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新艺术的震撼》罗伯特·休斯(二)

亨利·马蒂斯生于1869年,也就是“卡蒂萨克号”下水的那一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即1954年,第一颗氢弹在比基尼环礁爆炸。他实际上不仅从一个世界,活着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还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最糟糕的战争、最大的屠杀、最疯狂的意识形态敌对状态,却好像毫发未伤地活了下来。马蒂斯从来没有画过一幅说教性的画,也未曾在任何宣言书上签名,而且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政治事件的指涉——更不消说表达政治见解了。也许马蒂斯的确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感到害怕和厌恶,但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留下害怕和厌恶的一丝痕迹。他的画室是世界中的世界:一个平衡之地,在连续六十年中,这儿维系着舒适、庇护和平衡满足的形象。在马蒂斯作品中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星半点我们这个时代之境中的现代主义所经常反映的那种异化和冲突的痕迹。他的画作相当于波德莱尔在其诗作《遨游》(L’Invitation au Voyage)中想象的那个理想之地,它与历史的胁迫和腐蚀相隔绝:闪耀着岁月之幽光的家具,将为我们的卧室添彩;极为罕见的花朵,花香混合着一阵阵琥珀的氤氲,绘画的天花板,深不可测的镜子,东方的灿烂……这一切都会隐秘地对我们的灵魂说话,以其温柔的语言。在那儿,一切都是秩序和美,奢华,平静和愉悦。


马蒂斯曾说,他想要他的艺术产生一把好的安乐椅的效果,是一个疲乏不堪的商人可以坐的那种。在我们都还相信艺术仍然能够改变世界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似乎是一个很有限的目标了,但事实上,人们只能钦佩马蒂斯的眼光。他至少对他的观众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知道,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才是先进艺术能够获得的唯一观众,而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的许多最伟大的画作,都把场面设在旅馆或公寓里,也就情理之中——那是供一个成人大脑玩耍的儿童游戏围栏。马蒂斯室内画的共同主题,是这样一种行为,即在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思考一个慈祥的世界。内外之间的过滤器则是窗户。它有时抽象化到寥寥几根线条的地步,如《科利乌尔的门窗》(图89)这幅缜密而又胆大惊人的画。“我的目的,”马蒂斯响应着塞尚,宣称,“就是表现我的感情。这种灵魂的状态,是通过环绕在我周围的物体和在我思想感情里发生的反应创造出来的。从远方到我本人,我本人也包含在里面。因为我经常把我自己画进画中,而且我能够意识到我身后存在的是什么。我表现空间以及空间里的物体,自然地仿佛我的前面只有大海和天空——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在某些方面,勃纳尔与马蒂斯恰成对照——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对博一个大资产阶级分子。马蒂斯的画作即便从私人生活中截取断面,也带有一种宏大的形式韵味——仿佛法国艺术高雅传统中慷慨激昂的演讲。而在勃纳尔这边,他却像他的画家同行爱德华·维亚尔(1868—1940)一样,也是个“描绘内心派”。令他动心的是家庭生活中细小、自然的场面,能在这种场面抓到人没有提防的样子,而物体能够成为一场小小戏剧中的演员——不一定是喜剧。在静物画中,勃纳尔是如何观察就如何画,或者至少他画成的似乎就是这个样子。《早餐室》(图90)中,对早餐桌上放的罐子、碗和盘子的安排,可能显得脆弱而且偶然,好像是随便进入了画面,就像左边那个只看得见一半的女人。勃纳尔静静地坐着,宛如一只老猫,他老是在他的视线内,碰到熟悉的事物,以特别的方式把它们收割下来,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来撷取它们,并以喷薄而出的灿烂——玫瑰红、绛红、淡紫、铬黄、铬绿,以及阳光斑驳的绿色来使之升华。他的笔触较散、缠结、印象主义式的,使得这些画中的物质好像只形成了一半,并准备随时消失在构成它们的光线之中。一切都是用个人的眼睛,而不是公众的眼睛在看:房里的粮食,房子周围的花朵,以及那个女人。

90.皮埃尔·勃纳尔

《早餐室》(The Breakfast Room)

1930—1931布面油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她几乎永远都是同一个女人,玛丽·布尔森,又叫玛尔蒂。勃纳尔1894年和她认识,五年后,她成了他画的一幅最性感的模特儿之一——云雨之后四肢摊开熟睡的少女——《蓝色裸女》(图91)。两人幽会长达三十多年,最后终于完婚,一直共同生活到玛尔蒂去世的1942年。他对她绝对忠诚,而且,说真的,有点儿受虐狂似的忠诚——玛尔蒂根本不是故事书上写的那种“艺术家的女人”,心满意足地在蓝色海岸一幢别墅里给天竺葵浇水。而是一个爱唠叨、神经兮兮的泼妇,她让勃纳尔和他朋友的生活过得很难受,对绘画一窍不通,连饭都不会做。但勃纳尔着迷的,就是那些家居细节和关于快感的记忆:那种隐私和窥视,情侣互相认识多年,把双方肉体都不当回事的样子,以及眼睛能看到所有秘密的那种感觉。大约在1920年的某一个时刻,勃纳尔决定不让她衰老。当她六十岁时,他还在画她三十岁时的肉体。直到最后,与她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她沉浸在自我之中,被人监视——她是浴缸中永恒的苏珊娜,而勃纳尔则是那个永远在偷窥的焦虑不安的长老,把她融化在光线之中,把她在色彩中重构,从远处一次又一次地拥有她。没有一个女人六十岁时,看上去还能像《浴缸中的裸女》(图92)这幅画,在勃纳尔阳光照耀的浴缸中,这种非凡形象里浮动的仙女。充满房间的光线,斜着插进房间有着方格图案的空间,使瓷砖颜色转成珠母贝色和蛋白石色,那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光线。勃纳尔这个窥视者,被人赐予了一点儿但丁在凝视情人时所看到的那种场面:

…a Beatrice tutta si converse

ma quella folgorò nel mio sguardo

si che da prima il viso non sofferse.……

我转身朝向比阿特莉丝本人;

可她光彩照人我眼花缭乱,

一开始我的眼睛都受不了了。

《天堂》(第三章)127—129页

91.皮埃尔·勃纳尔

《蓝色裸女》(BlueNude)

1899 布面油画 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

92.皮埃尔·勃纳尔

《浴缸中的裸女》(NudeintheBath)

1941—1946 布面油画 匹兹堡卡内基美术馆


超现实主义特别欣赏的另一个天真古拙者不是画家,而是建筑工,他自己默默无闻的乡间花园里创造了任何一位十九世纪的艺术家所能创造,也许是最精致、美妙而神秘的“非官方”艺术品。他就是费迪南·谢瓦尔,距里昂市四十英里的沃特希夫村一位邮差(facteur)。邮差(人们一般就这么称呼他)一生的头四十三年中,没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在1879年的某一天,他巡回投递邮件时,捡到了一块鹅卵石。这是一块当地灰白色的磨砾石或石灰华,表面有瘤,鼓囊囊的,长约四英寸——他后来说,这是他的“逃逸之石”。他把石头装进兜里,从此开始收集各类东西,先是样子较怪的石头,跟着是瓦片、牡蛎壳、碎玻璃片、铁丝、铁片,以及其他杂物。他回到花园,就开始打地基造墙。据他自己讲,他厌倦了“永远在同一种装饰中散步”,因此:

