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0,危机下的“失去”与“得到”

于2020年12月21日发布于Artsy(采访整理,英文原文翻译)

https://mp.weixin.qq.com/s/WRiCySvkAMtBS-GgcGOEow

这场对话发生在今年12月1日,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和四位艺术与创意产业人士相约位于上海江宁路的设计共和,聊了聊过去一年中各自的工作与生活。

对谈者包括时装品牌 Ms MIN 的联合创始人及主席 Ian Hylton,如恩设计研究室的联合创始人郭锡恩(Lyndon Neri),玛戈画廊的联合创始人郭慊慊(Vanessa Guo)以及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的创始人及馆长陆寻。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结点由于不同的因缘相遇,又因为同样的愿望坐在了一起,这也是本次对话的起因——我们希望用实验的、即兴的方式讨论与分享,在这动荡的2020年,艺术与创意产业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大家各自的应对方式。对谈视频的录制由 Studio Geek 团队用 iPhone 完成,其主理人徐争希望通过简易的拍摄设备,反映视频制作行业对疫情危机的应对。

所谓“危机”,是一体两面,有“危险”即有“机遇”,人们被迫学会在变化中权宜,逐渐适应新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或许还会得到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谈话以我的个人分享为始。作为 Artsy 在中国地区的负责人,从一个写作者、新闻工作者与艺术行业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我分享了今年年初疫情伊始时我的焦虑,以及如何把焦虑转化为一篇探讨疫情下画廊业的万字长文,希望能够用文字打一束光,记录疫情下这个行业的生存状况,探讨和提供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从相对专业的、客观的视角来讨论创意产业的变化,这原本是我们的设想,但最终,对话的内容出人意料地走心与私密。或许,面对 COVID-19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地用绝对冷静地视角去谈论。我们是写作者,是设计师,是建筑师,是画廊主,是藏家,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但我们首先是人。

当我们回顾自己在过去一年当中有关事业的决策时,当我们探讨危机下的“失去”或者“得到”,我们发现,所有的决定最后都与生活和情感相关:在全球性的重大危机面前,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因此,在这场动人对话当中,你会看到四位社会成功人士很罕见地分享了他们在疫情下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在这场危机下真挚的人生思考。

谈话结束的当晚,我看到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提醒大家,距离武汉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发病的日子,已经整整一年。人习惯把种种难以解释的巧合归因为宇宙万物的安排;作为武汉人,在那一刻,我真的愿意相信,这次对话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最好的安排。

2021年就在不远处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快乐。

— 谢斯曼 Sonia Xie

对话内容时间线检索

【5:25】从“危机”开始讨论,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被迫流产的那些项目

【7:20】郭慊慊分享她今年的职业转型,开设新画廊的原因

【14:07】郭锡恩回顾他在疫情间的遭遇,项目的取消,家人的隔离,女儿不幸感染新冠;他认为,“失去”的概念是相对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是“再觉醒”的过程

【21:28】陆寻今年开始用 Instagram 发现新的艺术家,他的美术馆也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28:52】Ian Hylton 回顾他今年最重要的项目,公司取得了史上最好的在线销售成绩;但是他更多地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以及“危机下的人性”

【35:10】郭慊慊新画廊首展组织的机缘与过程

【40:50】郭锡恩回顾他“具有莎士比亚式悲凉底色”的人生,认为每一次悲剧都是让人进入更高境界的契机,他仍旧为自己的获得而感恩,并相信“被给予很多的人,也背负着很多的期待”

【48:47】陆寻说“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中国人愿意以一种集体性的高度责任感的方式行动,而中国的艺术市场可能是世界唯一仍在增长的市场

【51:59】当前艺术世界的话语权的正在进行再分配

【54:04】陆寻花费4个月装饰的新家,用心将艺术与设计品融合在居住空间中

【57:32】郭锡恩开始为中国建筑师近15年的建筑成绩进行归类存档,并计划未来将其捐赠给博物馆;他回顾了自己收藏的一些艺术家作品

【01:03:09】2021年的计划,寻求生活新的意义及焦点

对话实录

你们一起买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

Ian Hylton:年初时,我们在北京筹划一个大型 POP-UP 活动。活动时间定在春节的前两周。负责这个 POP-UP 活动的人询问我们是否打算延后两周开始活动。那时候,我们似乎被逼到了一个墙角,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筹备和建造,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决定,在“要么做”和“要么全部放弃”之间进行抉择。在这个项目准备到99%时,我们决定取消。现在回顾起来,这次的损失就像是一个戴着可怖伪装的祝福。因为在10天之后,世界开始崩塌。我的2020年便以这个预料外的损失开启。

郭慊慊:我想从“职业转型”而不是“失败”的角度去思考。2020年见证了我巨大的转变。1月,我参加了台北当代艺博会,2月,我参加了洛杉矶弗里兹艺博会。那时中国的疫情正在恶化。我的生活时常在两个文化间游走,我的父母生活在中国,我则在世界各地工作。当父母在中国经受折磨时,我置身事外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种情感让我难以继续工作。每天我都在新闻上看到中国的患病人数不断上涨,封锁城市越来越多,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西方世界,生活照旧,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情感上,我经受着很大的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捐款去购买口罩寄回中国。我的心底甚至涌起了一丝怨恨之情,因为中国之外的世界理所当然地认为疫情不会蔓延到自己:“我们感到很抱歉中国正在挣扎,但是我们会继续当前的生活。”我打心底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对。

2月,我来到了巴黎,这时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疫情扩散的征兆,之后我便一直被困在巴黎。在那时我在家办公,参加线上会议、线上展会等来继续销售艺术品。起初事情看着还不错,大家通过网络能够继续合作和工作,并且搭上了线上展览的潮流。渐渐地,空虚感包围了我,因为这份工作的乐趣在于和人在现实生活中打交道,包括艺术家、收藏家和评论家等,而随着在家办公的时间的延长,艺术世界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线上艺博会、线上展览和电子剪报。一切都感觉不真实。同时,我还不断地听到艺术家的故事,他们承受着经济和情绪上的双重考验。很多人感到焦虑,因为封城他们无法去自己的工作室。由此我开始反思我的现状,我为豪瑟沃斯这家国际大画廊工作,在其亚洲部工作了四年。但我真正想围绕艺术做什么呢?

回到原点来看,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品是艺术世界的起点,后续才有画廊、美术馆、评论家、收藏家所组成的艺术市场体系的出现,是艺术作品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但当前艺术家却是经受着最多折磨的群体。他们经历了很多,也许会在这段挣扎和伤痛中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所以我想要更多地和他们在一线工作,尤其是我同时代的艺术家们。那些80、9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他们正在崛起、寻找着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曾为二级市场的佳士得拍卖行以及一级市场的豪瑟沃斯工作,我在全世界的工作经验,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赋予了我全球视野,这恰好可以帮助这一群崛起的艺术家,也让我发挥出最大的自我价值。我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创造一些东西去帮助艺术家们。

我思考着从长期来看,什么让我开心,什么对我来说极具意义。于是我决定从豪瑟沃斯辞职,并在10月于巴黎开办了我自己的画廊,与国际新锐艺术家一起工作。我希望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他们全球视野,尤其在当下,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并不是只能囿于当地市场,如果有意愿的话,他可以借助科技等现有资源触及到全球观众。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也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我在思考什么是我在事业上想做的,在哪里我能带来最大的价值。也许最后我这次的创业尝试不会成功,但这对我来说是当前最让我满意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故事,在2020年发生的思考。

郭锡恩:我觉得“失去”的概念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于“失去”这个框架下。如若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失去”,的确能看到很多失去的东西。但是我更想用“再觉醒(Re-awakening)”这个词。

在元旦后我离开了中国,我们在欧洲有很多项目,有12个欧洲客户。首先我们去日本见了一位客户,很不幸,这个项目最后流产了,这可以视为一个失去。1月底,Rossana(编者注:即郭锡恩的妻子胡如珊,如恩设计研究室的联合创始人)和我回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们决定,不如快速访问我们所有的海外客户。我们在南非、蒙特利尔、波尔图有获奖讲话和其他发言,又访问了12个城市,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以建筑责任感为主题的旅行,面向客户、学校和机构。

从1月底开始直到3月中旬,我们去往了明尼苏达州、波士顿,Rossana 去了旧金山,在六周时间内,我们有时共同行动有时分开行动。我的女儿 Hannah 现正念大二,周一早我刚落地就接到了她的电话。“爸爸,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因为学校刚刚通知我,我需要在一周内撤离我的宿舍。”我回复道:“一周之内?!你疯了吗。”那会儿她是哈佛大学新生,她本来很兴奋,但现在却感到失望,因为她又得离开学校。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真的有这么糟糕吗?学校宣称会关闭2到3天,但你知道可能会是200天或者300天。学校并没有在撒谎,因为他们也无法确定。我记得那是3月14日我生日那天,我们接到了她,那时候我的小儿子也在附近念预科,一周后他的学校也被关闭了。

我们被困在波士顿区域的一间酒店里近两周,期间一直在考虑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当时我的女儿还生病了,但我无法确定是不是新冠肺炎。我们商讨了两周,要么去佛蒙特州,要么去罗德岛,要么去台湾,要么去檀香山(它正好在中间,我们已经买了票,那票现在还在),飞机票的价格正在快速回落,我大儿子正值毕业前夕,他说“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走,我要把学上完。”那会儿是3月中。3月底,我们决定回家——中国上海。在我们回到上海一周后,上海也封锁了。

当我们抵达浦东机场时,我也称它为“浦东医院”。那时我的女儿被检测出阳性,并立刻被送往了医院。作为父母,我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不过我看不到其中蕴藏的机会,我只看到了危险。有趣的是,在日本停留的时候我读到了圣经中的一段话,我把它分享给了女儿 Hannah, 早上我都阅读它来平静思绪。它提到:“坚持信仰,因为这不止是你的堡垒,如果你坚持,那么这也会变成你孩子的堡垒。”似乎上帝在冥冥之中提前警示我,这件事将会发生:是他,而不是我会照顾好我的女儿,而且事物已经被安排好了。我感到很平静,虽然现状令人难受,但我相信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Rossana 和小儿子都在酒店隔离,两周间我们都不能看到对方。Hannah 在医院隔离,我们只能通过医生了解她的情况。我还留着在3月14日和女儿拥抱的照片,当时她已经呼吸困难,她形容道:“冰正在割我的肺。”所幸在住院两周、居家隔离两周后,她恢复了健康。这个经历促使我去思考家的价值和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的确在某个维度上,这是一种失去。同时它又赋予了我新的视角,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到呢。

陆寻:我今年发生的困难更多是在个人层面上的,很多的旅行计划被取消了。当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全家都在泰国,当时我们考虑是立刻回国,还是去另一个地方。如果选择回国,需要在香港转机并留宿一晚,我们认为这样太危险,所以最后决定带着我们的夏装去北海道的家。我们穿着衬衫,在商场里买羽绒服。去年我在北海道买了一块地建了个小房子,在去年12月完工,并委托给了管理公司。我们在去年12月去了一次,然后在疫情期间因为无处可去又去了一次。我们在北海道呆了一个半月,在上海封城之前我们回到了中国,接下来基本都呆在上海。

原本我会通过参加艺博会,与人交谈来购买艺术品,但今年我呆在家里通过 Instagram 来看世界。它成为了我最有用的工具,你只需要搜索艺术家的标签就可以立刻知道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去艺博会的原因是我想和人交流,只通过邮件和微信是不够的。尤其在买方市场极其激烈的一级市场,你需要通过对话来建立信任,线上对话并不能做到这点。因此在当前阶段,我买到热门艺术品的几率变低了,作为替代我通过 Instagram 来发掘新锐艺术家。并没有很多人在关注新锐艺术家,如果你有很好的品位就可以抢占先机。这是购买艺术品的新方式。

之前,我更多地会在艺博会上购买成熟或者接近成熟艺术家的作品,但如果你不熟悉画廊,没有事先积累的信任和关系,你直接走过去说“我想买这个作品”,那么画廊无法确定你是否是个好客户。人们突然都在买艺术品,我从未见过如此火热的一级市场。尤其是今年,大家都不再犹豫,而是想快点花掉自己的钱。当我已经和画廊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时,我购买作品很顺利。但如果画廊并不熟悉我,那事情就变困难了,而且艺术机构也参与竞争。我还感到今年的艺术机构和藏家们在购买作品时比往常更有针对性,可能是他们的预算更少了,所以好的作品越来越难买,而略有缺陷的艺术品则被完全忽略。

郭慊慊:我也看到了这个趋势。一个快速成长的新锐艺术家会收到纷至沓来的需求,他们价格相对较低值得冒险,同时成熟艺术家的作品很难买到。在市场不平衡和两极化的情况下,位于中间的艺术家最为挣扎。人们在变得更挑剔。

陆寻:我的美术馆在11月举办了一场女性艺术家的双人展,一位瑞士艺术家和一位秘鲁艺术家,他们都无法亲自到场。秘鲁艺术家有一些巨大尺寸的装置作品,我们需要运输零件然后在中国进行最后的组装。我们通过视频交流来进行指导组装,这对于美术馆员工来说一项巨大且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原本艺术家会到场负责这些事情。另一位更年长的瑞士艺术家 Miriam Cahn 是我最喜爱的画家之一。在两年前我们拜访她的工作室时,她就表示从不旅行,所以我们知道她不会出席。她的部分进展得很顺利,但秘鲁艺术家则需要许多额外的精力。美术馆有时也需要负责艺术品制作环节,但不像这次这么多,几乎是99%的工作量。美术馆执行了艺术家的角色,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我们完成了一个美丽的挂毯,秘鲁的艺术家对最后的呈现效果非常满意:“这是来自中国的优秀作品,把这件作品送到欧洲去做展览吧!”

