杯,那些因素便会挣脱控制出现在表面,那时,他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的东西),他的危险冲突也可能被自己意识到。这样,左拉的《人面兽心》一书中的虐待狂在受到一个姑娘的吸引时反而感到恐惧,因为这激起了他想杀掉她的谋杀冲动。患者在目睹意外事件或残忍行为时,也会受到恐惧的袭击,因为那些景象反而唤起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和焦虑,这两种因素是虐待冲动被压抑的主要原因。压抑的深度和广度则各有不同,破坏性冲动常常只是意识触及不到罢了。笼统地说,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患者本人一直对自己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毫无所知。他只是偶尔意识到自己有时会产生想虐待一个弱者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到他人的暴虐行为时感到一种激动,或意识到自要是无意识的。他对自我、对他人的麻木感,正是遮蔽问题的因素。只要他的感情麻木状态不被解除,他便不能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己的作为。同时,由于他自圆其说以掩盖虐待事实,他的诡辩不仅达到自欺的目的,还常常能够欺骗他人。我们不能忘记,虐待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最末阶段。所以,诡辩的具体表现取决于特定的神经症的构成。比如,屈从型奴役伙伴,他无意识中还以为是在爱。他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要求。因为他是这么可怜无助,充满恐惧又体弱多病,他的伙伴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伙伴就应该一直不离开他。他的责怪也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他总是无意识地向人说明,别人给了他多少苦头。

攻击型患者毫无伪装地表现自己的虐待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有意识的。他毫不迟疑地表现出不满、蔑视、要求,但他不仅觉得自己完全有理,还觉得自己很坦率。他还把对他人的忽视外化,把对他人的利用这一行为外化,威胁他人说,是他们的亏待损害了他。

孤独型在表现虐待倾向时,唯独显得温和客气。他以无声无形的方式挫败别人,以他随时打算抽身退出的姿态使别人感到不可依靠,暗示自己正受他们的纠缠或打扰,看到别人出丑便心中暗暗痛快。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包括了最先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神经症任其自行发展,则那些强迫性压力日趋严重,而治疗法所完成的道路则刚好与此相反。患者过去由于面临无助、恐惧、敌意、孤立而只好采取办法对付,从而产生了那些态度,现在那些态度越来越失去了意义,所以逐渐被抛弃了。的确,面对那些使自己讨厌但又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以平等地位与人相处,为什么要把自已抹杀或牺牲给那些讨厌的人呢?如果自已感到内心是安全的,能够和他人一样生活与奋斗,并不感受到那种经常的怕被淹没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对权力或名气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为什么还需要焦虑地回避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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