……为了调剂一下心境,我在梦境中,构造了一个童话般的宫殿,超越了所有的想象,一个谦卑的人以其天才所能想象出的一切(洞穴、花园、塔楼、古堡、博物馆和雕塑),试图让原始时代的所有古代建筑获得新生。这件事整个如此美妙,如此风景如画,它的形象在我大脑中,至少存活了十年……但从梦境到现实,距离很大,我从来都没摸过石匠的镘刀……而且对建筑规划一窍不通。

他开始推着小手推车巡回投递,越来越多地收集该地的怪石,夜里收集岩石,早晚建造花园,白天就去送信,很少睡觉。这种作息时间,持续了三分之一世纪,结果是邮差的理想宫殿(图156)中囊括了他有关古希腊、亚述和埃及建筑“真正来源”的所有思想——大多数都像海关员卢梭

的一样,建立在他从杂志、照片和《风景杂志》之类年鉴里看到的图画基础之上——还附带瞥视了印度的泰姬陵、阿尔及尔的方堂(MaisonCarrée)、开罗的清真寺、美国的白宫,以及亚马孙热带雨林。黑暗的洞穴(邮差称这个为“Hecatombs”,今指地下墓地)从中穿过,宫殿的数座塔楼上,耸立着野性的宣礼塔和棕榈雕塑。凡是没被这位邮差缠绕而喷涌的想象力装饰的地方,几乎每一个表面都镌刻着一行字,“一座想象宫殿的内部:一个无名英雄的巴特农神殿。梦境之终结,幻想在这儿变成现实。”“巨人之作。”“记住:意志就是力量。”还有这段十分感人的话:

156.邮差谢瓦尔

理想宫殿(IdealPalace)

始建于1879年

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挖掘,

为的是建造这座童话宫殿,

让它从大地升起。

为了我的思想,

我的肉体面对了一切:

时光、嘲弄、岁月。

生命是一匹快马,

但我的思想将活在这块岩石上。

据他本人讲,这位骄傲而自信的人,花了一万个工作日(或总计93000小时),才完成了他的理想宫殿。1912年一完工,他就开始在附近一座墓地建造自己的坟墓,这座坟墓在他去世很久之前就已完工。谢瓦尔是在1924年88岁时去世的。布勒东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本来是可以见到他的,但他们没有。现在已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沃特希夫的,但这座理想的宫殿立刻成为超现实主义世界的圣地之一。马克斯·恩斯特创作了一幅拼贴画,称赞邮差谢瓦尔,布勒东则写了一首关于他的诗(跟阿波利奈尔写的关于海关员卢梭的诗形成姊妹篇)。看起来,这是一座无意识的宫殿,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建筑师建造过,一个几乎崇高的幻象,在这个幻象中,爱德华时代普通的花园建造者所用的正式手段——洞穴、石头、贝壳——突然上升到迷恋和显灵的高度。


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最难忘的异性恋形象,是马格利特的《强暴》,该画本身就是对固恋和恋物癖的一种大声抗议。画中,女人的面庞以可怖的清晰感,变成了“生殖器官面庞”,这张脸上盲目、哑默、可怜巴巴的性欲,有着一种真正的萨德式特征(图170)。一般来说,超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女性形象,都没有真实的面庞,这本身(由于它跟商业时尚不可避免的联系)就是一个多少有点折中的客体,是直接从德·基里科的裁缝服装模特儿那儿盗用来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有女人形状的家具,但没有男人形状的桌子或椅子。达利的沙发形状,是梅·韦斯特的嘴唇;库尔特·塞利格曼的《极端家具》(图171),是三只模特儿的腿,支起一只凳子,它直接照搬了萨德在《朱利叶特》一书中描述食人妖魔明斯基城堡中那些幻象。在这座城堡中,前来造访的色魔吃的是炙烤男孩肉做的晚餐,坐的是用互相连锁的奴隶“构制”的椅子。

170.勒内·马格利特

《强暴》(The Rape)

1934

布面油画

得克萨斯州梅尼尔基金会

171.库尔特·塞利格曼

《极端家具》(Ultra—Furniture)

1938

超现实主义艺术中,萨德形象的极端形式是汉斯·贝尔默的作品。他迷恋一位少女到如此地步,竟做了一具色情人偶,关节部位都是用球窝联结可活动的,并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叫“人偶”。人偶的肢体可以任意扭动、弯曲和结合,这使人偶成了一个表现以强奸和暴力为中心的性幻象图像的上佳工具(图172)。贝尔默在各种情境下为这个人偶拍照,一个房间、一个角落、一条巷子、一丛灌木下面……使之看上去,就像警察为犯罪取证而拍的照片。这具人偶几乎无限色情,而它脸上那种被人操纵、放荡不羁的神情,总结了现实主义关于女性的形象,一言以蔽之——“美丽的受害者”。

172.汉斯·贝尔默《玩偶》(TheDoll)1935后期上色照片英国泰特美术馆

无论对超现实主义来说,还是对随超现实主义而来的非理性主义形象来说,要夸大这种性暴力的神话是很难的。最令人难忘的形象,都出自毕加索之手。尽管毕加索并非超现实主义的圈内人,他却因自己的变形观和性敌意而受到超现实主义相当的欣赏。自鲁本斯以来,没有一位艺术家,像毕加索那样更迷恋女人,或将其艺术更完整地建立在女性形体之上。“伏拉德系列”,以及玛丽——特蕾莎·瓦尔特(见第三章)有关的绘画中那种心荡神驰的性欲之反面,就反映了毕加索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早期许多画作中的痛苦和厌女症。毕加索是艺术中的一位伟大的忏悔家,他无法掩藏他的日常感受,他投射在作品上的对于女人的恐惧,那种强烈是他同时代的人望尘莫及的,这些我们在《阿维农的少女》已经看到了。在《坐着的浴女》(图173)这样的画中,他把这种恐惧上升到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感情高度。把一具无害的肉体如此扭曲变形的过程,表现出一种中世纪猎巫运动中的男性自卫。女人不再是地中海美女或都市流浪女,而被视为一个黑暗而神秘的妖怪,由骨头或石头组成。可以想象这幅画被人当作雕塑的一幅图样,画中那个编结起来的嶙峋形体,映射着大海和天空的两道带子,孤立地凸现出来,暗示出这是一只昆虫——一只雌螳螂——全副铠甲,一动不动,等着它那不幸的伴侣。形体的脑袋特别显示了毕加索能把数种图像合而为一的惊人能力。整体形式暗示了一顶重装头盔,双颊还有两片金属护板。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头凶猛的小兽,鼻子尖尖,双臂上有利爪,但这些“爪子”也是嘴巴。由于这张嘴是垂直,而非水平的,它暗喻在脑袋上错置了锯齿状的阴道。

173.巴勃罗·毕加索《坐着的浴女》(SeatedBather)1930布面油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种生殖器交锋的形象在安德烈·马松三十年代早期的绘画中,表现得尤为强烈——阴道被想象成一个插满利齿的陷阱,阴茎被想象成一把刀,爱情的动作则是一场互相的屠杀。而在雕塑中,它主宰了阿尔贝托·贾科梅蒂(1901—1966)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在贾科梅蒂《被割喉的女人》(图174)中,那个匍匐在地,子宫颈柱挨了一刀的形体半是蝎子,半是一个祭献的牺牲品——尖刺、骨立、不怀好意。超现实主义圈子里对乔治·巴塔耶“交媾是拙劣模仿的犯罪”这一观点普遍认同,而贾科梅蒂三十年代的雕塑,似乎也把这接受为一种文本。这些雕塑作品也能给人一种痛苦的挫折感,如《悬挂的球》(图175),其中的一只球上,有一道女性的凹槽,悬挂在一只弧形的楔子上方,差点就要接触到了,但还没有触到它——欲望遭到永恒的拒绝。