郭慊慊:在中国,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冉冉升起:艺术制造业。

2020年中,你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

Ian Hylton:在听完其他人的故事之后,我不认为我今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任何一个项目,我不断地回想起我在福州度过的那个春节。在那四、五周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世界是否会走向尽头,难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感染数字在急速上升。那时我们一家呆在一起,每天的生活极其单调:做饭、吃饭、做饭、吃饭。那些最简单的生活事项:做饭,围着桌子一起吃饭,阅读。我们彼此对视,惊异于生活可以竟可以变得如此纯粹。一周之后,Min(编者注:即 Ian Hylton 的妻子刘旻,Ms MIN 的联合创始人及设计师)非常想回家,我们决定开车回,一路上非常空旷没有其他车辆,就像科幻电影中会出现的场景一样。路上遇到了很多路障,穿着防护服的人上前来盘问,尤其是车里有我一个外国人的情况。这时,你不会考虑一整年,你只会考虑这瞬间意味着什么。

至于在时尚产业,我觉得今年人们想得最少的事就是“一件新裙子”,那我能对生意有什么期待?幸运的是,今年我们得到了史上最好的在线销售成绩,人们大概只是过于无聊,或者厌倦他们正穿着的衣服,或者展望当他们能外出的时候穿什么。那是一段充满情绪的时光,也是一段恐怖的时光。

当疫情还没有蔓延到西方世界时,我在加拿大的家人们、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不断催促我快点逃离中国。那是一种疯狂的感觉,我的家庭既来自中国,又来自西方。我西方的家庭成员和朋友看到中国正在崩塌,催促我马上逃离。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自我革新的思考,什么是真的重要的,和家庭和朋友的深刻连结,以及我也开始思索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文化的一员的那些我不曾想过的问题。

郭慊慊:我们总是忙着做事,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做这件事我是否开心。我们变得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做了这件事做下一件事,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让自己一直动起来。而这段时间逼着我们停下来,我们坐在电脑前反思我在做什么,我做得怎么样?

Ian Hylton:人们会说让生活恢复正常,或者说新常态。当我们挣扎时,西方世界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当西方世界情况开始变糟时,我们警告他们未来会如何发展,然后他们开始挣扎且现在仍在挣扎,我们却几乎回归了正常。我在想,世界的其他角落是不是也在遭遇着严重的危机,例如中东地区,但是我们却置身事外。对我来说,所谓“危机”或者“危机下的人性”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郭慊慊:在巴黎第一次封城结束之后,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艺术家相遇了。他1月时抵达巴黎也被困在了这里。在这段时间里,他没人可以聊天,住在一个20平米的别人的住处。他告诉我他非常焦虑,不知道做什么,也苦于没有原材料继续艺术创作。他会撕下意大利面包装盒,在上面用仅有的铅笔作画,当前的困境也促使她想要制作更多的作品。我很认同他的所做所想,也正好在筹划自己的画廊的初次展览。一切很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和我都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巴黎,我想开画廊,他想呆在巴黎,因为他很多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欧洲古典艺术史,因此每天都会去卢浮宫汲取灵感。一切都发生得很迂回,我就决定去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重新装修了画廊空间,规划了展览,从上海运来了他的一些作品,也提供给他一间临时工作室制作新作。为了填满整个画廊空间,他一半的展品在巴黎完成,一半是从上海运来的旧作。他的画作尺寸很大,一般需要一个半月才能完成一幅。两周后,画廊开张了。当时 FIAC 被取消,但人们依然想要亲近艺术,所以我们的画廊迎来了意料之外的人潮。人们来参观展览,和艺术家对话,当时他的作品同期在 Asia Now 展出。到10月,巴黎的疫情再次恶化,画廊不得不临时关闭,直到这周画廊才再次开放。

在当前不稳定的局势下,有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决定过于听从直觉,但我确信我想要和年轻艺术家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是我一直购买和支持的艺术家群体。我感到我可以给他们最大的帮助,而且我也想做这件事。至于经济上的考量可以留待未来。我认为我们终将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或者适应与它共存。如果我的画廊在最糟糕的节点开始,那么在未来它只会变得更好。做画廊是一个长期的承诺,我不打算打一枪就跑,我至少需要坚持3到5年。所以我们可以度过这段时间,未来可以做得更多。同时我们需要保持灵活和敏捷性,对变化的事态快速反应。

疫情是否永久改变了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郭锡恩:我想是的,而且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也不会觉醒。我的人生具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凉底色。我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祖父被意外错杀了,原本的目标不应该是他,但是他当时坐在他好友的位置上。在我15岁的时候,我的叔叔在菲律宾被绑架,他试图逃跑但最后被杀死。10年前,Rossana 经历了一次脑部手术,我曾一度认为她会离开我。就在过去的四五周里,我的生活中就有五位的亲密或熟悉的朋友去世或卷入车祸,其中三位进行了大型脑部手术。他们的年龄分布在20岁到40岁之间。

所以,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接着另一场悲剧。你可以把它称为悲剧,你也可以把它称为让你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契机。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一切,所以我可以和他人感同身受。你可以选择否定一切,你也可以选择去接受它。你可以选择去认为人生的无常、悲剧无法避免,你也可以去考虑他们的家庭是否有保险,我能不能帮助他们,我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我想新冠疫情把我们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不能离开,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生活会花费数年的时间来教会我们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我们尊敬修女特蕾莎因为她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但我们依然习惯性地只考虑自己,我也不例外。

我回想十年前我选择来中国的理由,我不认为我们是最棒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团队,但是我们幸运地享受了中国这一平台的红利。但如果你不以一种人性的方式处理你所获得的幸运,你就是在浪费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我们更优秀,所以我们获得了现在的洞见和地位,因此我们更需要承担起责任。我相信,像路家福音里说的那样,“被给予很多的人,也背负着很多的期待”。现在我和你们这样的优秀人才坐在一起,我想我们的确负有责任。我认为新冠疫情是这个世界在试图唤醒人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稍有留意,便会发现环境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有人正在受苦,每一天都有人在受苦。在早上的团队早会上,我可以看到每个员工的脸,和他们打招呼,了解他们在哪里。这不仅仅关于设计、关于建筑、关于家具,这更关乎生命,每个人都同等重要。甚至现在我们聚在一起也有着背后的理由。

Ian Hylton:新冠疫情就像是一个不速之客,让我意识到有一些东西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被改变。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去保护我们职员及他们家庭的健康,我有一些员工就是来自武汉的。这个改变在疫情开始之前就有了端倪,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它的发生。疫情带给了我的家庭和公司许多的反思,和感恩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在这个时点,我想的更多的不是失去,而是给予。我们是遭受了损失,但我觉得我们如今需要关注的是“给予”。

陆寻:在听完他人的发言后,我想说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在经历这一连串的混乱和政治博弈之后,我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我看清了每个国家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又真正处于什么位置。我很骄傲也很感恩我所在的国家、以及它的文化和它的行动准则。我发现中国人愿意以一种集体性的高度责任感的方式行动,例如那些阿姨和大妈们极其认真地测量每一个人的体温,这种责任感是融入血液的。至于艺术市场,我想中国市场是世界唯一仍在增长的市场。我每天都看到有新进场的藏家购买艺术,他们来自金融行业、设计行业等等。

Ian Hylton:作为一个新藏家和艺术的绝对崇拜者,我也见证了这个趋势。我记起我在参加上海艺博会时,听到“别在这,这里人太多了。你们太感兴趣了。”有些我看上的“梦想单品”,然后被告知“明年吧,明年。”这个市场在变得更加拥挤和充满竞争,艺术家们各展才华,我也听到了一连串令人惊喜的销售数字,我为此感到高兴。

郭慊慊:因为疫情一些西方画廊和艺术家无法来到中国,所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国内画廊和艺术家。我回到中国后参观了好几个年轻艺术家工作室,我很惊喜地看到了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快速成长。之前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但是疫情给予了他们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而我想要融入到这股潮流中去,去发掘这些年轻艺术家,充当桥梁的作用,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巴黎,让世界意识到他们的才华。我想当前艺术世界的话语权的正在进行再分配,权威的声音正在改变,新的平衡将会诞生。接下来几年将会变得非常有趣。

在疫情下,作为藏家,你找到了怎样支持艺术家的新方式?

陆寻:我发现新一代年轻藏家更愿意谈论艺术,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大门分享自己的藏品,通过建立基金会或美术馆来展示藏品。我也不例外。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重新设计了我在南京的家,重新整理和摆放了设计家具、画作、音频作品、装置作品等,把他们置于一个家的氛围之中。有时它们显得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我需要特别地为他们设计摆放方式来表现这是一件艺术品。在之前我都忙于策展和充实美术馆空间,这次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审视我的生活空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有很多优秀的藏家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展现他们的藏品,家具和艺术品的层次并不匹配,例如你会看到一件很好的当代艺术品和某件意大利品牌的量产家具摆在一起,当然这不赖,但它们还并不在同一层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为艺术品找到合适的地方或方式来展示。

郭锡恩:我们去年搬离了旧工作室,在今年装修了新的工作室。现在我们所处的新工作室是这周刚刚开放的,而且它不仅仅是办公空间,也包括了餐厅、咖啡厅、店铺等,是一个设计共和和如恩的整体空间。此外,我们从 The Grand Foundation 雇用了一名全职员工负责整理我们过去十五年的档案,包括模型、文档、手稿、草图、绘画、版画等,就和 Herzog & de Meuron 的“衣橱”(closet)想法很相似,我们称之为“抽屉”(the drawer)。但我们认为,不能仅仅整理自己的档案,我们还联络了一些同期的中国建筑家,向他们收集购买近十五年——以及未来十年的,如果我可以活那么久的话——某些项目的图片进行存档。我们希望最终能将这些档案捐献给上海的某家博物馆。这其中也包括一些给予我们灵感的艺术作品,比如 Nadav Kander 有关重庆的摄影作品,我们收藏了几件他拍摄长江大桥的作品,风格上比较类似 Robert Van der Hilst 的中国家庭室内影像,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最近还购藏了一件 Candida Höfer 的作品,但不是她标志性的历史建筑摄影作品,而是她拍摄 Melnikov 工作室的作品,我非常喜欢那个建筑。那件摄影作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Melnikov 不仅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我想这个机会不单单是梳理我们所做的,也外延到了那些启发我们的,让我们尊敬的、挑战我们认知的、促使我们反思和行动的人和事,并可以激发一些讨论。

Ian Hylton:今年是我们品牌的十周年,也是整理反思的一年。是对生意、对家庭、对个人、对身份、对审美的打散与重新审视。在疫情前我们家开始重新装修,当疫情来临时,家的拆除就好像对疫情下世界的隐喻。我们正处于重建和重组的阶段,也同时展望着未来。

明年有什么计划?

