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我的挣扎: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卡伦·霍妮(一)

我曾经在介绍《我们内心的冲突》时说到过:于我个人而言,人类具有发展潜能的能力与欲望是一定的。……同时请参考库特·戈德斯坦所著《人性》一书。但他并没把“实现自我”和“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区分开来,而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差异非常重要。纵然是不断出现新的经验,可是这种信仰认识的影响力依然没有消减,唯一改变的是,把这种信仰利用更详尽的体系来阐明。此刻,我坚定地认为:“真我的活力”鞭策着个人向“理想化的自我”前进。对此在本书第一页我已有所表述。

此外,最基本的一点差异就是,荣誉的探求源自“为实现理想自我的需要”,它衍生了其他的所有差异。“自我理想化”拥有强迫性,且本来就是解决神经官能症的方法,导致它衍生出的所有驱动力都是强迫性的需求。当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得不依赖他的错觉时,对“有限性”就无法了解,将会陷入“无限”寻觅荣誉的探求中。因为取得荣誉是他的首要目的,因此,他对学习、做事过程或者“按部就班”的探求经过提不起丝毫兴趣,而且还倾向于蔑视这些过程。他想要站在高山之巅却又嫌爬山累,所以对成长进化真正的意义他根本不懂,虽然它们也会被他所谈及。最终,唯有放弃“真我”才有可能创造出理想化的自我,所以把事实更加歪曲,再加上“想象”的作用(想象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仆人),方能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因此,人性的发展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地会失去对事实的关注和兴趣,同时对辨别真假的感觉也会失去,从别的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损失,而这也恰恰诠释了他为何区分不出存在于自己或者他人之间的真实感情、信念、奋斗及相似情感的替代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着重点由“实质”转移到了“外表”。

因此,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二者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有限地持认可态度,是进化的感觉,是实质的,是真实不虚幻的;而后者则相反,为“强迫性”,否认有限,只专注于荣誉结果的幻想,是外表上的,是幻想而不真实的。由上述比较可知,正常人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真我,而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从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此即为二者间的差异。“实现真我的”这种倾向,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会有,假如这种奋斗倾向患者从未有过,那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性发展,我们将无计可施。正常人与神经官能症患者这方面的差异虽然只是程度上的,但在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动力(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之间的差异,却不是量上而是特质上的差异。

我认为“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是对因为探索荣誉而引发的神经官能症过程的最恰当比喻。一些被精神或物质烦恼困扰的人,是魔鬼所觊觎的对象,魔鬼用能给予他们无限的权势来引诱他们,但要得到这些权势,就必须要出卖自己的灵魂或者下地狱。精神内涵丰厚或贫乏的任何人,都可面对此种诱惑力,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愿望:渴望“无限”从而引发出摆脱烦恼的方法。在宗教中,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和基督对于此种诱惑都有过亲身经历,但是他们有非常稳固的“自我”的基础,能辨明诱惑且可以把这种诱惑拒之门外。另外,“魔鬼协定”上约定的条件,对在神经官能症发展的过程中所应付出的代价说得淋漓尽致;从象征性的词语来说,想从近路通往无限荣誉,那就肯定会走上通往“自闭”和“自我折磨”的炼狱的道路。假如一个人真的从这条路上走,最终他肯定会灵魂不保,即失去真我。


上次冲突中所发生的事件,让我注意到自己乃至他人隐藏在潜意识里的要求,所以我至今仍感激它。那次从墨西哥参观归来,没有坐上飞机,因为圣诞节那天有太多的人排队买票了,尽管我原则上认可排队买票的规定也觉得它很合理,可我却非常生气它发生在我身上。去纽约的路程历时三天,在火车上我一直心情很不舒畅,并且非常疲惫。但是,当我开解自己,飞机可能会出事故,可能是上帝在保佑我,心情顿时舒畅许多。

我忽然在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心情糟糕得没有理由。我思考那些反应,让我发现了两种“要求”:一是想与众不同;二是期待好运降临。从那时开始我对坐火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不再对一整天坐在普通车厢里而感到疲惫,虽然那并不舒服,我甚至对旅行感兴趣起来。

任何人的这种体验,都会随着多观察他人或者自己而得到增长扩大,这一点我始终相信。举例来说,不管开车还是步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般是由对这些规则人们潜意识中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所导致的,觉得自己不用遵守这些规则。有的人讨厌银行总盯着他们透支账目不放的“失礼”行径。人们对考试或者考不过的惧怕,也是因为有“免试”的要求。相同地,因观看到低水平表演而感到生气的心理,也是由于他感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应得的上等待遇。


我们对“应该”的性质发觉得越多,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到,它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派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总体来说,他把内心的指使(他已发现此类现象并描述其为超我)当作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在实际上,它们与道德问题关系并不密切,为求道德而充实的“指使”,它们确实在“应该”中角色显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道德问题是重要的。可我们不能把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然,其他的常常是因为潜意识的自大而决定的,比如,“我们应该能避免周日下午的交通拥堵”或者“我们应该不用经过努力的练习和实作就能学会绘画”。我们肯定会记得有很多的需求明显地缺乏道德托词,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全部惩罚”“我应该永远比他人强”,还有“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我们要得到对道德完美要求的正确观点,只有把重心集中在事情的全貌上才行。就好像其余的那些“应该”,它们充溢着自大的心理,所以力求加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荣誉并且让他神圣化。对此意义来说,它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赝品,假如个人能发现这种赝品的“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特性,是去除污点必需的),就肯定会觉得它们是“邪恶的”而非“道德的”心理现象。要想让患者有“再定向”的能力,从而找到由虚幻世界进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的道路,就更加要清楚这些区别才可以。


在这些普遍的“应该”与其他损害之间,人们不太容易发现前者对人们情感造成的损害。事实上,人们总是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这种“应该”就是为之付出的最高代价。我们生命中最灵活、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情感,如果情感被专制、被独裁控制,那么我们的基本生活将会非常不稳定,它一定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内心驱使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根本就估计不出来。在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驱动力越占优势,那么在驱动他、督促他、改变他的动力中,“应该”就越有可能成为唯一的。当“应该”的一些阻碍效果被一个远离真我的病人发现时,他仍然很难将这些所谓的“应该”放弃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应该”,那么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有的时候,为了表达出这种关系,他可能会有以下这些说法:他内心感受的具体表现(外在表达)就是如此,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他人做出正确的事情,除非使用武力。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一旦“应该”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骨髓,那么他根本不会放弃这种主观的价值,除非他自身内存有的另一本能力量被他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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