174.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被割喉的女人》(Woman with Her Throat Cut)

1932

青铜

175.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悬挂的球》(SuspendedBall)

1930—1931

石膏和金属

英国泰特美术馆


1940年,马克斯·恩斯特开始创作他的欧洲告别词,两年后,他在美国完成了这幅作品,题为《雨后欧洲》(图177),这仿佛是圣经传说的大洪水过后,看到的一片真菌般景观构成的全景图。恩斯特逃往美国,正值德国军队隆隆开进法国之时。

177.马克斯·恩斯特

《雨后欧洲》(Europe after the Rain)

1940—1942

布面油画


超现实主义的散兵游勇,到了纽约才扎下根来,异军突起。然而,非理性主义艺术家中有一个奇才当时已经住在那儿了,就住在位于曼哈顿之外皇后区的乌托邦公园大道上的一幢木板房里。约瑟夫·康奈尔直到1972年去世,一直是美国艺术家中最隐逸、最含蓄,也最避世的一个。他的作品极为特别,根本无法模仿,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康奈尔派”。他那幢住了五十四年的房子,代表着他从“艺术世界”的流放。从那个由画商、收藏家、批评家,以及博物馆馆长构成的体系中流放,这个制度五十年之后在曼哈顿达到了压倒一切的重要程度。康奈尔房子里塞满了纸板箱,档案袋,一包包旧照片,剪报,泡在发生分解的硝酸银溶液中的一卷卷胶卷,囤积的书籍,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以及盒子,而这些就构成了他旅行的那个世界。

康奈尔在三十年代开始模仿恩斯特的《百名无头女》,制作并不激烈的、由其派生而来的拼贴画。他的发现,就是盒子使他成了一名严肃的艺术家。康奈尔的盒子,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好不容易才把超现实主义绘画制造幻象的能力与超现实主义物体幽灵般的具象感熔铸在一起,而这是通过参考剧场来实现的——每个盒子的“第四堵墙”,即人们透过它,观看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那一面玻璃,就是一个微型的舞台口。盒子不仅是剧场,还暗示着一种装标本的柜子——一个与日常空间隔绝开来的档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个来自实际世界的既精致,又具有异国情调的珍贵标本(化石、宝石、蝴蝶或圣甲虫)都一套套地分类,置放在玻璃下面。它们的这种排列,暗示着“框外”一种更广大的组织。简言之,盒子是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方式,它集中在一个图像上面,并将它作为一种真实而私密的东西交代出来:整个暴露在视线之内,但玻璃片又起着保护作用,不让现实生活的空气使之变色。

人们不由想起——就如康奈尔常常想起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念物品,那些放在玻璃钟罩下盛着鸟类标本和花朵的盒子,这些钟罩在座座乡间古董店里积满了灰尘。康奈尔的作品,是一种内向的艺术,他的幻想在任何地方都不触及美国生活,无论是现在的生活,甚或是过去的生活都不触及。他喜欢欧洲,但从来都没去过,事实上,他盒子里装的欧洲,从十五世纪一直持续到“美好年代”,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在来自法国喷泉的旅馆信笺,以及对于玛丽·塔里奥妮和洛伊·富勒这样已故舞蹈家的敬意中,这个欧洲不断持续。盒中的其他物品则不那么过时:地图与星图,拼贴的猫头鹰和拼板游戏一样做成的红萝卜,白色的黏土烟斗和镜面玻璃,钟表弹簧,锥形物,软木塞做的球,葡萄酒杯,以及装满红沙的细小抽屉。各种各样的东西,看起来没个尽头,但不能在某些方面上体现出优雅的东西,康奈尔是不会允许进入这个记忆剧场的。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矫情,其实不然。因为康奈尔的作品,有一种严格的形式感,谨严而节俭,宛如新英格兰的细木工活计。他的作品在威廉·哈内特和约翰·F.佩托画的那种精确的幻象方面,与美国静物画错视画法传统,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其基调常常是一种准确而富含诗意的简朴。

然而,康奈尔的一些盒子却极为精巧。最复杂的一个是《埃及小姐克莱奥·德·梅罗德》(图178)。克莱奥·德·梅罗德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法国著名舞女、交际花。康奈尔曾在某个地方读到,埃及的总督曾许愿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去访问埃及。因此,他(好像是求婚者一样)做了一只献纳梳妆盒子,在这只盒子里,埃及被象征为送给这位新克利奥帕特拉的礼物或珠宝。《埃及小姐克莱奥·德·梅罗德》里,装着很多小药瓶,置于云纹内饰的盒衬内。每一个小瓶子里都乘载着一种埃及的或克莱奥本人的特质:沙土、小麦、贴有“尼罗河之蛇”标签的纸卷、珍珠、斯芬克斯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由于它们都跟一个中心主题相关,因此都与超现实主义的不协调性没有多少关系。它们倒更像一首象征主义的诗歌,富含难以捉摸的意象簇,很准确地记录下来,但又用“空白”分开。所谓“空白”(Blanks),指的是把小药瓶从盒中取出,察看,放回去,再取出另一只瓶子所用的时间,它符合白纸上的间歇沉默和一片片空白,亦即斯特芳·马拉美所看重的文字背景。康奈尔崇拜马拉美的精确感,那是一种漂亮的对称,因为法国象征主义派崇拜早期的一个美国人——爱德加·埃伦·坡——描画的幻象中的欧洲,带有一种神经衰弱的“神秘感和想象感”,这与康奈尔的作品中形象有很多共同之处。

178.约瑟夫·康奈尔《埃及小姐克莱奥·德·梅罗德:博物学基础课》(L’EgyptedeMlleCléodeMérode:coursélémentaired’HistoireNaturelle)1940


显而易见,他们走的一些路也是互相平行的。许多美国画家之前都读过弗洛伊德和荣格。杰克逊·波洛克花了两年时间做荣格分析,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各种圈子都把到精神分析医生那儿,看作是社会景观的一个正常特征,尽管巴黎并不这样。因此,早期抽象表现主义对潜意识和无意识图像的深度兴趣,并非简单地模仿超现实主义的程序而是它们看成是艺术之根。话又说回来,安德烈·马松对年青一代美国画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比超现实主义团体中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更努力地填补都市现代人的幻想,与幽暗的史前文化的想象之间存在的文化空白。这一形象是从法国洞穴,到希腊神话中米诺斯迷宫不断出现的神话内容。当马克·罗斯科在1943年宣称,他相信“主题是关键的,只有悲剧和永恒的素材,才是正当的素材”时,自己正是在诉求于马松在过去十五年描绘屠杀、迷宫和图腾的画作中所唤起的原型意象。这等于是给戴维·劳伦斯的“血液的知识”,赋予了一种图画形式。

然而,大街上并找不到“悲剧和永恒的”主题。早期抽象表现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接触,也远不如超现实主义。波洛克、罗斯科和斯蒂尔这样的画家,想把他们的话语置于事件之外,放在一个不受历史时间约束的视野中,回到文字出现以前的“原始”部落时代。在每一个观画者大脑角落的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先人,蜷缩在洞穴的阴影之中,他就是这种艺术想要与之对话的观众。