陆寻:购买更多的艺术品。

郭慊慊:我们已经差不多规划好了明年的展览计划,包括美国年轻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我只希望它们能如期举行。如果事态有变,那就随机应变。今年让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清晰的意义和目的,我真的想做什么,什么让我快乐,什么让我觉得有意义。之前我想做所有事情,但是人没有分身术,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并坚持下去,看它会发展成什么样。

Ian Hylton:我看到了机会。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四个人也不会在今天坐在一起,以现在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彼此分享自己的经历。我非常享受这一刻。我不再把一切视作理所当然,我甚至怀着笃定和意义感,期待着明年宇宙将向我展现什么。

郭锡恩:我们已经规划好了下一年甚至后几年的全球展览和讲座的安排。但今年发生的一切教会我在翻看这些日程时不再那么焦虑。我的焦点改变了。事情依然按计划进行,但是我不会再工作到凌晨1点——我以前可是会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焦虑得不行——现在我为小儿子申请大学的事情感到焦虑,我们昨晚结束了所有的申请工作。Rossana 和我对视,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孩子的大学申请,他们现在都很好,这次也会顺利的。然后我们又回到原点,重新焦虑起来,他能不能考上大学?我的小儿子说:“你们俩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相信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也很期待未来有像今天这样的相遇。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反思,而在之前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谈策划及主持

谢斯曼(Sonia Xie)

对谈嘉宾

Ian Hylton, 郭锡恩(Lyndon Neri),

郭慊慊(Vanessa Guo),陆寻

视频制作

徐争(Steven Xu)from Studio Geek

对谈文字整理

娄依伦

特别鸣谢

Ms MIN,设计共和,Sima Bibi

娄依伦文章作品集

【艺术文化】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

或许很少有字体能像 Eurostile 这样在不同的时代保持同一种感觉。自它从1962年推出至今,不管是19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还是2010年代的电影《月球》,亦或是在无数其他的科幻电影和游戏中,Eurostile 一直表达着一种“未来”感,从未没有失败过。

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难得有一款字体是可以带你穿越到未来的,它们往往是回到过去的道具。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说到底,在于要怎么表达一个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时代。

于2020年8月10日发布于《卷宗WALLPAPER》(搜集整理+中英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ta1uzZdru9Klwd2KfPXuyg

戈达尔的“俄耳甫斯工作室”,《影像之书》在这里诞生

“俄耳甫斯工作室”(Le Studio d’Orphée)是著名法国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开设在米兰普拉达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 Milano)南方画廊(Sud gallery)的一个永久空间……这也是 Godard 与现任妻子 Anne-Marie Miéville 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工作生活的地方。项目的命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与欧律狄斯的爱情故事。

于2020年1月2日发表于《卷宗WALLPAPER》(展览评论+英文采访)

https://mp.weixin.qq.com/s/rPLg__TCi6V7NdAM-BrbYQ

美術手帖|美术馆与性别之间30年的战斗,Gender-free真的可能吗?(2)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举办一些引入性别观点的展览。发起这一潮流的,是担任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事业策划部长(至2018年)的笠原美智子和栃木县立美术馆主策展人(至2016年)小胜礼子。我们向在美术馆现场的最前沿以多边方式探讨性别问题的两人,询问了关于至今为止策划过的展览和美术馆制度等问题。(转载自《美術手帖》2017年11月刊“GENDER IS OVER!?”)

于2019年6月24日发布于《美术手帖》(中日翻译)

https://mp.weixin.qq.com/s/s-A4CegiO9uVSL4w6369rQ

【时尚娱乐】

全球艺术之旅丨在公元2019年的意大利大旅行路上,与达芬奇与瓦格纳隔空相遇

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欧洲贵族、绅士们在完成课堂教育之后,会开始一段短为几个月,长为两到四年的的异国游历之旅作为课堂教育的补充,也是身临其境的美育教学……大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常常是文艺复兴相关城市与经典文化地点,在法国巴黎稍作停留,接着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然后乘着小船渡过地中海,前往意大利的罗马与威尼斯等地,最后在旅行的终点委托画家绘制自己的肖像画来宣告征途的结束。

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于《艺术新闻中国》(搜集整理资料+中英翻译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FojUGLQnQqvf-RIq3bO-Tg

读书行路,去明珠美术馆看《路易威登游记》珍藏

上海。明珠美术馆最新展览《读书行路:<路易威登游记>艺术展》(Reading Walking: Louis Vuitton Travel Book)于6月24日开展。此次展览由明珠美术馆发起……上述这些轻盈美妙的作品都来自于路易威登出版社2013年开始的艺术出版项目《路易威登游记(Louis Vuitton Travel Book)》。每一本游记平均要花费两年的时间精心打磨……路易威登出版社负责人朱利·古尔日耳(Julien Guerrier)评论道:“做一本书和做一件衣服是完全两个概念。时尚行业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而出版业却需要长时间兢兢业业地投入才能有所成果。”

于2018年6月28日发布于《艺术新闻中国》(展览评论+品牌植入+中英文采访)

https://mp.weixin.qq.com/s/O7DmvzbEUkW6jqP7h9EeGA

从意大利到好莱坞,如何运作一家Gucci餐厅?

继首家 Gucci Osteria 大获成功后,这一老牌意大利时尚品牌趁着不久前的奥斯卡颁奖季,将餐厅开到了好莱坞。开幕前夕,一位顶级意大利主厨、一位奢侈品品牌CEO、一位天才创意总监相聚佛罗伦萨,这次他们聊的可不是时尚……

于2020年3月3日发布于《出色WSJ中文版 Wall Street Journal》(中英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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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健身装备过时了吗?

看到穿着人造革运动衣、亮片运动裤和紧身连体衣全副武装的健身爱好者,不禁让人羞愧地瞄了一眼自己身上老气横秋的休闲短裤、毛衣和T恤。

这已不是新鲜事,他们一边在健身房汗如雨下,一边花钱让自己的行头看起来像是“盛装出席”……

于2020年2月27日发布于《出色WSJ中文版 Wall Street Journal》(中英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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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他是商人,还是艺术家?/村上隆

村上隆可以说是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当代艺术家,他出身于日本,但成名于美国。他的作品尤其受到中国富二代们的欢迎,然而在日本本土的呼声却不高。他在海外办的展,频率远高于日本。作为一个评价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艺术家,我们该如何理解他?

于2018年6月19日发布于《艺术市场通讯》(资料搜集整理+中日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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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频艺术对抗无力感,进入瑞秋·罗斯的宏大叙事

耶鲁大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如此金光闪闪的履历让人不禁怀疑美国艺术家瑞秋·罗斯(Rachel Rose)是不是从未尝过失望落空的滋味,一切荣誉和机会都来得似乎毫不费力。

然而在以上种种亮眼的标签背后,瑞秋·罗斯曾经也经历过低潮和艰难的抉择时刻。

于2020年8月9日发布于《Artsy中国》(人物访谈+英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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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互联网艺术革命,你与安迪·沃霍尔只有一键之隔

在几年之前,网上购物还是一件新鲜事,相信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并从他那里购买物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购买习惯的培养,人们慢慢地接受了网上购物,从纸巾、衣服等小物件,发展到汽车、电脑等高价值物品。以小圈子与重关系为特征的艺术品买卖圈也受到了互联网的挑战。这个千百年来没有太大改变的艺术交易行业,会因互联网这个搅局者,出现什么样的新态势呢?

于2018年7月2日发布于《艺术市场通讯》(自命题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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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

于2020年8月10日发布于卷宗WALLPAPER(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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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很少有字体能像 Eurostile 这样在不同的时代保持同一种感觉。自它从1962年推出至今,不管是19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还是2010年代的电影《月球》,亦或是在无数其他的科幻电影和游戏中,Eurostile 一直表达着一种“未来”感,从未没有失败过。

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难得有一款字体是可以带你穿越到未来的,它们往往是回到过去的道具。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说到底,在于要怎么表达一个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时代。

Eurostile 的字形洁净、有力、流线型、有逻辑,几乎是手写体的反义词。难怪电器品牌东芝1969年开始用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字体。在1970年大阪世博上,当很多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太空、电脑、原子能和机器人,Eurostile 实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浪漫想象。那是一个被理想主义的空气环绕的年代。

到了今天,许多曾经的未来变为现实,另一种未来仍像海市蜃楼一般在人类前方若隐若现,而 Eurostile 也名正言顺地担任了这种前景的代言人——那些著名的科幻电影大多是敌托邦式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Eurostile 能否永续其作为未来代言人的身份?这其实取决于我们想象中未来的样子。科幻电影中的字体应用,更是如此。

Stanley Kubrick 创作于1968年的杰作《2001太空漫游》是分析科幻电影中字体设计的绝佳案例,这部诞生于1968年的电影首次在航空器的用户交互界面上使用了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之后,这个字体几乎成为了科幻电影的标配。

从这部影片开场开始, 就展现了对加粗、简洁、无衬线字体的热爱,而影片标题选择的是 Gill Sans 字体,其中“2001”中的“0”使用的是 Gill Sans 字体的字母“o”,而非数字“0”。

影片的开头背景设定在“人类的黎明”(Dawn of Man)时刻,这个时刻并不属于科幻未来的范畴,所以它采用了看起来像对古老的字体 Albertus。接着我们随着 Dr. Heywood R. Floyd 乘着 Pan Am 宇宙飞船飞向了第五空间站。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 首先出现在了 Pan Am 宇宙飞船的驾驶面板上,随后这个字体也出现在了 HAL 9000 高智能电脑的界面上。这也许暗示着从一开始 Pan Am 宇宙飞船就已经被 HAL 电脑所控制。

当博士到达空间站时,迎接他的接待台上的语言设置按钮应该是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也或许是字体 Eurostile 的前身——Microgramma。这两种字体的区分非常困难。Microgramma 由 Aldo Novarese 和 Alessandro Butti 在1952年设计,在1960年代开始广泛用于技术插图,并在1970年代初成为图形设计师的最爱之一,其用途包括包装的宣传和出版物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种可以用作 Letraset 激光印字传输系统的字体。类似的字体在科幻系列影片《星际迷航》(Star Trek)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

Novarese 随后在1962年开发了 Eurostile。

电影中的视频电话界面则应用了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还附带上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公司标志——美国贝尔电话公司。

Eurostile的前身——Microgramma,两种字体的区分非常困难。

希尔顿酒店连锁集团在5号太空站上所开设前哨站的标志让人联想起贝佛利希尔顿饭店(Beverly Hilton)的标志;在月球基地的一段简短演讲之后,三位美国人搭上了宇宙飞船前往查看黑色石板。他们所使用的地图完美地融合了三种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Futura Medium,以及一些缩进过的 Univers。当电影进入了第三第四部分的木星章节时,标题画面使用了经典的无衬线字体 Futura,当然,在字形上做了一点变化。

在HAL 9000的逻辑记忆中心也使用了字体 Futura。

从《卫报》于2004年发表的一篇档案文章看来,Kubrick 是 Futura 字体的拥趸,Futura Extra Bold 是他最喜欢的字体,他也喜欢 Helvetica 和 Univers,“干净优雅。”根据字体设计师 Sebastian Lester 的说法,Kubrick 在这部科幻史诗的海报上使用的字体具有“真正的太空时代血统”。他解释说:“ Futura 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正式字体。”认为“它基于几何特征——正方形、圆形和三角形——具有稳定的简洁和永恒性。”

1969年7月,当 Neil Armstrong、Buzz Aldrin、Michael Collins 将阿波罗飞船着落在月球表面上的时候。Futura 这个字体也承载了首个飞向太空的人类文字。这是由 Paul Renner 设计并于1927年发布的几何无衬线字体,其设计风格与包豪斯在精神上有着类似。近乎完美的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均匀比例是 NASA 当时的理想选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陆军就一直使用 Futura 作为其详细的全球制图项目的基础,而美国空军则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在其导弹标志上使用 Futura 字体。

再到1960年代阿波罗计划的实施,Futura 已成为军事行动的通用选择。在航空航天工、交通运输业中,该字体也已广泛用于飞行仪表和控制器标记,拓宽了作为人类最受欢迎字体之一的疆界。

而在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所著的1968年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的经典之作《银翼杀手》(1982年)中,其开篇所使用的字体并未体现出强烈的未来感,它所使用的是 Frederic W. Goudy 在1915年设计的字体 Goudy Old Style。这是一种老式的衬线字体,最初由 Goudy 在1915年为 American Type Founders 设计,适用于文本和显示,与二十世纪初美国印刷的历史主义趋势相吻合,其灵感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物,但没有特定的历史原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影片在科幻外壳之下某种怀旧的哲思。

电影中,里昂的身份被怀疑是 NEXUS 6,在泰瑞公司的办公室中接受人性测验。我们可以看到泰瑞公司的椅背上印着“TYRELL CORP”,这可能采用了字体Akzidenz-Grotesk Extended。Akzidenz-Grotesk 起源于19世纪后期,属于一种通用的无装饰的无衬线字体,最初由柏林的贝特霍尔德字体铸造厂设计,在19世纪的德国印刷中占主导地位。Akzidenz 希望将其用于门票和表格等等商业印刷字体,而非精美印刷品,而“怪诞”(grotesque)是当时对这一无衬线字体的形容,在其推出后的半个世纪里鲜为人知,但在战后却确立了标志性地位,成为瑞士平面设计的首选字体,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风靡西方世界。

当电影中第一次出现主人公戴克时,他在洛杉矶的大雨下悠闲地看着报纸。报纸的头条写着:“在海洋、月球和南极洲发展农业(FARMING THE OCEANS, THE MOON AND ANTARCTICA)”,使用的应该是字体 Futura Demi。头条副标题里写着《计划连接世界范围的电脑》,使用的是字体 Optima Bold。

Zapf cited this gravestone as inspiring Optima. Portions of the text are copied onto one of his 1950 sketches.