巴内特·纽曼在四十年代前期和中期并无任何重要的画作,但却积极宣传这种充满神话寓意的艺术。他反复宣讲通过倒退重新原始化的必要,这是为了获得文化的完整性:“原始人用辅音呐喊着,带着敬畏和愤怒,冲着他自己的悲剧状态喊叫,冲着他自己的自我意识喊叫,冲着他自己面对虚空时的无助状态喊叫。”这句“面对虚空时的无助状态”总结了这一时期的风格:存在主义的孤独,伴以弥尔顿式的装饰,艺术家摆出一副悲剧亚当的架势,因为失去了乐园,而不再对这个世界满意。当然,由于这种正在崭露头角的美国绘画没有希望把自己强加在一群更大规模观众的头上,因此这个绘画群体里的任何人做出任何论断,根据其事实本身都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他们无法让人加以验证。

纽曼,斯蒂尔和罗斯科之所以如此口出狂言(我们在第六章还将谈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四十年代在美国做一名艺术家,有一种令人压抑的异化感和多余感,他们要以这种方式来直面并消除这种感觉,但这同时也源自一种朝气蓬勃的信念,相信图像的作用,相信他们有力量产生魅力,或唤起想象,从而改变人们的意识。

如果艺术就是发掘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那艺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美国画家对超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持深度怀疑态度,并不愿意在作品中模仿之。他们讨厌达利的媚俗和达利一帮同伙在政治上的扭捏作态。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形象,以及他们施虐——受虐的幻想不屑一顾。德·基里科把绘画作为“梦幻照片”的传统,令他们深恶痛绝,因为他们要发挥抽象画家的作用。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精神自动症”,这是布勒东为之取的名字,即通过偶然联想和漫无边际的胡写乱画,唤起某种形象的过程。如果画家作品能够如此好客,善待偶然效应、滴沥效果、事先未曾预见的合成效果,以及意外的图像,如果画家作品是开放式的,在绘制过程中“被发现”,而不是事先决定,然后达到的,那它就能渗透到无意识中去。问题在于如何控制,正如罗伯特·马瑟韦尔(这个派别中最为睿智的画家)所意识到的,不可能对无意识进行指导。无意识不提供“任何一旦选定,就可构成任何表现形式的选择。把自己完全交给无意识,无异于成为奴隶”。因此,他主张,自动症“实际上几乎不是一个无意识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可以用来发明新形式的造型武器”。

……

人物形象在早期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凸现,其大师就是德·库宁,他的作品与超现实主义,并无真正的联姻,因此将在下章讨论。对于波洛克和罗斯科来说,人体与其说是一个可描绘的整体,不如说是一个应召而来的存在。图腾、洞穴、监狱、看守、媒介、名流、牧师……这些都是四十年代层出不穷的图像。对于罗斯科来说,艺术的基本主题是一出只有一个角色的祭司表演——“孤独地处以一个完全不动的时刻中。”

但是,尽管古代艺术家能够随意取用这些体现了神话的存在,但这些存在已对现代人关闭了。(罗斯科认为,他们生活的“社会比我们的更为实际”,在那种社会中,“人们能够理解对于超验的迫切要求,并给这种要求以正式的地位”。)人们只能瞥见它们,或者也许可以打着蓄意的抽象幌子来重新加以绘制:“现在不得不把事物熟悉的辨认方式研成粉末,从而摧毁我们这个社会日益模糊我们周围环境的有限感觉。”罗斯科是在1947年这样写道。当时他正走向自己成熟期作品中的那种超验抽象。但在四十年代,人物或有关人物的影射,依然存留在这类水彩画中,如《魔力器皿》(图180)这是从马克斯·恩斯特的超现实主义风景画派生而来的一种鬼怪似的整体,在海滩和天空戏剧般的平面映衬下,变得模糊难辨。

180.马克·罗斯科《魔力器皿》(VesselsofMagic)1946纸上水彩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杜布菲的前半生靠卖葡萄酒为生,直到四十一岁才重操画笔。当他这么做时,便以极度求实的态度,对待超现实主义企图在儿童和疯子艺术中寻找灵感的欲望,形成了一批巨大的“原生艺术”(l’artbrut)藏画,并把他自己作品中除超现实主义者之外,人人曾一度认为超出文化讨论领域之外的那些形象,大批地附加上去。杜布菲画的四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那些令人不适的肖像画,已经超越了漫画范围,这些画中的颜料如泥,仿佛用泥刀刮过和涂抹过,轮廓潦草芜杂,对大街上那种匆忙涂鸦的生殖器的急吼吼的状态构成了一种十分老到的戏仿。他们是一些可怜巴巴的妖魔鬼怪,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对类似十九世纪摄影家纳达尔所做的项目形成了一种尖刻讽刺的反驳,因为纳达尔想用照相机,把他那个时代伟人——男的和女的所组成的整个文化艺苑都保存下来。

杜布菲有一种绝对的闹剧本能。毕加索画过公牛,但自罗莎·博纳尔的时代以来,没有一位先锋艺术家画过母牛。杜布菲这样做时(图182),想出了一个如此荒唐,又如此温柔的形象,就好像这个形象是在跟整个艺术中将动物作为英雄隐喻的传统对着干,而且干得也并非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毕加索画着牛怪和马头的画中,这已登峰造极。他对本质的东西,未经检验的东西,以及原生状态的东西的兴趣,意味着常规的主题——一张脸或一片风景——都被解剖为最不光彩的构成部件。一个男人的面容,可能变成眼珠凸出来的一笔乱画,但他的胡子却可能精工细绘成一座波形曲线组成的宫殿,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让人感到琐屑无聊,而一片风景则被缩减成不加区别的泥泞似的油彩上面一层厚壳,除了装门面用的地平线之外,把整幅画面都给充满了。

然而,尽管这类作品活像闹剧,但它同时也很邪恶。一个抱有敌意的法国批评家就曾暗暗地体会到这一点,他以这样的话来迎接四十年代后期杜布菲的一次画展,这是从巴黎地铁的杜博尼甜酒广告上派生下来的一个头条标题:“Ubu,du Bluff,Dubuffet”[法语,“乌布,乌布,虚张声势,杜布菲”,几个字声音很相近。]——因为这幅作品的精神之父,就是剧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正是他发明了那个滑稽而又野蛮的妖怪乌布王,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索摩查(Somoza)和伊迪·阿明的原型。世界是一座粪堆,被几个荒唐的公鸡主宰着,这个信息就是杜布菲为战后现实主义所做的贡献。但是,这一观点的局限性,在他滔滔不绝的产量和绝对尺寸上就变得很清楚了。到此时为止,那些粗糙的小萝卜人和弄得扁平的侏儒,已经失去了冲击力。杜布菲的那伙谄媚者,如法国作家乔治·林布声称,驱使他的依然是“一种摆脱所有束缚表现的条条框框,欲求完全自由的献身精神”,要“摈弃以前的所有知识……每有新作,就要重新创造他的艺术和他的方式”。

事实上,他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作品,完全因袭老套,重复自己那套伪原始的原型,不过是做些小改动,好让市场保持警觉。认为天真是可以不断翻新的资源,这个观点是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批评,以及艺术的一种特殊的错觉。它是浪漫主义幻想的最后回声,这个幻想自十八世纪以来,在巴黎反复出现,但现已完全丧失可信度,连假装都装不出来了。近年来,杜布菲大肆颂扬本能、惊厥和蒙昧无知,把它们看成是诗意原则,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协助产生了一大批主要还是油腔滑调绘制出来的原始化形象而已,使人不禁想起,一个只会做马肉的顶级大厨。

182.让·杜布菲

《鼻子含蓄的母牛》(The Cow with the Subtile Nose)

选自《母牛,草,树叶系列》(the Cows,Grass,Foliage series)

1954

布面油画和瓷釉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大量的人体艺术也是如此。由于人们普遍感到,存在和命名,比传统艺术制作过程更加重要——这个态度本身,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遗产,从巴黎矫揉细腻的古老形式中流传下来——因此接下来就认为,可以把肉体熟悉的一面剥光,通过操纵其情境和行为,将其转变成一个奇异的无缘无故的东西,即另一种物体。这能够产生出某种触电般强烈的时刻,但也就提出了许多超现实主义活动——恍惚写作、自由联想,以及其他旨在从无意识中,发掘核心样本的探索性游戏——这也可以忽略不计。凡是自我,就能自动地成为艺术中有趣的东西吗?或者说,自我只有在产生井然有序、清晰明了,并充满表述得十分清晰的意义结构时,才能攫住我们的注意力吗?一种文化,对按需分配的幻觉,进行了如此大的信仰投资,对于那些忍受了六十年代的巨大宿醉,忍受了这种文化令人不快的,极端痛苦的人来说,对这种问题只可能有一种回答。资产阶级子女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爆发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对超现实主义崇尚自我的一种嘲弄。

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的文化,像我们的文化那样,如此迷恋个人的东西,而在过去二十年中,到处都是企图为了自我而暴露的垃圾,而声称得到那种属于艺术财产的概念化尊严。除了“艺术情境”在场之外,这种自我得不到任何消停。各种渺小的文件记录,心理清单,以及自闭症式的手语,都已经被人表演过,录音过,挂墙过,存档过,拍照过。各种奇行怪举,从躲在画廊楼梯下面,一边幻想上面走动的人群,一边自慰(维托·阿孔奇的行为艺术作品《温床》,1972),到在自己身上晒出图案(丹尼斯·奥本海默的行为艺术作品《二级烧伤的阅读姿势》,1970)等,都借助超现实主义者不经意荡起的衣着下摆进入了艺术之中。没有超现实主义这个老祖宗,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想象成艺术的。

那么,超现实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剩下的要比艺术家们曾经希望的少。超现实主义从来都未实现它曾宣称的意图,想象的王国现在并不比从前更接近圣人的王国。它在身后留下的是艺术作品的明证,一缕反抗的幽香,但不是一个被改变的世界。话又说回来,超现实主义者是最后一批天真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结构的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曾经反对的那个世界仍在那儿:曼·雷的一幅画,最近卖了75万美元[4]。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始终不为人接受。因此,超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始终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榜样,不过,原则上来说,已经无人按这个榜样行事了。

摘录《自我的挣扎: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卡伦·霍妮(二)

有一本法语书名叫《目击者》,这本书对这个过程的描述非常到位。故事的主角和他的弟弟出航,船漏水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最后船翻了,二人都不幸遇难了。主角的弟弟有一条腿受伤了,所以他必然不可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游泳,被淹死是他必然的结局。故事中的英雄(也就是主角)就带着弟弟向岸边游去,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他们必须要作出唯一的选择,要么两个人都被淹死,要么英雄自己活下来。他对二人面临的形势非常清楚,最终决定还是自己活下来。但同时,他又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杀人犯。因为他认为别人一定将他当作杀人犯看待,所以他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杀人犯,不过他的理由是没用的,也不可能发生作用,因为他考虑问题的前提是,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他都应该负起责任。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做法,从这位英雄的情绪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种特别的“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驱动力后,人们将有怎样的感觉。


实际上我们的动机经常像将一些不太值钱的金属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动机很少是纯金的,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步骤。不过,只要金子占了大部分,我们还是将其称为金。


另外,我们在对病人的虐待冲动或者幻想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虐待冲动可能就是一种诱因。有时候,一些病人会有一种折磨他们的幻想或者冲动,无助的人或者小孩最可能成为被折磨的对象。比如,有一位名叫安妮的驼背仆人,她和一名病人都住在公寓中。一方面,病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另一方面,他觉得这种冲动让他感到烦闷和困惑。安妮对这位病人非常友好,从来没有对这名病人的感情造成伤害。当这位病人还没有存在虐待幻想的时候,他就对安妮的身体畸形感到同情,不过他同时还存在厌恶情绪,他认为他将安妮看成了他自己,所以他才同时产生了这两种情绪。他本身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当精神困扰袭来时,他就感到无助,进而有一种歧视感,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瘸子。这种虐待的幻想和冲动产生于他第一次看见安妮努力地擦洗地板的时候。安妮每天都这样勤劳地工作,但他能看到并感觉到安妮的努力,只有当他的自负在他的身边环绕,或者他认识到自己的自谦倾向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种折磨他的强迫性欲望:这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冲动的积极具体化(外移),他会因此产生一种超越于弱者的让他感到恐惧的感觉。因此,这是一种积极的欲望,但最终却变弱了,成为一种虐待性的幻想。当他的自谦趋势和他对这种趋势的厌恶变得非常明显时,这些幻想就消失不见了。


我认为我们至少要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事物区分出来,一种是病人所认为的能够让他得到性满足的唯一方式——自我堕落(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另一种是病人对自己的折磨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性快感。实际上,病人一般既是折磨的主动者,也是折磨的承受者;他是被动堕落的,但他的满足也是从这种堕落中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因此而相信,对于有意识的经验来说,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正确的。

直接的或者纯粹的“自毁冲动或者行为”的极端必然是自恨的产物之一。这些极端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可能是慢性的或者急性的,可能是想象中的或者实际行为中的,可能是隐蔽的、痛苦的、缓慢的或者公开而剧烈的,它们可能是小问题,也可能是大问题,身体、心灵、精神上的自毁则是它们最后的目的。当这种可能性被我们思考之后,我们就不会认为自杀是无法解释的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我们毁灭,我们能够使用的方法有很多。自毁的最极端和最终的表现就是自杀。


最容易察觉到的自毁是针对身体的自毁,我们的身体会受到这种行为的实际伤害,不过这主要集中于精神病患者。我们可以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发现程度比较轻的自毁,在抓头发、拔头发、咬指甲等“坏习惯”或行为中,这些自毁最容易表现出来。但有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与精神病患者相反,他们对现实呈现轻视态度(当然,他们自己的所有实况也是他们看不上的对象),有些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是突发的,并且只存在于想象中,甚至只针对那些生活在想象中的人。在一转即逝的意识之后,这些行为最容易出现,整个过程迅速得如同闪电一般,所以对于过程进展的顺序和结果,我们只能在分析中了解。他们可以非常敏感地发现某些缺点之后(突然爆发而又很快消失)产生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来势汹汹,比如切碎肠子,比如拿刀刺伤胃,伤害双眼,刺伤喉咙。这种人非常典型,他们有时候就有从阳台或者悬崖跳下来这种自杀的冲动。因为这些突发的冲动很快就会消失,所以基本没有机会实现。然而,这种从高处跳楼的冲动是突发的,也是十分猛烈的,所以人们为了不至于真正地往下跳,就必须要紧紧抓住某些物体,不然这种冲动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实际的自杀欲望。即便是这样,这些人都没有真正地想要一死百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想要从二十楼跳下,然后整理好自己再回家。其他附属的因素决定这种尝试是否会真的转化成现实。假如我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那么他是发现自己已经死亡的人中最惊讶的一个。