Optima 是一种人文主义无衬线字体,由 Hermann Zapf 设计,并由德国法兰克福 D. Stempel AG 铸造厂于1958年发布,其灵感来自古罗马时期的都城,以及 Zapf 在1950年去意大利度假期间所见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墓碑上石刻。随着情节的推进能多次看到这张报纸。戴克在蛇坑酒吧等待左拉的时候,他又再次阅读了这份报纸。

科幻电影长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视觉表现效果来体现科技进步后的未来主义风格。在斯科特的另一部电影《异形1》(1979年)中,舰船 The Nostromo 的设计就是处理未来时尚的完美典范,例如使用了类似字体 Helvetica 的紧急头盔。但在人工智能 MU/TH/UR 的显示屏中使用的是字体则是 City Light,在科幻电影中选择这款字体很少见,因为它属于衬线字体,City 字体于1930年前后由柏林 Berthold 铸造厂推出,从机械与工业的时代汲取灵感。

船长达拉斯的夹克背后的“NOSTROMO”标志以及主舱内的成员的铭牌上使用了 Pump Demi 字体,体现出典型的1970年代审美。国际字体协会(International Font Council)曾投票将该字体评选为“最具1970年代风格的字体”。这也符合了影片七十年代末的制作背景。

《月球》是另一部苍凉、孤独、极致美丽的科幻电影。影片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现在在哪?”(Where are we now?),随后播放了月能公司的宣传片,里面介绍了在月球开采的 Helium-3 资源如何成为了地球的主要能源来源之一。宣传片的最后出现了月能公司的 logo。画面中使用的字体既不是 Eurostile 也不是 Eurostile 的前身 Microgramma,而是 Microstyle。

在科幻电影字体的选择上,Eurostile 的确长期在榜。而 Eurostile 的对手则是直线风格的 Bank Gothic 字体。《月球》则不断使用这两种字体以最大化渲染未来之感。3D 效果的 Bank Gothic Medium 被使用在影片的开场和各类场景介绍标题中。Bank Gothic 是 Morris Fuller Benton 设计的直角几何无衬线字体,于1930年发布。该设计从20世纪后期开始流行,尤其在科幻、军事、企业或体育等领域。

《月球》在介绍故事发生的时空地理时,选择采用了一款有趣的带棱角的字体 OCR-A。这款字体在1968年诞生,出现于计算机光学字符识别的早期,使用简单的粗笔画来组成可识别的字符,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被机器读取,但肉眼却相对难阅读,足见其未来主义风格。当影片中的机器人 GERTY 与主人公 Sam 交流情感时,使用了一组表情符号,也成为了人类当下精神状态的表征。

 开篇:贺荣凯

 正文:娄依伦、Ran Z

为了纪念设计界的他们

于2020年4月4日发布于卷宗WALLPAPER

https://mp.weixin.qq.com/s/dFb6IqaQD8QG1-20_EfO4w(编译)

为了纪念

In Memoriam

又是清明时节,今年此时,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已直逼100万例。无论是过去几个月,亦或是未来,每一天我们都会目睹无数的人,经受着相似的考验。冥冥中又在期待,将到来的逆转,否极泰来。茨威格曾写道,不要忘记从时代的深渊中抬头仰望,那些曾经照耀我们的昨日星辰。纵然为其陨落而悲伤,请相信在永恒不断的进程中,这样的停顿,终将是人类历史短暂的一阵间歇。

✨ 我们仅已此篇献给过去一年逝去的建筑、设计、艺术、时尚界大师们,是为纪念。

2020

Michael Sorkin

1948 – 2020

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评论家和教育家 Michael Sorkin 因感染新冠病毒于2020年3月26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1岁。他一生为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喊,这个理念在他的建筑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1980年代,他为杂志《Village Voice》撰写的建筑评论中便展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信念,其中包括屋顶绿化、垂直农场和可持续能源利用等超前想法。

建筑工作室 Michael Sorkin Studio 承接着各种规模和不同需求的城市绿色建筑设计,Sorkin 希望能通过他的建筑作品及理念探讨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并出版了20多本探讨这些主题的书籍。在2005年,索金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Terreform,与杂志《Urban Research》共同致力于研究如何改造城市,使其变得更为公平、可持续与美丽。在工作室最近的中国项目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新区新城的总规划,将绿色空间和农业系统纳入城市结构脉络。

直到去世时,Sorkin 还担任着纽约城市学院(CCNY)城市规划研究生课程的主任,他还曾在世界各地的众多知名建筑学府任教,其中包括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A)、哈佛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

Vittorio Gregotti

1927-2020

Vittorio Gregotti 是一名意大利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理论家和城市规划师,他所经手的大型建筑项目以与文化和体育相关最为著名,例如歌剧院、运动场等。Gregotti 擅长既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同时拥抱崭新的变化,巧妙调和新旧之间的冲突。 其中最为知名的案例莫过于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翻新及其周边改造。最近,Gregotti Associati International 还在法国完成了普罗旺斯大剧院(Grand Théâtre de Provence)项目。

当时该场馆在举办1955年地中海运动会后便几近废弃,Gregotti 选择保留原有的墙壁与塔楼的同时大范围改造体育场内部。此外,在1970年代他还被两次任命负责威尼斯双年展的视觉艺术部分,也是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也致力于建筑写作、教学。关于一些更具争议的设计,例如巴勒莫的 ZEN 区域或者米兰的 Bicocca 项目,他总是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建造它们。他说道,“(建筑)以必须去回应具体的社会需求,与地理和当地历史紧密联系。”Gregotti 于3月15日因感染新冠在米兰逝世,享年92岁。

Michael McKinnell

1935-2020

建筑师 Michael McKinnell 以其参与设计的著名的粗野主义代表建筑——波士顿市政厅而得名,他也是建筑设计公司 Kallmann McKinnell & Wood Michael McKinnell 的联合创始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病逝,享年84岁。

对于很多人来说,通过一张波士顿市政厅的照片就能理解出粗野主义的轮廓,投标时, McKinnell 的团队在30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当时的 McKinnell 年仅26岁,波士顿市政厅也是他第一个变为现实的设计作品。该建筑以其倒金字塔型的造型和挖空的混凝土外壳,成为市民权力的象征,代表着迎接变化与重新定义城市化的雄心。这座建筑在1969年2月向公众开放,去年 McKinnell 还参加了它的50周年庆典。

Sergio Rossi

1935-2020

时尚鞋履传奇人物 Sergio Rossi 于4月3日因疑似新冠病毒感染去世,享年84岁。他于193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 San Mauro Pascoli,以制鞋技术着称。他于1950年开始了自己的独立业务,他会在冬天整个冬天制作其早年标志性凉鞋,然后在夏季的海滩度假胜地出售,著名的 Opanca 凉鞋激发了几代鞋类设计师的灵感,他创立的品牌持续以精美的凉鞋而闻名。

如今的 Sergio Rossi 品牌于1968年成立,Rossi 将强大的设计美学与精湛的技术相结合,也为其吸引了其他著名时尚品牌的合作,例如 Dolce&Gabbana 和 Gianni Versace 等。Kering(当时称为PPR)于1999年买下其公司的控股权,但于2015年将其出售给了私募股权巨头 Investindustrial。该公司于2016年重新推出该品牌,从那时起就大量引用其档案,突显 Rossi 的创造力。

Ulay

1943-2020

提到 Ulay,必然难以绕开他曾经的灵魂伴侣 Marina Abramović。他们俩的爱情将彼此推向了艺术创作的高峰。Ulay 在阿姆斯特丹初次邂逅 Abramović 后,彼此之间变迅速发生了化学反应。他们的爱情持续了12个年头,期间诞生的行为艺术作品也让人印象深刻,例如他们互相扇对方耳光的《Light/Dark》 (1977),以及《Rest Energy》(1980)中乌雷拉满了箭弓,将箭头对准了他爱人的心脏。

他们最后的分手也以极其艺术的方式结束,他们在万里长城的两头出发向彼此走去,相遇的时刻就是分手的时刻。二人在此后的20年里没有再联络,直到2020年 MoMa 的展览“艺术家在场(artist is present)”中盈着泪水的再次相会。在得知 Ulay 的死讯,Abramović 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表示了悼念:“得知我的朋友 Ulay 去世,我非常难过。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我将深深怀念他,也为他的艺术遗产将永存感到欣慰。”

John Baldessari

1931-2020

概念艺术之父 John Baldessari 于2020年1月2日逝世于洛杉矶,享年88岁。他的艺术生涯可分为上下两个篇章。在19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Baldessari 是一名颇受市场欢迎的抽象艺术家。直到1970年7月的一个周五下午,他将所有作品都收入车中,然后载着它们开向了圣地亚哥的一家殡仪馆。在那里,他卸下了象征着他13年艺术历程的作品们(从1953年5月大学毕业开始到1966年3月),亲自看着它们在殡仪馆的大火中烧成灰烬。

这一天也成为 Baldessari 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此后他一边任职于加州艺术学院,一边开始探索一条全新的艺术道路,也被他自己称为“后工作室时代(post-studio)”。他探索了多样的创作媒介,包括绘画、文字、视频、摄影、雕塑和装置作品。在这一次次地实验性探索中,Baldessari 也成为了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当代艺术家和教育者之一。

2019

贝聿铭

1917-2019

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猝然长逝是2019年建筑界最为惋惜的事件之一。贝聿铭出身于苏州望族,在17岁时移居至美国学习建筑学与工程学。虽有强烈回归故土的意愿,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没能如愿。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人生最初17年在中国成长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职业和生活的养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位普利茲克奖得主的建筑作品,包括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楼和波士顿JFK总统图书馆等,当然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巴黎罗浮宫的扩建项目。他也是197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中国工作的华裔建筑师,标志作品为京郊的香山饭店。

贝聿铭在接下委托后,没有立即开始设计,而是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反复匿名造访罗浮宫并阅读法国历史。他的玻璃金字塔方案最初引起了强烈反对,认为这个设计将破坏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而如今玻璃金字塔已经成为了巴黎的新地标。八十岁后,贝聿铭重归故里,也为苏州留下了一座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苏州博物馆,作为送给家乡的礼物。这座以灰白为基调的建筑物与邻近的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一起,成为了苏州这座古城的新名片。

Karl Lagerfeld

1933-2019

提到老佛爷 Karl Lagerfeld,人们的脑海便自动浮现出一个经典形象:扎成低马尾的白发、深黑笔挺的西装、配上一幅巨大的黑色太阳镜。Lagerfeld 的才华在1983年起担任 Chanel 和1965年担任 Fendi 的创意总监的两段经历中呈现地淋漓尽致,通过成衣和高定来表达他所看到的时代精神。Lagerfeld 还留下了一场场传奇大秀,例如2007年 Fendi 在中国万里长城上所办秀场,在掌管 Chanel 期间,秀场亦可以是赌场、古希腊世界、空间站,亦或是宁静的森林。

除了时装设计师的一面,Lagerfeld 的一些小爱好也为人津津乐道,偏爱黑白色、零度可乐的他也是一位猫奴。他的爱猫 Choupette 在 Instagram 上拥有逾27万粉丝。最近 Karl Lagerfeld 同名品牌为纪念其逝世,推出了一款复古风格的吃豆人小游戏,身在其中的玩家可以变身为 Choupette,一边躲避恶狗的追捕,一边收集卡尔银币。Karl.com/maison

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1941-2019

建筑师 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和大学同窗建筑师 Adolfo Natalini 在1966年一同创立了后来的被视为传奇建筑团体的 Superstudio。随后,Gian Piero Frassinelli、Roberto Magris 等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Superstudio 一直站在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Radical Design movement)的浪尖之上,设计深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di Francia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写道:“1966年12月,超级工作室诞生于佛罗伦萨洪水泛滥的泥潭。”

在提到他的设计理念时,di Francia 如此说道:“我想要证明设计和建筑也能体现一种哲学和思辨的气息,甚至撬动人们全新的认知。”扎哈、库哈斯、伯纳德·屈米等著名的建筑师都是他们的建筑理念的拥趸。”独立策展人、作家 Maria Cristina Didero 回忆道:“(他)是一位绅士、一个慷慨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的革命性声音总是会从现状中脱离出来,他对知识和哲学的深入研究,对社会的思考引导了无数无与伦比又具有争议性的项目。”

Peter Lindbergh

1944-2019

著名摄影师 Peter Lindbergh 在毕业于柏林艺术学院后,曾去往克德国雷费尔德市的艺术学院内学习抽象艺术。在那里,他接受了概念艺术的影响,并在当时最为先锋的画廊之一 Galerie Denise René 举办了第一场展览。在移居到杜塞尔多夫后,于1973年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Lindbergh 常常从众多的街拍、抓拍、纪录片中获取灵感,将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入到时尚摄影中。

他于1973年与同样传奇的摄影师 Helmut Newton 同年加入《Stern》杂志。他最为知名的摄影系列无疑是1990年代拍摄的黑白系列,将 Naomi Campbell、Christy Turlington Burns、Linda Evangelista 等传奇超模的风采定格。他曾于2017年与20世纪雕塑巨匠 Alberto Giacometti 携手合作,通过镜头,贾科梅蒂的作品显得残酷而又鲜活,当时称之为“完美瑕疵”(perfect imperfections)。

Ingo Maurer

1932-2019

德国设计师 Ingo Maurer 于50年多载的职业生涯中为灯具设计行业留下了巨大财富。从1966年开始,Maurer 的灯具设计从功能性目标转变成创造魔法般的光照效果。Maurer 在威尼斯展出了其第一件超现实灯具作品,将一个普通的灯泡放入一个放大版的灯泡形状底座银色玻璃制品中。