人的品格会被各种因素削弱,这些因素有:冲突不能被解决而造成的潜意识让步和自卑、自我脱离、无法避免的潜意识借口,人们真诚对待自己的能力也因为这些因素而下降。……..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慢性或者急性的道德败坏或者士气低落的现象。比如,有个人并不重视外表,他可能身材过于肥胖,也可能非常邋遢;他可能睡眠不足,经常酗酒;他对自己的身体不够重视,比如,不去看牙科医生。他要么吃得少,要么吃得多,也不经常去散步,对于他的工作和感兴趣的事,他也不够重视,最后他变得非常懒散。他可能非常混乱,不过他还有一些交往对象,这些人要么会带坏他,要么比较肤浅。就像《失去的周末》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变得多疑,对妻子和孩子动辄就打骂,他撒谎,他偷盗,当他喝酒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但他的行为表现的时候可以使用比较微妙或者十分隐蔽的方式。如果表现得足够明显,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他们在努力地“将自己粉碎”。

我们知道在分析中,这是一种不太合适的描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一定是自卑和绝望将人们击败的时候,此时自毁驱动力的冲撞已经不能被人们的建设力压制了,自毁驱动力所具有的支配力已经是自由的、无阻碍的了。此时的表现是,在潜意识决定中,他积极地消磨自己的志气(或者道德败坏)。在具体表现中,士气有被主动地、有计划地打击的趋势。对于这种情形,乔治·奥威尔已经有所描述了,只要是有经验的分析家,都可以从他的描述中得知神经官能症患者到底怎样地对待自己。梦也表示,他主动地将自己扔到臭水沟里了。

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这些内在反应的过程是不同的,惊讶、自怜和愉悦都是有可能的。在他的意识中,这些反应一般与他们的自我消沉过程没有联系。


自怜的反应在此时就和其他情况下是一样的,从当时的条件来说,都是没有建设性的:她要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如果想要非建设性的自怜转化为建设性的“同情自我”,就只能等到自卑和绝望的程度降低的时候。然而对于所有被自恨控制的人来说,这种前进推力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真我的感觉被它引发,我们“解救内心痛苦”的愿望会升起来。


神经官能症患者无意识的强迫性需求是为了实现理想的自我而产生的。他们被这种强迫性需要驱使着,陷入了更深的幻想。他们必须要将真我舍弃,这样才能逃避真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冲突,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失去了生命的自发力……

真我的重要性是这本书在一开始就强调的,我们生存唯一的人格中枢就是真我,真我是唯一具有意愿和能力两大要素的成长元素。我们知道,人性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受到不利环境的影响,所以那些耗费人们精力并且促成人们自负系统的力量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种自负系统不受人的意志的支配,是一种自主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力量。


“物质的我”和这些“脱离自我”的形式是有很大关系的,这就像所有物和肉体。神经官能症患者几乎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感觉,对于他们的身体知觉,他们甚至已经感到麻木了。比如,如果问他的脚冷不冷,他要说出自己感觉到冷,就一定要先经过一番思考。当他无意识地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可能根本认不出这就是他自己。同样地,对他来说,家和旅馆房间是差不多的,没有任何人格特性,所以他甚至没有“这就是我家”的概念。还有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所有物。


一方面,我将实我或者“经验性的自我”与理想化的自我做出区分;另一方面,我将实我和真我的不同加以区别。实我是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的所有表现,包括心灵的或者身体的、神经官能症的或者正常的。当我们想要对自己有所了解时,如我们想知道自己当前的情况时,实我就是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存在于不合理想象中的自我就是理想化的自我,或者从自负体系的角度来描述,理想化的自我就是我想要成为的形象。对于真我,我已经进行过好几次定义了,真我是一种“原始”力,这种力量是倾向于个人发展和成就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理想避免被神经官能症绑缚,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达成完全的认同。所以说,当提到一个人想要对自己进行追寻时,他在说真我,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种与理想化自我相反的、可能的自我(即使是对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也是这样)。不过,这一点是达不到的。从这一点来说,三种自我中最具有思索性的应该是真我。


当“远离自我”这个术语被我们使用时,我们就应该知道它只聚焦在某一种现象上。它要表示的准确含义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主观感觉——从他自身清除。至于他所说的自己的明智之举,他可能在分析中会有所了解。实际上这并没有与他的生活顺畅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是不能在他的生活中发现的,只是与和他关系不够密切的人或者这些人的兴趣有关。

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从这种分析的经验抓住问题的核心。有些体验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比如,讨论电视或者天气,或者对和病人个人生活比较密切的事件进行讨论,我们一定要记住,病人会避免做这些事情。他与自己和整个生活的关系都已经是非人格化的了,所以他会工作、会散步、会结交朋友,也会和女人一同睡觉,但却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也就是说他会讨论自己,却不会把这些放在自己的心里。“自我感觉消失”是一个让自我感消失并降低生活能力的过程。假如“自我感觉消失”仍然不具有特别的精神医学意义,那么用来表示脱离自我的最好术语就是这个词。

摘录《自我的挣扎: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卡伦·霍妮(一)

我曾经在介绍《我们内心的冲突》时说到过:于我个人而言,人类具有发展潜能的能力与欲望是一定的。……同时请参考库特·戈德斯坦所著《人性》一书。但他并没把“实现自我”和“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区分开来,而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差异非常重要。纵然是不断出现新的经验,可是这种信仰认识的影响力依然没有消减,唯一改变的是,把这种信仰利用更详尽的体系来阐明。此刻,我坚定地认为:“真我的活力”鞭策着个人向“理想化的自我”前进。对此在本书第一页我已有所表述。

此外,最基本的一点差异就是,荣誉的探求源自“为实现理想自我的需要”,它衍生了其他的所有差异。“自我理想化”拥有强迫性,且本来就是解决神经官能症的方法,导致它衍生出的所有驱动力都是强迫性的需求。当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得不依赖他的错觉时,对“有限性”就无法了解,将会陷入“无限”寻觅荣誉的探求中。因为取得荣誉是他的首要目的,因此,他对学习、做事过程或者“按部就班”的探求经过提不起丝毫兴趣,而且还倾向于蔑视这些过程。他想要站在高山之巅却又嫌爬山累,所以对成长进化真正的意义他根本不懂,虽然它们也会被他所谈及。最终,唯有放弃“真我”才有可能创造出理想化的自我,所以把事实更加歪曲,再加上“想象”的作用(想象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仆人),方能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因此,人性的发展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地会失去对事实的关注和兴趣,同时对辨别真假的感觉也会失去,从别的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损失,而这也恰恰诠释了他为何区分不出存在于自己或者他人之间的真实感情、信念、奋斗及相似情感的替代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着重点由“实质”转移到了“外表”。

因此,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二者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有限地持认可态度,是进化的感觉,是实质的,是真实不虚幻的;而后者则相反,为“强迫性”,否认有限,只专注于荣誉结果的幻想,是外表上的,是幻想而不真实的。由上述比较可知,正常人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真我,而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从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此即为二者间的差异。“实现真我的”这种倾向,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会有,假如这种奋斗倾向患者从未有过,那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性发展,我们将无计可施。正常人与神经官能症患者这方面的差异虽然只是程度上的,但在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动力(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之间的差异,却不是量上而是特质上的差异。

我认为“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是对因为探索荣誉而引发的神经官能症过程的最恰当比喻。一些被精神或物质烦恼困扰的人,是魔鬼所觊觎的对象,魔鬼用能给予他们无限的权势来引诱他们,但要得到这些权势,就必须要出卖自己的灵魂或者下地狱。精神内涵丰厚或贫乏的任何人,都可面对此种诱惑力,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愿望:渴望“无限”从而引发出摆脱烦恼的方法。在宗教中,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和基督对于此种诱惑都有过亲身经历,但是他们有非常稳固的“自我”的基础,能辨明诱惑且可以把这种诱惑拒之门外。另外,“魔鬼协定”上约定的条件,对在神经官能症发展的过程中所应付出的代价说得淋漓尽致;从象征性的词语来说,想从近路通往无限荣誉,那就肯定会走上通往“自闭”和“自我折磨”的炼狱的道路。假如一个人真的从这条路上走,最终他肯定会灵魂不保,即失去真我。