以此为契机,他开始使用多种不同的素材与光线相组合,从纸张、织物,到镜子、羽毛、陶瓷等。在职业生涯后期,他也不忘帮助年轻设计师,慷慨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的设计从图纸变为现实。对 Maurer 来说,不断钻研灯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设计出更加别出心裁的产品,或者追求极致完美的灯具,而是光线本身就令他着迷。

Wim Crouwel

1928-2019

Wim Crouwel 是荷兰设计的标志性人物。他作为 Total Design 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引领了荷兰的实用性导向的设计风潮,设计了一系列海报、标志和商标。他所创造的极度几何风格的 Gridnik 字体,与仅使用水平和垂直线而避免曲线和对角线的 New Alphabet 字体收获了强烈反响。

在他与埃因霍温的 Van Abbemuseum 博物馆长达10年的合作中,Crouwel 拥有了极大的创造自由,因而诞生了一系列异常出彩的展览海报。它们极度简洁,通过对标题的精心设计以体现展览的特点。Crouwel 作品经常被选入大型回顾展中,包括伦敦设计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John Giorno

1936-2019

John Giorno 是一名行为艺术家、诗人和行动主义者,他的艺术实践横跨诗、影响、绘画、声音装置和雕塑。他因在安迪·沃霍尔的《睡眠》一片中出镜而为人所知。在20岁出头时,Giorno 是纽约市的一名股票交易员。在参观1962年安迪·沃霍尔的纽约首次个人展时,与沃霍尔相遇并迅速建立了亲密而浪漫的关系并持续了两年之久,在那期间他们形影不离。

在同居的第二年,沃霍尔将 Bolex 复古摄影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拍摄下了著名的时长五个多小时的影片,26岁的 Giorno 裸着身体陷入了深眠中。据沃霍尔所说,该支影片的灵感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耶稣像。在1968年 Giorno 开始了 Dial-A-Poem 艺术项目,该项目里有六条电话线路,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拨打任意一个号码,便可以听到电话线另一端传来的诗句朗读。这件作品无疑给水泥森林里增添了一抹诗意。

Agnès Varda

1928-2019

Agnès Varda 出身于比利时,后因战乱来到法国,是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左岸派的代表人物,当代电影界的传奇人物,于2017年同时获得了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作为一名电影人她将镜头对准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例如电影《五点到七点的克莱欧》(1962)。作为一个新浪潮运动中的女性发声者,她常常被视为是女权主义的旗手,“女性不得不去拿自己去开玩笑,自嘲,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Sophia Kokosalaki

1972-2019

希腊出身的 Sophia Kokosalaki 是伦敦的一名时尚设计师,因其精巧具美感的希腊特色褶皱设计而名声大噪,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的队服、工作服、开幕式与闭幕式的设计工作更是她设计师生涯的亮点。她偏爱在设计中加入希腊的神话典故与克里特岛的风景。曾领导过多家奢侈品牌的设计的她,后来创立了以希腊历史为当代设计元素的个人品牌。

Luigi Colani

1928-2019

Luigi Colani 是一名德国工业设计师,他的设计不以取悦大众为目的,坚持自己的独特审美。即使经常与多个品牌进行合作,但是他从未将自己锁定在一个方向上。作品各部分都和谐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流畅的雕塑感,位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工作室内,放置着无数的设计新颖独特的摩托车、汽车、卡车等,每一个模型都在原车型的基础上加上了狂野而大胆的想象,让观者提前畅想了未来的交通工具的模样。对于设计行业来说,他的逝世是一个极具个性灵魂的离开。

Carlos Cruz-Diez

1923-2019

Carlos Cruz-Diez 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市,从小他就钟爱绘画。17岁时他入学卡拉卡斯美术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 Jesus Rafael Soto 与 Alejandro Otero,后来他们都成为了20世纪委内瑞拉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在学习了包豪斯、欧洲先锋艺术后,他对于如何组合色彩、光线与视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开启了一条通往抽象主义的艺术创作之路。

1959年,他创造了第一个 Physichromie(物理色彩)作品,且随后的60年间他都持续地为这个系列加入新作品。通过结构的处理,释放出色彩的多种可能。条纹的背景、平行的垂直线条、相称的色彩选择、精心的摆放这四种元素互相作用使得他的作品始终处于一种变化和流动的状态。

Enrico Taglietti

1926-2019

建筑师 Enrico Taglietti 深深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城市景观设计,尤其是首都堪培拉。Taglietti 出身于意大利米兰,1953年毕业后便在米兰工作和生活。因一次意大利设计主题展览的工作,他造访了澳大利亚,其中首都堪培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限延伸的原始自然风光,且尚未沾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尘埃。

在这里,他看到了作为建筑师发光发热的巨大空间,因此决定移居澳大利亚。如今他所设计的众多学校、写字楼、酒吧等许多建筑,成为了堪培拉城市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也塑造出了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水平线方向的延伸与尖锐的建筑边缘。跃动的风格与澳大利亚当地的自然风光相呼应。

Claude Lalanne

1924-2019

法国雕塑家 Claude Lalanne 的作品常常取材于她后院花园里的植被们,她手下的动物、花卉、植物们虽然是冰冷的黄铜与青铜材质,但却敲开了无数观众的心扉。她与丈夫 François-Xavier Lalanne 神仙眷侣般的艺术组合也为人所称道。

时尚设计师圣罗兰也是被其深深触动的观者之一,在1969年委托她参与自己的秋冬秀场。在1980年代,她的拥趸里还加入了汤姆·福特、卡尔·拉格斐等时尚界风云人物。她掌控了装饰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平衡,趣味、梦幻、“白日幻想”成为她作品的关键词。Lalanne 也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她是实验电镀技术的带头人,尝试用水解的方式制作金属设计。

Alessandro Mendini

1931-2019

出身于意大利的 Alessandro Mendini 一生涉猎了多个领域,建筑、视觉艺术、家具设计、室内设计、绘画和杂志出版,可以说一名达芬奇式的多才能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他被授予了两次(1979年和1981年)意大利金圆规设计奖(Compasso d`Oro),还获得了法国的艺术与文学勋章,也将2014年的欧洲建筑奖(European Prize for Architecture Award)收入囊中。

Mendini 曾拥护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挑战传统设计规则,呼吁在设计中融入辩证的思考和有趣多彩的元素。他的经典设计包括代表 20 世纪家具设计的普鲁斯特椅 (Proust chair)、索乃特再设计椅 (Thonet Chair) 、鬼马可爱的 Anna G. 人形开瓶器等等。

Florence Knoll Bassett

1917-2019

Florence Knoll Bassett 是50年代美国现代设计的女性领导者。她出生于1917年,在12岁时成为了一个孤儿,在密歇根被抚养长大。带着对建筑的强烈兴趣,巴塞特走进了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的大门。在伦敦建筑协会工作两年后,她回到了美国,在波士顿为包豪斯代表人物 Walter Gropius 和 Marcel Breuer 担任学徒。在纽约她遇到了 Hans Knoll,当时 Knoll 正在扩张新的家具公司。

Ettore Spalletti

1940-2020

被誉为“光之画家”的意大利艺术家 Ettore Spalletti 因其独特的风格,而难以被归类到任何一个流派内。他早在1982年和1992年便两次参加了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在1982年到1997年间出展威尼斯双年展四次。他的艺术实践和他本人践行的禁欲式生活方式相呼应,他所长期工作的斯波尔托雷市(Spoltore, Pescara)也仅离他的出身小镇 Cappelle Sul Tavo5 公里之远。

  Writer: 娄依伦

  Illustrator: Yves、PAN




用视频艺术对抗无力感,进入瑞秋·罗斯的宏大叙事

于2020年8月9日发布于Artsy(撰文+采访)

https://mp.weixin.qq.com/s/o0JYXvoafsMjXlCo7Vvqxg

艺术家瑞秋·罗斯(Rachel Rose)

摄影师 Landon Nordeman

耶鲁大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伦敦蛇形塞克勒画廊与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接受来自阿尔勒 LUMA 基金会、费城艺术博物馆、都灵 Fondazione Sandretto Re Rebaduengo 等的艺术赞助;参加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2017)、2014年台北双年展;2015年 Frieze Artist Award 的获得者。如此金光闪闪的履历让人不禁怀疑美国艺术家瑞秋·罗斯(Rachel Rose)是不是从未尝过失望落空的滋味,一切荣誉和机会都来得似乎毫不费力。

然而在以上种种亮眼的标签背后,瑞秋·罗斯曾经也经历过低潮和艰难的抉择时刻。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在本科期间,瑞秋·罗斯师从几何抽象艺术家罗伯特·里德(Robert Reed),当时的她决心跟随恩师的步伐成为一名抽象画家。然而在她升入哥伦比亚大学 MFA 研究生项目后,越发感受到了瓶颈,她原有的艺术表达手段——绘画不再让她心潮澎湃,她不想花时间反复琢磨纠结色彩选择、构图,研究过往绘画史。在其中,罗斯无法看到通过艺术抒发政治诉求、改变世界的可能性。那时,她从根本上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Rachel Rose. Burl Egg 1 木节卵 1, 2019. 

Burl wood, glass and pyrite 树节,玻璃,

黄铁. 33 x 27.9 x 33 cm. 13 x 11 x 13 in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那时我甚至不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家了。”她说。为了对抗这种深重的无意义感,她拜访了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询问他们的生活和从事艺术行业的感受,试图从那些人的回答中找出只言片语来让自己相信,她曾经的选择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抽象艺术实际上大有可为。

在她经历深刻而痛苦的自我剖析与反省时,她遇到了导师——泰国艺术家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里克力·提拉瓦尼的作品并不以依附于物质载体,而往往以表演艺术、概念艺术的形式存在。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罗斯由此受到启发,不再被旧有的载体所囚禁,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视频艺术进入了她的视野。图像、声音、绘画、拾得录像(found footage)、原创录像(original footage)、科技、历史、环境、情绪、故事、装置,这一切都可以被囊括在视频艺术之中。“在学习摄影、剪辑视频、录制配乐的过程中,我逐渐找回了艺术。我开始接触到真实的世界,暴露在多样的瞬间之中。”

Rachel Rose. Thirteenth Born 十三生, 2019. 

Rock and Blown glass 石头,吹制玻璃.

12.7 x 27.3 x 21.3 cm. 5 x 10 3/4 x 8 3/8 in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在选择视频艺术作为主攻方向后,罗斯的艺术生涯豁然开朗。她尤其擅长在宏大、宽泛和深刻的话题中找到切入点。她的视频作品横跨各种引人注目议题:死亡、全球变暖、历史、科技,也涉及多个地点:低温学实验室、动物园、建筑师菲力普·強森(Philip Johnson)的玻璃屋和美国悬崖跨州公园(The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等等。

Rachel Rose. Everglades Egret 佛罗里达大沼泽

白鹭, 2020. HD video, monitor, wood frame. 高清

影像,监视器,木质框架.  8″looping 8″循环播放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她的视频中有太多的东西在同时发生,容易让人感到迷惑与茫然,只能似是而非地抓住一点点大意。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在谈到罗斯的作品时说道:“(她的作品)讨论了一些宏大的命题——人类感知、时间、无限、死亡和太空。瑞秋擅长于创造出一种叙事环境,虽略显繁杂,但却以丰富、视觉化、感性的方式让你完全沉浸在她的叙述之中。”

今年夏天,罗斯的作品来到了上海池社,这是她在亚洲地区的首个个展。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罗斯广受赞誉的视频作品《湖流谷》(Lake Valley)继德国卡塞尔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个展及法国巴黎老佛爷基金会艺术中心个展之后,被纳入了这次亚洲个展中。这一件围绕童年主题展开叙事的影像装置作品使用了以精细技艺手工绘制赛璐珞胶片,以及数千张18至20世纪儿童文学的插画扫描图片,包括铅笔画、彩色印刷、电子画笔绘画等。该影片设定在一个虚构的美国城郊地区,讲述了一个被主人遗弃的、形态变幻莫测的动物的孤独故事。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这只生物试图寻找连结感来抵御孤独。”

对于罗斯来说,《湖流谷》探索了一个现代理念:童年经验是与成人生活相剥离的。她阅读了很多以孩子为第一视角或写给孩子的故事。孤独感不断出现在字里行间:孩子被家庭抛弃,或被遗弃的孩子试图找到回家的路。从工业化时代开始,核心家庭的构成就将孩童从成人世界中抽离,而现代儿童文学正是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因此社会状况演变生成的。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除了《湖流谷》外,本次个展还展出了瑞秋·罗斯的“生”系列全新雕塑作品以及“象征”系列摄影作品。这两个系列的作品都包含了卵状形态。

当罗斯创作“生”系列雕塑时,她同时也是在等待女儿出生的准妈妈。她觉得,怀孕的过程像是身体内部的炼金术一般。“玻璃和岩石是同一种材料——沙——在两种时间及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玻璃即是由沙或极为细碎的石制成的)。吹制玻璃在顷刻之间即可塑型,而岩石则是上千年沉寂过程的结果。”

Rachel Rose. Seventh Born 七生, 2019.

Rock and Blown glass 石头,吹制玻璃

20.6 x 24.1 x 22.2 cm. 8 1/8 x 9 1/2 x 8 3/4 in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另一组最新创作的“象征”系列影像作品也与炼金术关联密切,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幻想、虚构景观的兴趣。“我想将蛋和它在炼金术的隐喻结合起来。揉杂两者后放在风景之中,配上形影单只的白色动物,宛若未来世界的场景。”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我所有的作品都来自非常简单的、即兴的想法,细微而私密当我感到一点点不适(unease)时,不会立刻作出反应,而任由其在我的潜意识里生根发芽,同时观察它与历史、地点、和当下是否有关联。”瑞秋·罗斯分享道,“我从未因一个研究角度开始我的创作,更多是一种感觉或一种体验触发了我。我也喜欢去图书馆查资料,但这算不上研究,单纯是想了解更多、想超越我自身的知识储备与更宏大的感情产生连接。”

娄依伦

写字楼市场大PK:东京VS上海

于2020年8月6日发布于指南针资本(参与撰文)

https://mp.weixin.qq.com/s/7v-4XO1_qTnKIyRwLflTyA

2020年已然过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全球疫情中心从亚洲,转移至当前的震中美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打前半场、世界人民打后半场的“全球参与型活动”了。为防止病毒传播,全球航空网络基本瘫痪,各国贸易进出口额锐减,零售业旅游业更是首当其冲、元气大伤,全球经济也随之萎靡不振。 疫情来势汹汹,对于日本房产市场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指南针已经在6月7日的《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地产投资指南:买卖交易篇》中有所阐述。大类资产中的酒店和商场成为第一批受到影响的行业,价格出现明显回调,为手握重金坐等抄底的投资人提供了多年难遇的好机会;而写字楼由于是长期租约(日本一般为2年一签),且租金和租客业绩在短期内并无直接挂钩,因此6月份市场数据尚未出现明显变化。然而,随着疫情影响持续发酵,写字楼的入住率和租金也开始出现了掉头向下的势头。

本期指南针将从中日写字楼市场环境的差别出发,聚焦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写字楼市场的未来发展,同时回应能不能投,如何投等一连串灵魂拷问。

01

甲级写字楼空置率:

上海21.2% VS 东京0.6%

这副标题乍一看是标题党,但指南针资本从不挂羊头卖狗肉。没有实际数据支撑,指南针资本从不妄言。

  • 根据CBRE2020年第一季度的季报显示,上海写字楼空置率达到了历史高值近21.2% (核心商圈空置率14.8%,新型商圈空置率31.6%)。
  • 反观东京,同样是CBRE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季报显示,东京都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低到令人咋舌的”0.6%”(是的,你要相信你的眼睛!)。

同样是亚洲一线大都市,为什么有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比较都是耍流氓。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和东京两市的基本情况。

东京都心23区(即中心城区)常驻人口969万(2020年6月1日),幅员62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5万人/平方公里;上海中心城区8区(即外环内)常驻人口1,140万(2017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报告数据),面积66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7万人/平方公里。

统计上来看,东京中心城区没有上海中心城区常驻人口多,但考虑到由于东京圈交通极其发达,城市副中心以及周边的琦玉,千叶,神奈川千万级常驻人口其实很多都在东京中心城区上班,而上海很少有苏州,无锡等常驻人口通勤,因此统计口径外的实际活动人口密度东京更胜一筹。

<东京圈示意图>

从宏观经济上看,2019年上海市16区GDP为3.8万亿元,常驻人口2,418万,人均GDP15.7万元。2019年东京都(23区+26市+5町+8村)GDP为7.1万亿元(107.7万亿日元),常驻人口1,394万,人均GDP为50.9万元。东京(中心城区+郊区)总常驻人口是上海的58%, 但在GDP总产值上是上海的2倍,人均GDP更是上海的7倍,也从一定程度反映了东京常驻人口以外的隐形劳动力带给东京城市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然而家底厚是一回事,成长速度则是另一回事。

东京和日本整体经济表现趋同,近年的GDP成长率1%都不到。反观上海,2019年依然维持着年化6%的经济成长。

<数据来自东京都统计局>

综上可见,东京综合经济体量相当于2个上海。值得一提的是,统计上东京的中心城区的人口虽与上海接近,但实际人口密度(算上周边城市通勤的人口)其实要远高于上海。

总结来看,东京积累深厚、虹吸效应明显;上海更具活力、增长潜力大。

人们在投资目的地筛选初期阶段有个坏习惯,通常过于看增量而忽视存量,重增长而轻现状。在分析上海和东京的写字楼市场时,人们就容易落入这个陷阱。

上海经济有更高的增长预期,按理说应该需求旺盛,写字楼市场定是欣欣向荣,收益率高企不下吧?东京经济增长停滞,按理说因需求衰退,写字楼市场该是一片萧条、连年亏损吧?

真相真是如此吗?

当前,上海写字楼总存量达到1千5百万平米,近5年基本维持在每年新增80-160万平米(占存量的5%-10%),远超净吸纳量。反观东京写字楼总存量为4千2百万平米,虽然存量是上海的2.8倍,但近10年平均每年仅有57万平米新增写字楼面积(占存量的1.3%),除了10-12年之外,其余年份新增供给都要小于净吸纳量。

由此可见,东京虽然经济增长势头远远弱于上海,且办公楼存量面积是上海的2.8倍,但从东京以外的首都圈吸引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且每年新增所占存量比重极低,随着近年经济缓慢复苏,空置率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而上海为了吸引产业入驻,纷纷在城市副中心和郊区新建超大规模的园区(诸如张江,漕河泾,金桥,临空等),对中心城区CBD的写字楼形成直接竞争,造成整体空置率直线上升。这在东京这类产业结构饱和的海外大都会中是极其少见的。

上海未来写字楼市场无论是空置率还是租金和交易价格,除了需要考量本市经济增长率,新增写字楼供给面积外,外环以外广大地区的人口流入,以及与江浙地区的交通衔接便捷程度也将会是重要影响因子。

反观东京,由于产业扩张和升级的预期发展空间见顶,需求端较为稳定,写字楼的空置率和租金更多地受到存量博弈影响,应重点关注东京都内主要CBD的城市更新项目情况。

02

疫情阴影的东京写字楼市场

今年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东京采取了减少人群聚集,居家隔离的政策。由此带来的地区经济放缓,加之世界经济遇冷的大背景,使得东京写字楼市场也发展放缓。

疫情期间,原有租户纷纷向业主申请减免租金或物业费,或推后缴纳时间。业主考虑到租户的实际情况,大部分的业主都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大约有10-20%的业主选择减免租金,减免期间设定在2到3个月左右,剩余的80%业主则允许租户推后租金缴纳时间。

除了业主自发的租金优惠,在政府方面也在大力呼吁。在今年2月,日本国土交通省建议业主对缴纳租金困难的租户采取灵活的措施。今年5月,日本金融厅呼吁房地产投资主体(如REIT、私募基金)对旗下房产采取租金减免或延迟缴纳措施。在6月12日确定的第二次补正预算中,对收入急剧下滑的中小企业推出了最大为600万日元(约人民币40万元)的租金援助金计划。

从细分市场来看,疫情下既有备受打击的行业,但也有逆风而上的行业。由于居家隔离的带动,包括游戏、教育和娱乐等在线上科技服务行业迅速增长。因此最近写字楼新增需求的行业以电商、大数据及软件开发行业和医疗健康业为首,金融业(保险、银行、基金及证劵)、专业服务业(咨询、人力资源、律所及供应链管理)、保险业则紧接其后。

当前,新增的写字楼需求以较小面积的升级搬迁为主,大型企业的租赁决策速度减缓。因疫情导致商业投资减少,许多项目都陷入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人们在扩张上采取更加谨慎态度,因此在疫情前确定的写字楼租约可能会被取消或者延后。此外,租户可能因为收入和资本支出缩减而推迟搬迁计划,选择与现有业主续签,或者选择共享办公空间。

特殊时期的在家办公的工作形式是否会延续被更多公司常态化采用,还有待市场验证。预估在未来,外资型企业即便在疫情结束后,也许也会更多地采用远程办公的方法,对写字楼的需求减少。而日本国内日企的写字楼需求则将保持平稳,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工作方式的大幅转变。

按地区看,东京的写字楼市场根据地区不同,市场反应也不同。例如新橋・虎ノ門地区原本就存在的二次空室问题,加上当地建筑工程规划的增加,该地区写字楼存量将持续上升,租金下行压力大。丸の内・大手町地区近期依旧有新签订的写字楼合同,但是租金上升空间见顶。涩谷地区为IT企业的聚集地,受疫情影响虽小,在未来在家办公常态化更有可能成为现实,写字楼退租风险大。品川车站附近因为近期没有新的写字楼面积供应,加之附近正处于城市区块升级改造阶段和中央新干线建设期,该地区未来发展可以说备受期待。

加之,近期日经不动产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在询问的19位专家中,虽对于未来租金和租用率持悲观态度的占多数,然而专家纷纷预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复苏,下落势头将得到抑制。

 整体判断

未来1-2年日本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市场需求下降,资本化率开始反转提升,价格下降是大概率事件。无论是日本写字楼投资者还是有自用诉求的公司管理人都应将这个巨大的转变纳入考虑之中。

巴菲特曾提过,即便一张考勤卡也能启发投资者:一张考勤卡片上有20格,所以只能有20次打卡的机会—这可代表你一生中所能拥有的投资次数。当你把卡打完之后,你就再也不能进行投资了。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规则下,人们才能真正慎重地考虑自己做的事情,也将不得不花大笔资金在真正想投资的项目上。这样人们最后的投资表现将会好得多。

的确在当前疫情的大环境下,防守为主的投资定位,增加投资安全边际等保守策略才是等待下一个地产投资周期到来的最优解。

那些你必须了解的拍卖届“行话”

于2020年6月21日发布于Artsy

https://mp.weixin.qq.com/s/YCd1ueyU9e2_cmVVLy2MDw(翻译)

Photo courtesy of Sotheby’s.

从人口总数来看,参与艺术拍卖的人群占比非常微小。作为一个外行(或者对大部分人来说),拍卖的整个仪式——从挥动号码牌到挥金如土地购买艺术品——都足够让人望而生畏了。而且,拍卖行业还有自己的通行语言:那些存在着细微差别和拍卖专指含义的词汇。

我们也许不能在佳士得或苏富比的夜场拍卖里为你提供一个席位,但我们可以帮助你理解那些人到底在说什么。下面我将分享几个必知术语的详细解读,更重要的是,你能借此了解到拍卖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也理解当拍卖师敲击他的木槌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是“吊灯叫价”?

Photo courtesy of Sotheby’s.

吊灯叫价人是一种虚假出价,指一个拍卖师经常假装看到后座有人举起了号码牌出价,意在抬高价格来激起他人对该拍品的出价兴趣。

这听着有些阴险。

David Hockney, Pacific Coast 

Highway and Santa Monica, 1990.

Courtesy of Sotheby‘s.

虽然一直有禁止该行为的尝试(拍卖行喜欢称之为“连续竞标”),当出价低于委托人的最低承受价格(或称为“底价”)时,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拍卖行会在图录的免责声明或拍卖行公告中提到这类叫价。

为什么拍卖行需要虚假叫价?

Courtesy of Christie’s.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这种出价可以营造出一种热烈竞价的假象,使拍卖场上弥漫紧张和戏剧性氛围,也可能迷惑买家失去理性开始出价。

更重要的理由是虚假叫价可以隐藏底价。如果没有吊灯叫价,拍卖行就必须从低价开始叫价,从而使底价公之于众。一旦藏家知道委托人的底线,他们就不愿意出价更多,从而阻碍了市场升温。

什么是流拍?

Courtesy of Christie’s.

当一件艺术作品的拍卖时价格低于它的底价时,以致最后无法售出。

关于这个词,我还需要知道什么?

不要流拍。

好的,我懂了,但是为什么?

Bansky, Love is in the Bin

2018. Sold for £1,042,000.

Courtesy Sotheby’s.

首先,即便作品没有售出,委托人还是需要支付卖家佣金给拍卖行。

更重要的是大众普遍认为:当一件艺术作品流拍时,它的价值就下降了,因为留下了市场对该作品没有兴趣的公开记录。谁想要买一件没人想要的作品呢?如果这种看法从单件作品延伸到艺术家整体产出,那么艺术家整体市场价值会崩溃。

流拍真的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吗?

Jussi Pylkkänen, Christie’s Global 

President and auctioneer for the George

 Michael Collection selling Careless Whisper 

by Jim Lambie for £175,000 ($232,400).