上次冲突中所发生的事件,让我注意到自己乃至他人隐藏在潜意识里的要求,所以我至今仍感激它。那次从墨西哥参观归来,没有坐上飞机,因为圣诞节那天有太多的人排队买票了,尽管我原则上认可排队买票的规定也觉得它很合理,可我却非常生气它发生在我身上。去纽约的路程历时三天,在火车上我一直心情很不舒畅,并且非常疲惫。但是,当我开解自己,飞机可能会出事故,可能是上帝在保佑我,心情顿时舒畅许多。

我忽然在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心情糟糕得没有理由。我思考那些反应,让我发现了两种“要求”:一是想与众不同;二是期待好运降临。从那时开始我对坐火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不再对一整天坐在普通车厢里而感到疲惫,虽然那并不舒服,我甚至对旅行感兴趣起来。

任何人的这种体验,都会随着多观察他人或者自己而得到增长扩大,这一点我始终相信。举例来说,不管开车还是步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般是由对这些规则人们潜意识中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所导致的,觉得自己不用遵守这些规则。有的人讨厌银行总盯着他们透支账目不放的“失礼”行径。人们对考试或者考不过的惧怕,也是因为有“免试”的要求。相同地,因观看到低水平表演而感到生气的心理,也是由于他感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应得的上等待遇。


我们对“应该”的性质发觉得越多,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到,它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派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总体来说,他把内心的指使(他已发现此类现象并描述其为超我)当作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在实际上,它们与道德问题关系并不密切,为求道德而充实的“指使”,它们确实在“应该”中角色显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道德问题是重要的。可我们不能把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然,其他的常常是因为潜意识的自大而决定的,比如,“我们应该能避免周日下午的交通拥堵”或者“我们应该不用经过努力的练习和实作就能学会绘画”。我们肯定会记得有很多的需求明显地缺乏道德托词,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全部惩罚”“我应该永远比他人强”,还有“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我们要得到对道德完美要求的正确观点,只有把重心集中在事情的全貌上才行。就好像其余的那些“应该”,它们充溢着自大的心理,所以力求加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荣誉并且让他神圣化。对此意义来说,它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赝品,假如个人能发现这种赝品的“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特性,是去除污点必需的),就肯定会觉得它们是“邪恶的”而非“道德的”心理现象。要想让患者有“再定向”的能力,从而找到由虚幻世界进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的道路,就更加要清楚这些区别才可以。


在这些普遍的“应该”与其他损害之间,人们不太容易发现前者对人们情感造成的损害。事实上,人们总是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这种“应该”就是为之付出的最高代价。我们生命中最灵活、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情感,如果情感被专制、被独裁控制,那么我们的基本生活将会非常不稳定,它一定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内心驱使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根本就估计不出来。在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驱动力越占优势,那么在驱动他、督促他、改变他的动力中,“应该”就越有可能成为唯一的。当“应该”的一些阻碍效果被一个远离真我的病人发现时,他仍然很难将这些所谓的“应该”放弃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应该”,那么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有的时候,为了表达出这种关系,他可能会有以下这些说法:他内心感受的具体表现(外在表达)就是如此,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他人做出正确的事情,除非使用武力。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一旦“应该”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骨髓,那么他根本不会放弃这种主观的价值,除非他自身内存有的另一本能力量被他体验到。

摘录《自我分析》卡伦·霍妮

新的远景初显之时,人们总对它的价值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种被广泛传播的观点认为,促使人格成长的唯一方法就是精神分析法。然而毋庸置疑,事实并非如此。对我们的发展最有裨益的,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远离故土的困苦、身体的疾病、孤独的岁月等,这些生活赋予我们的重压;还有生活赐予我们的那些欢乐与美好,诸如真诚的友情,甚至只是与一个真诚可靠、值得珍惜的人相处,以及团队协作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对我们发挥自身的潜能带来帮助。但是很不幸,生活在给我们带来帮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好事并非总是能如愿出现,困难也不仅是对人们的积极性和勇气造成障碍,有时还会超越人们的承受能力而将他们彻底打垮,甚至人们最后还会深深陷入心理障碍的泥沼,而无法享受生活所带来的帮助。精神分析法却没有这些不利因素,尽管它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在人格发展领域,精神分析法自然地占据了它应有的位置,并以其特殊的方式促进着人格的发展。


截至现在,精神分析师的工作都具有理性特点:他利用自身的知识帮助患者。不过,他的帮助已经延伸到了超出自己特定能力可及的区域,尽管他并不清楚,相比他的专业技能,他所给予的要更多。

第一,因为精神分析师的参与,让患者获得一个特有的了解自己是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机会。在别的关系中,最先让患者关注的或许是他对别人特性的看法,他们的不公平、自私自利、寻衅、卑鄙、不可靠以及敌视。对于自己的这些反应,就算他是非常清楚的,也依然会觉得这是其他人惹怒他之后才产生的反应。但是,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这种独特的自我纠缠,这不但是因为精神分析师已经分析了自己,而且继续分析着自己,还由于精神分析师与患者并没有在生活上纠缠在一起。这个超脱将患者的特性从通常会处于困惑状态的境况中分离了出来。

第二,因为精神分析师所提供的类似朋友的关爱,让患者得到许多援助,有机会做普通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和理性的援助紧密相关。对于患者,精神分析师需要给予体谅,这个事实是这么的浅显易懂,里面还含有他应该认真对待患者的意思。从本质方面来讲,这是非常关键的情感上的支持。特别是在患者深受已经发觉的恐惧与疑虑煎熬时,在揭示患者的缺点时,在患者的自尊心受创时,在患者的遐想遭受打击时,更是这样。原因是患者常常将自己常重要的,或有关他们特有的潜能,或有关他们特有的需求。然而,感觉自己非常重要却完全不同于认真对待自己。前者的态度将一个自我夸张的形象引导了出来,后者则代表真实的自己以及自身的发展。一个神经症患者常常把“公正无私”这个词挂在嘴边,或使用一个觉得太过关注自己是可笑的或者放纵的论点,对他的严肃需求进行修饰。在自我精神分析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患者在本质上不关注自己。与之截然相反,专业精神分析所占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代表着与某个人合作这一事实,这个人与患者友好相处,凭借他的态度将患者的胆量激发出来。

当显现出来的焦虑操纵患者时,人类的这种帮助就拥有了独特的意义。精神分析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直接将患者的焦虑消除掉。焦虑是不会被保留到最后的,不过在解决的时候会将它当作具体问题进行解释,到时候无论解释的结果怎样,这种解释本身都将降低患者的未知恐惧。相同的道理,在患者情绪消沉并且倾向于不想要继续下去时,除了进行解释,精神分析师还要为患者做更多:对于这一态度,精神分析师的真实意图是将其当作冲突的后果进行认识。对于患者来讲,这个意图相当于一个更大的帮助,其效果要高于任何拍肩膀或者努力讲很多激励的话。

同样存在这种情形,患者一直以来用来建立自己自尊心的那个幻象出现了基础的动荡,他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这有利于消除有关他自己的不利遐想。不过,我们一定要牢记,在一切神经症倾向中,患者强大的自信心都极大地受到了损害。因此,它被占有优势的幻象取代了。不过,在自身努力期间,患者根本无法区分开这两者。在他看来,让他浮夸的思维形式受到打击就代表着将他的自信心摧毁掉。他意识到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神圣、忠诚、强大以及独立自主,他无法忍受没有荣耀的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就算他本人已经失望了,他也急需一个仍旧对他抱有信心的人。