© Christie’s

Images Limited

2019 / Rankin.

艺术市场的大部分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一些学术研究者还给这个观点找到了依据,即便将流拍抽出作为单一变量进行分析这件事听起来很微妙。牛津大学教授艾伦·贝格斯(Alan Beggs)和凯思琳·格拉迪(Kathryn Graddy)在2008年的研究中,查阅了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在1980年到1990年的拍卖价格。他们发现流拍的作品比其他未发生流拍情况的同类作品的价格最终要低上30%。他们将这种下跌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包括更低的底价,“共同价格作用(common value effects)”(这是一个花哨词来形容买家在衡量一件作品价格时会考虑他人观点)。

什么是第三方担保?

Courtesy of Christie’s.

第三方担保是指让一个外部公司或个人在拍卖开始前给一件拍品一个不公开的价格,以承诺委托人他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回报(也被称为“不可撤销出价”)。虽然拍卖行也能给委托人提供担保,但是“第三方”一词一般喻指外部公司。

他们是怎么做的?

David Hockney, Henry Geldzahler 

and Christopher Scott, 1969.

Courtesy of Christie’s

Images Ltd. 2019.

第三方担保一方面让委托人有理由拿出藏品,以帮助拍卖行吸引高价值的拍品,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拍卖行的风险。拍卖行也可以自行完全担保一件作品,但是这样会把它们置于风险之中,或许拍卖行没能以高于担保价格拍出该件作品。拍卖行会支付给担保方一笔款项来转移全部或者部分担保以避免金融风险,同时也可以利用担保方的承诺来诱使收藏家拿出他们的优秀藏品。

所以这件作品在拍卖之前就已经被售出了?

Sotheby’s New York, Contemporary 

Art Evening Auction, 2017.

Courtesy of

Sotheby’s New York.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2015年的纽约拍卖周的拍品总估价为21亿,在拍卖开始前差不多半数的价格已经被第三方或者拍卖行担保。

当拍卖价格高于担保价格时,拍卖行一般会根据协议和担保方分享一部分的溢价。

这听着还行…..或者不太行?

Oliver Barker fields bids at Sotheby’s 

Contemporary & Italian Art evening sales.

Courtesy of

Sotheby’s.

在市场一直有着对于第三方担保影响的讨论,包含在对价格透明度的更广泛的讨论之下。第三方担保是保密的,而且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他们竞价自己已经担保的作品,所以,这里存在经济利益。

大型拍卖行会在拍卖图录中注明或者用口头宣布的方式来告知那些作品已经有了担保,或者第三方担保人是否参与拍卖。但是,这种警告并不会透露担保人的身份和担保价格。从理论上来讲,他依然有机会能够哄抬价格超过他的担保额,让另一个人竞拍成功,然后根据先前和拍卖行的协议获得溢价的一部分。担保方也会加入竞价比赛来争取他们想要拥有的作品。苏富比拍卖场上爱德华·蒙克的作品《桥上的女孩》(1902),最后其担保方竞价成功,拍出了5450万美元(比估价高450万美元)的价格,此外担保方还要支付200万美元的担保费用。

什么是买家佣金?

Claude Monet, Le bassin 

aux nymphéas, 1917–1919.

Courtesy of Christie’s.

Photo by and copyright Arthur

Grace, courtesy Sotheby’s.

买家佣金是拍卖行向买家收取的、在落槌价之外的费用。

它们是如何计算的?

Robin Williams with 

Auguste Rodin’s The Thinker.

拍卖行根据作品的出售地点和品类(例如酒、艺术品)计算买家佣金。在主要的拍卖地点,佣金百分比根据落槌价呈三段累进式。假设现在有一件作品在苏富比纽约被出售,拍卖价格在25万美元以下(包括25万美元)的话,买家佣金百分比为25%;价格超过25万美元但低于300万美元的话,超过部分的买家佣金百分比为20%;高于300万美元的部分采用12.5%。

在2016年秋季,佳士得和苏富比都提高了买家佣金比率。当前苏富比的价格要略高于它的竞争者,它对25万美元以下价格收取25%的佣金,下一档收取与之稍低的佣金比率,对于高于300万美元的部分(包含300万美元)收取12.5%的佣金。佳士得对于15万美元以下的价格收取25%的佣金,对30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佣金比率降低到12%。

好的,这看起来非常清晰直接。

Sotheby’s evening sale of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New York in May 2019. 

Photo courtesy

Sotheby’s.

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部分的佣金会因拍卖行和第三方担保所签署的协议最后流向担保方。以及因为主要拍卖行之间对拍品的竞争,尤其在市场不确定的阶段交易会更多地转入私洽,导致拍卖行会会与委托人之间达成协商。其中就包括与委托人分享一部分的买家佣金。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佳士得和彼得·M·布兰特(Peter M. Brant)就其委托的杰夫·昆斯气球狗分享买家佣金。实际上大部分的佣金都进了布兰特的腰包,因为这件作品并没有拍出事先商定的未公开价格,即便这件作品后来在2013年11月时拍得了5840万美元的高价。

什么是估价?

Auctioneer Jussi Pylkkänen at Christie’s evening 

sale of Impressionist and modern art in London.

Photo courtesy

Christie’s.

估价就是一个从高到低的价格区间,预测艺术品会在该区间内被拍得。

这个看起来也非常简单直接。

Vincent Van Gogh, Vue de l’asile 

et de la Chapelle Saint-Paul de 

Mausole (Saint-Rémy), 1889. 

Courtesy of Christie’s.

不,并没有那么简单。自1970年代早期,拍卖行开始提供估价来吸引人们委托藏品。在今天,对于提供拍品的藏家来说估价依然具有影响力。拍卖行如果提供卖家一个他觉得过低的估价,他们也许不愿意委托作品。如果估价过高,买家便不会出手,导致作品流拍。

所以这是心理战。

Pablo Picasso, Femme au béret et à la 

robe quadrillée (Marie-Thérèse Walter), 1937. 

Courtesy of Sotheby’s.

是的,像我这种撰稿人就经常被它玩弄。在不温不火的市场环境下,拍卖行会有意调低估价。所以即便相比前几年市场已经降温,但作品的拍卖价格依然会落在估价范围之间。这将成为振奋人心的新闻标题,然后带来更多的生意。

相应的,如果拍卖行只给出“估价待询”,那些大牌作品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这既是一种地位的提升,也因为没有估价的存在,所以无法宣称一件作品超过估价(超过最低估价可不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对于这种拍品,粗略的估价也会成为大众的普遍认知,所以拍卖行有自谦的动机。毕加索的《阿尔及尔女人(O版)》在2015年佳士得拍卖中拍得了1.794亿美元,打破了世界纪录。如果拍卖行事先预估这件作品将在1.7亿到1.8亿美元之间被售出的话,这个报道听起来就没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了。而它轻轻松松就跨越了1.4亿美元的门槛。

Isaac Kaplan

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地产投资指南:买卖交易篇

于2020年6月7日发布于指南针资本https://mp.weixin.qq.com/s/D5qrMSM6DqWUkIhmWlgC3g(编译)

接着上篇《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地产投资指南:租赁篇》,指南针君接下去为大家分析梳理了疫情对各个不同资产类别买卖交易市场的潜在影响。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范围的扩大和紧急事态宣言政令下人们居家和公司停业,经济陷入停滞,不动产买卖市场也因之受到影响。买卖实际数据虽然会滞后体现,但就指南针君常年的经验来看,行业里也存在着一些预警式的”先行指数”,而”鉴定评估业务量”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本文将围绕着大和不动产鉴定整理的鉴定问询次数的数据,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散对不动产买卖今后交易市场的影响。

01不动产鉴定问询次数的变化

不动产鉴定的问询次数的增减情况,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之后实际的不动产买卖行为,所以指南针君将其视为不动产买卖市场冷热情况的先行指标之一。
过去一年间的问询次数,除了2019年10月份消费税率上升的情况之外,其余月份都比2018年同期上涨,可以显示出当时不动产市场呈积极发展势头。2020年1月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月却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34%,3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稍有上升4%,基本持平,4月再次比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48%。如果以2周为一个区间更细致地分析的话,3月的前半月的问询次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一半,但到3月14日新型冠状病毒特别措施法推行之后,问询次数大幅减少。3月15到28日比去年同期减少46%,3月29日到4月11日相比减少66%,4月12日至25日同比减少63%。可见,3月份后半月之后与去年同期相比持续呈减少势态。

02 不动产鉴定问询次数按类别和地域划分的构成情况

问询次数总体减少的同时,类别和地域的内部构成情况也有变化。3月1日之后,我们以两周为一个区间分析构成情况变化,同时将4月份的构成情况同去年同期作比。
3月1日以后,以2周为一个时间区间,不同类别的占比情况大幅变化。3月1日到14日的两周间与紧急事态宣言发布(4月8日,7个都府县宣布进入紧急情况)后的4月12日到25日的两周间的构成情况进行比较,写字楼占比稍有增加,商业占比稍有减少,住宅宿舍占比稍有增加之外,酒店占比变零(从12%到0%),物流占比倍增(从6%到13%)。

此外,4月份的按类别构成情况和去年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写字楼和住宅占比增加,商业、酒店和物流占比下降的趋势。物流占比减少的原因是,去年上半年因REITs和非地产公司对于物流项目投资的活跃,导致去年较往年平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所致。

同样,以2周为一个区间,按地域划分的构成情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将3月1日到14日和4月12日到25日相比,东京都心五区、首都圈和其他区域增加,而近畿中部圈、地方大都市圈减少。

将今年4月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东京都心5区和其他区域增加,首都圈和近畿中部圈减少。

03 以时间为序,分析不动产市场和买卖的受影响情况

在中国,从一月开始以武汉为中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感染扩散。日本方面,从1月27日开始便全面停止来自中国的团体访客入境,当时观光地、酒店等访日旅客为主要客源的商业设施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

迈入2月下半旬后,酒店和百货商店的销售额受到巨大影响,同时网络购物、药妆店、家居店的营业额比去年增加。随着中国国内的感染进一步扩大,全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警惕感加强,全球股票市场在2月下旬出现了历史性的低值。东证REIT指数也急剧滑落。3月下半月的指数约为年初高值的腰斩水平。JREITs每股价格的下降不仅影响到酒店等商业设施,写字楼、住宅等公募增资也开始延期或终止,导致最终收购行为也延期或终止。

3月份因中小学校休校、感染人数急剧增加,而导致人群移动变缓。一方面,酒店、饮食店的营业额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居家购物消费行为增加,网上购物和家居店营业额增加。4月8日,7个都府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政令,要求个人非必要和紧急情况外应避免外出居家隔离。公司经营方面,以东京都为例,学校教室、一部分的商业设施(宠物店、音像出租店、桑拿房等)、剧院、运动设施、集会空间、游乐设施等不得不休业。
在以上情况下,酒店方面本就因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时间开催前夕呈供过于求的状态,后因新型冠状病毒访日旅客锐减,以及因减少外出导致日本本土游客减少,导致酒店的买卖减少。因为业绩恶化管理者提出减少租金的要求致使买卖中止,外国投资家无法来日而中止购买不动产、因为感染扩大导致新规融资困难而买卖终止等事例举不胜举。投资家们对于位于郊外的商业设施的投资意愿低下,位于都心的商业设施也因饮食街的销售额减少而收到降低房租的请求。也有新建商业设施因饮食店开业时间待定而导致买卖中止的案例出现。此外,写字楼方面提高租金的可能性渺茫,住宅因无法实地进行建筑物调查导致买卖延期。

04 从J-REIT决算说明书了解疫情的影响

根据J-REIT相关公司的2月决算说明书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扩大对其未来业绩的影响,物流方面J-REIT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酒店、商业设施等的收益大多数受到波及。

  • 欧力士(ORIX)旗下REIT,欧力士不動産投资法人在商业设施和酒店的收益遭受很大影响,当前写字楼方面的入住延迟。
  • 野村不動産旗下REIT,野村不动产Master Fund则认为商业设施和酒店的确会受到影响,但是写字楼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 瑞穂银行系旗下REIT,One REIT投资法人根据3月1日至4月6日的写字楼租户的动向公布了其情况:有8个增加金额的合约,5个新合约申请,因新型冠状病毒申请降低租金、租约解除的通知有3个(无论具体理由的减少租金,解约通知总共5个)。
  • 软银旗下峰堡基金的REIT,Invincible投资法人在5月11日重新修订了它6月份计划,减少了一部分酒店的租金价格。6月份的常规收益和每单位投资回报分配金比2月20日预测的98.3%要更少。
  • 在其中,ICHIGO株式会社在其2月决算报告书中写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的影响,酒店和商业将损失8,054百万日元。

而且,2月期结算的REIT中所有不动产的评价中大部分的资本化率或是延后平移,或是下降,收益率上升的情况难觅。
日本Retail Fund则认为,不动产的买方有推迟购买的倾向,为了转化成现金而售出不动产的行为也可能发生。能够取得优质不动产的机会依然存在,在这一个月间Retail Fund收到的商业设施相关不动产信息大幅增加。(根据4月13日发行的决算说明会资料原稿)
曾经因为不当言论而遭到国内携程等主流旅行公司抵制的Apa Hotel认为,正是因为处于困难的时期,反而应该积极地抓住兼并&收购机会扩大公司规模。星野度假集团预测药物和疫苗的国内需求量将大幅上涨,在后病毒时代应抢先抓住该机会。

05 不动产买卖额和JREIT的市场情况

根据日经不动产市场情报,2020年的第一季度的不动产买卖成绩额为1兆3,662亿日元(相比同期上浮37%),是自2018年金融危机后逼近了历史最高值(2015年第一季度为1兆4,420亿日元)。第一季度的前半期REIT取得了4,550亿日元的不动产,2月份后半开始JREIT指数大幅降低,导致公募增资的活动减缓,不动产取得速度降低。

从2月到3月,东证REIT指数有大幅下降,2月21日到3月19日期间的变动率为:东证REIT指数下降49.0%,日经平均指数下降29.2%,美国道琼斯指数下降33.9%。但是,3月19日之后开始回涨。3月19日到5月8日期间的变动率为:东证REIT指数增加44.5%,日经平均指数增加21.9%,道琼斯指数增加26.9%,相比较东证REIT指数的恢复幅度更大。

根据按用途细分的东证REIT指数,2月后半到3月后半期间住宅指数比其他两个指数的下降幅度小,反弹更多。此外,2019年5月末开始到2020年5月7日为止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从单位投资价格的变化率来看,物流REIT 表现优异,而酒店REIT的下降幅度巨大。
包含J-REIT的股票市场的恢复将会对未来不动产买卖产生很大影响。

 整体判断
日本过去十年由于大幅的金融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对所有资产类别都因资本化率(Cap Rate)的下降而产生了资产价格“普涨”的效果。事实上,对于机构投资人来说,在过去十年内亚太地区市场规范且透明度高,也同时最挣钱的市场恐怕并非是中国,而是日本。
指南针君判断认为:本轮金融宽松周期主导了的资产上升周期原本在2019年就已接近尾声,疫情的影响更是一锤定音,彻底坐实了该时间点的到来。随着地产“普涨”行情终结,今后日本不同地产资产类别价格走势将出现分化,而支撑和提升资产价格的核心逻辑不再是货币流动性,而是项目所在区域的大规模城市更新所带来的辐射效益,影响到整个区域在交通,生活,商业,活力等方面的综合提升。

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地产投资指南:租赁篇

于2020年6月5日发布于指南针资本https://mp.weixin.qq.com/s/2P6nj4Obb7wjdz24UHcxNg(编译)

因3-4月新冠疫情日均感染人数不断攀升,日本政府随即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政令,要求民众尽可能避免外出,在家一宅到底;同时呼吁零售行业响应国家号召,积极主动暂停营业。所有经济活动的戛然而止势必会引起日本房产莫大的连锁反应

指南针君就在此为大家分析梳理了接下去疫情对各个不同资产类别租赁市场的潜在影响,让我们来一窥究竟吧。

01 写字楼篇

随着3-4月日本全国范围各级省会城市纷纷出台限制人们出行并要求居家办公的政令,日本整体经济活动无疑受到了不小的打击。3-4月间,租客因观望疫情的未来发展情况,纷纷削减开支,暂缓人才招聘计划、公司搬迁和看房预约。但是由于日本写字楼租约通常为2年一签;加之在疫情发生前,东京甲级写字楼都还维持在空置率低于1%的高出租率,3-4月期间,疫情并未对写字楼租赁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和影响,唯一最受打击的恐怕是以WeWork为代表的短租形式的共享办公。

随着5月末开始的紧急事态警报解除,日本企业大概率接下来会逐渐恢复到常态,把员工赶回办公室复工。什么?会不会效仿 Facebook长期居家办公?不要想太多了,日本就是一个至上而下需要刷存在感的社会,远程办公远远无法满足部长领导们达到自我存在感爆棚的目标。
考虑到疫情影响时间延长,与疫情共存成为新常态。2020年下半年-2021年写字楼市场将会如何表现?


首先,开发商借着奥运之势,进行了大量新写字楼的开发/翻新,因而2018-2020年间相比往年平均值写字楼供给量更高。促成大量供给的背后推手除了租客的搬迁和扩张需求之外,还有共享办公企业的入场竞争等。由此新建写字楼在竣工前就达到了8-9成的入住签约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迁址到新建写字楼造成的旧楼空置问题,整体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预计会超过3%,并有继续上升的势头。2021年的原有公司搬迁后旧楼空置问题继续发酵的可能性较高。在当前空置率在2%以下的状况下,虽然整体空置率并不会立刻有很大程度的恶化,但已经出现写字楼业主采取延长免租期,给租客更多优惠政策来达到降低实质租金的情况。 


指南针君预计2020-2021年写字楼租金伴随空置率上升而小幅下降。今后的日本写字楼投资逻辑不能期待过去10年的上涨周期将继续延续,而是选择通过周边地区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再开发等大手笔工程实现该区域整体升值的项目。

02 商业设施&物流篇

新冠疫情的流行极大地打击了与海外游客赴日旅游相关的产业(见下图),在商业设施的租赁市场(面向一般消费者)中,租户的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可以预见主要道路的商铺市场价格将会回落,其中以大阪的御堂筋、心斋桥一带最为显著。以药妆店为核心的面向访日游客的商店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拉动市场的领头羊。尤其是路面店商铺最高租金从2015年的每月15万日元/坪(约98人民币/天/平米),自2017年之后,倍增至2019年10月-12月的每月30万日元/坪(约196人民币/天/平米)。随后,随着面向访日游客的店铺突然遇冷,2020年1月-3月的租金降至每月28万日元/坪(约183人民币/天/平米)(见下图)。今后对于药妆店的需求短期预计难以回升,租金将呈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如同中国一样,物流设施租赁市场十分火热。即使紧急事态警报解除,料想社会经济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网上购物、线上电子商务将更加普及,未来对物流设施的投资将会加速。
指南针君预计2020-2021年商业设施租金会伴随店铺租客收入大幅减少而降低;而物流设施持续受益于电子商务市场占有率的扩大,租赁需求保持旺盛。

03 公寓篇

近几年,对于长租公寓的投资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也很有人气。即便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为刚需的住房租赁市场,受经济周期影响小,抵御力强,租金和空置率预计都不会有太大浮动。这一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便得到了印证。

东京都内核心5区(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新宿区、涩谷区)的单套公寓租金收益率在疫情前下降到了3%-4%,整栋长租公寓为3.5%-4.5%,如此低的收益率,指南针君判断整栋长租公寓背后的推手为日本国内资金成本极低的保险公司、公募和私募REITs、以及海外主权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投资人。单套公寓适合想要在日本购置Second House作为度假休闲之用的个人投资者。经历了突然的疫情打击,公寓市场虽然短期并未受到直接冲击,但今后1-2年内,空置率上升,房租小幅下调是大概率事件。特别要留意针对海外高管的服务型高端公寓,此类公寓已被证明在市场下行环境下租金下降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公寓。今后的日本公寓投资逻辑类似写字楼,需要选择通过周边区域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再开发等大手笔工程才能实现该区域整体升值。

04 酒店篇

东京市内的如东京半岛酒店等高端酒店早在3月下旬开始便不得不停止营业。观光局针对含住宿旅行的调查显示,2月份城市酒店的入住率降至60.2%。3月份的访日旅客比前年同期减少93%。住宿设施的建筑总占地面积从2011年到2018年扩张了五倍以上,呈供给过剩的情况,同时它也位于不动产业的受影响的震心部分。

 整体判断
虽然日本不动产市场整体上将来的走向不确定性上升,但是将这种情况视为机遇的投资人也大有人在。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日本不动产价格一路上升,无论资产类别,全行业的价格都处在相对高位。本次疫情导致的特殊机会不同于过往的金融系统性崩溃,市场金融机能尚能正常运转,投资人如果理解为短期存在价格回调而长期依然处在上涨周期的下半段,那优质的资产就依然值得收购。
东京奥运会的延期预示着经济恢复期到来的确定性,也创造了适宜长期价值型投资人一展身手的环境。与先前的金融危机相比,整个市场发生大甩卖(大规模出售)般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的情况预计不多。换言之,长期价值型投资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将能继续投资活动。

被续写的“寓言叙事”

《卷宗 WALLPAPER》于2020年3月31日发布于

https://mp.weixin.qq.com/s/KzdqAP_IgHEqIHRFNv5WaQ

在艺术家刘野早年的作品中,往往展示了一个来自东方的局外人沉浸在西方世界中的景象,西方的经典、中国文化的标志,都纷纷出现在他的画中。可以说,刘野的作品达到了一个少有人抵达的秘境——一张真正真实的记录(one true picture)。换句话说,他画下的情绪感受,也直接构建了他的艺术世界,犹如一场长梦之境。

  上    从上至下:Liu Ye, The Goddess, 2018;Liu Ye, Bird on Bird, 2011;”Storytelling”, Liu Ye,Fondazione Prada, Milano. Foto: Roberto Marossi

刘野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随后从1986年到1989年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在东方接受了打基础的艺术教育之后,刘野迈出国门走入西方世界。1994年,他在柏林艺术学院获得了艺术硕士学位。在1998年,他参与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Rijksakademie 艺术家驻留项目。正是这中西兼具的经历,使得他的画作能做到兼容并蓄,能触发中西方两边观众的共鸣。建立在这个特质之上,由 Udo Kittelmann 策展的中国艺术家刘野的个展“寓言叙事”(Storytelling), 继2018年在上海荣宅的第一次亮相后,如今漂洋过海来到了米兰 Fondazione Prada 进行巡展,含括了刘野自1992年以来的35件作品。

  上    Liu Ye, Daydream, 1997

  上    Liu Ye, Miffy Getting Married, 2014

  下    “Storytelling”,Liu Ye

Fondazione Prada, Milano. Foto: Roberto Marossi

此前在上海荣宅这栋可追溯到1918年的中西合璧的历史宅邸中,刘野的作品被分散在一个又一个小房间内,与旧宅的家具、内饰和色调达成了和谐的效果。而米兰的展览,则是在 Rem Koolhaas 设计的极具工业风建筑基调下构成的,无论在色彩上还是搭建上,都给人以一种冲突和紧张的氛围。灰色的墙体也为新的展览带来新的化学反应,从而激发出新的叙事脉络。

刘野擅长表现亲密而感性的异想世界,灵感的来源极其多样,横跨东西方的文学、艺术史和主流文化,营造出一种内省、纯净和悬而未决的氛围。经由他的一系列作品的积淀,童话式的意象中混杂着一丝幽默和反讽,成为刘野的代表性的风格。引用他的原话,“我的任何作品都是我的自画像。”

  上    从上至下:Liu Ye, Catherine Deneuve, 2012;Liu Ye, Pinocchio, 2011;Liu Ye, Chet Baker, 2009

在作品《切特·贝克》(Chet Baker)一画中,描绘了一个有着坚挺的鼻子、精致的五官,梳着时尚的庞帕多发型,合上眼睛沉静在音乐之中的年轻音乐家,在刘野的画笔下,美国著名爵士乐小号手 Chet Baker 有着一股让人难以移开目光的忧郁气质;在《旗舰NO.1》一画中,他描绘了红色帷幕半拉开后一艘从远处驶来的轮船,其中红色帷幕也似乎并非舞台的直接隐喻,而船的意象则可最早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时期。个人的情感与集体的消逝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股隐约的焦灼感。

 上    从上顺时针方向:Liu Ye, Prelude, 2018;Liu Ye, Books on Books, 2007;Liu Ye, Book painting No. 27(Franz Kafka, AMERICAN, KURT WOLFF VERLAG, Muenchen, 1927), 2019;Liu Ye, Bauhaus No.5, 2018

画面往往有着梦境一般的氛围,带着愁绪。不免让人想到每个不同的文化中所存在着的、携带着这抹悲情色彩的恋人身影。在东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便落入了其中,而在西方,最为标志性的例子莫过于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爱情从火花诞生时刻起就被判下了死刑。一来二往之间,不难寻到东西文化在差别之间,也存着一丝共鸣与大同。艺术家刘野便是走在这条细窄的文化交锋的边界之上。

  上    从上至下:”Storytelling”, Liu Ye, Fondazione Prada, Milano. Foto: Roberto Marossi;Liu Ye, Eileen Chang, 2004;Liu Ye, Composition with bamboo and tree, 2007

艺术家选择去贴近人们的热情和主观感受,即便这种探索或许并不符合学术界的评价导向。在他的世界里,艺术重新回到了对美的纯粹性欣赏,罔顾了学术界的潮流,只是单纯地展示了在一个时期内,个体的思考所呈现出的美感,作品似乎被笼罩着一层模糊的外膜,在现实和虚构之间,形成一个主观视角的现实世界。

  Writer: 娄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