简单来讲,患者从精神分析师那里所获得的人道支持,与一个朋友从另外一个朋友那里获得的支持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感情方面的帮助、鼓舞,并且关注他是不是开心。这或许形成了患者第一个可能受人体谅的经历,首次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心,觉得他不算是一个实际上抱有怨恨的、容易猜忌的、放荡不羁的、有着极高要求的或者喜欢说谎的人。并且,对于他具有这种倾向,尽管这个人非常清楚,却依然喜欢他,尊敬他,认为他是勤奋努力的人。假如精神分析师可以证明自己作为朋友是非常靠谱的,那这段让人愉悦的经历或许会让患者重新学会相信别人。


假如你打算对自己进行分析,你就不能只对显著的事情进行分析。你应当对所有的时机都紧抓住不放,让你对不熟悉的或者熟悉的你自己都更加了解。另外再加上一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大部分人都对自己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只有慢慢地才能认识到自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无知之中。假如你打算对纽约有一个认识,就不可以单单凭借帝国摩天大楼来进行观察。你去考察一下东部穷苦人民住的地方,漫步在中央公园,乘船环绕一圈曼哈顿,或者乘坐第五号街的公交车,你就可以知道更多事情。如果你发自肺腑地对即将出现的奇怪的伙伴进行了解,那么让你可以更好认识自己的机会将会出现,并且还会被你见到。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吃惊地发现,比如在这儿,你毫无因由地被激怒;在那儿,你丝毫没有决断力;在这儿,那些你不应该厌烦的东西却让你很厌烦;在这儿,你匪夷所思地不想吃任何东西;在那儿,你却有着非常强烈的食欲;在这儿,你无法让自己做出回复;在那儿,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忽然对四周发出的声音感到畏惧;在这儿,你感到恐惧;在那儿,你觉得自己受伤了或者遭到了侮辱;在这儿,你无法要求涨工资或者将一个批评观点表达出来。这一切的诸多观察引导你进入自己身上并不熟悉的区域。你觉得非常奇怪——在这儿,同样是所有知识的起点——你凭借自由联想竭力对这些感情中无条理、无秩序的含义进行认识。


在厌倦生活的情绪背后或许隐匿着这种放弃的态度,正如在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中的情况那般。她有着非常微小的期待。有时候,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会把一些快乐、激动或者高兴的情绪提供给你,但是,她对所有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都没有期待。这种态度类似于《海达·高布尔》中所叙述的那般,常常是与深刻的玩世不恭相伴而来的,最终导致对生活的一切意义、对努力的所有目标都充满了质疑。不过,或许对这全部深信不疑的人身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失望,尽管从表面上看,这种人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能力享受生活。他们或许爱与人来往,爱吃喝,并且爱性生活。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是非常有能力的,所拥有的兴趣与情感都是非常真实的。不过,他们由于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已经变得肤浅,不再拥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对工作敷衍了事,缺少兴趣。他们疏于培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容易,结束也容易。总而言之,对于充满意义的生活,他们都不再想要去追寻,反倒将兴趣转移到生活之外。


摘录《我们内心的冲突》卡伦·霍妮(三)

当我们说自己承担责任时,我们还指能够挺身捍卫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东西,以及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是错误时承担全部后果。但是,当一个人为内心冲突所分裂时,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他应该或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它们中间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他只有捍卫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却不允许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引出了乱子,他必须假装正确,把恶果推向别人。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某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或干不成。他不愿意把责任托付给别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更有能力处理某些事物的人。在他心中,任何事都只有他最懂行。此外,他还不要别人感到他们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帮手或真正变得不可缺少了。他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才不可能如愿以偿。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屈从他人,想做一个大好人。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而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又由于他感到守约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强迫,他暗暗喜欢让别人等候他。还有,他做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最后,他又很想做模范丈夫,而这又要耗费他不少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他反而怪罪团体里别的人员,或责怪外在条件不利。

这样,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屈从讨好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毫无所知。但即使他意识到这两种倾向,他也做不到取其一而舍其二,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觉得自身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而对别人的长处视而不见。所以,他当然不能对冲突产生的后果负责。那样做无异于要他把一心想掩饰的、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冲突,患者便在三种办法中任选一种——更常见的是三种办法一齐用。他可能充分运用外化作用,于是一切事物,从食物、气候、健康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被看成是某一祸事的起因。或者,他会认为既然自己并无过错,而不幸的事降临头上,真是于理不公。他居然生病、变老、死亡、婚姻不幸、子女有毛病、工作成绩不被承认,那都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双倍地错了,因为它不仅取消了他的麻烦中自己的一份责任,也取消了所有那些不取决于他而又对他的生活施加影响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有自己的逻辑。这是孤独脱群者的典型思想,这种人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不把自己看成只是一个大链条上的小环节。他认为自己处,但不愿意把自己与别人联系起来,不论是好是坏。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并没有个人参与,还是免不了感受苦恼。


绝望是冲突造成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保持身心统一不被分裂的希望。严重的神经症导致了这一状态。患者最基本的意识是感到自己像鸟儿被囚进笼子一样被冲突抓住不放,看不到解救的可能。于是病人试图解决冲突,这种尝试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更加使病人与自我疏离。重复性的体验只加深了他的绝望感。患者的才能从来不曾取得成功,这或者是因为精力一次又一次被分散到过多的方面,或者是因为一进行创造性工作便遇到巨大的困难,足以妨碍他的继续努力。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他的爱情、婚姻、友谊,这些都一个又一个地崩溃了。这样重复的失败,令患者沮丧泄气,这就像做实验用的老鼠看见面前的小门里有食物,扑上去抓又抓不着,因为有东西挡在前面,无论它扑了多少次还是遭到同样的挫折。

不仅如此,他还从事着另一毫无希望的追求——想成为理想的那种形象。在产生无望感的原因中,甚至很难说这种追求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治疗中,当患者意识到自己远不是自以为的那种唯一完美的人时,他的失望感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他感到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这是因为,他再也不敢图谋达到那种辉煌的高度;这还因为,他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便对自己极端鄙夷,而这种自卑又粉碎了他再有所图的指望,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他再不敢企求有所进取。

最后,使患者感到无望的,还有一个原因。患者在为人处世中,重心不是落在自身,而是落在外在因素上,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已不是原动力了。这样一来,他失去了自信,他失去了作为健全的人而发展的信念。于是他事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被人们察觉,却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足以称作心灵的死亡。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但是,尽管他颓丧绝望……他还是可以……完全有能力照样打发生活,照样忙碌于尘世的事务,娶妻生子,赢得声誉和地位。或许,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他是没有自我的。像这样难以引人注意的东西,世人是不会表示兴趣的。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会过问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一切事情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让人们注意自己的自我。而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悄无声息地来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相比之下,任何别的损失,比如一条胳膊、一条腿、几文钱、一个妻子等等,倒是肯定会引起注意。”


相不相信病人真能改变,即相不相信从根本上来讲他是能够自己解决冲突的,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对付这一问题,也决定了他能不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楚地显示出了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弗氏的心理学及其哲学本质上是悲观的。这在他对人类未来的观点上尤其明显,34表现在他对治疗法的态度上。在他的理论基础上,他除了悲观失望并无他路。据他看来,人受本能驱使,本能至多只能通过“升华”得到调节。人寻求满足的本能倾向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遭到挫败,他的“自我”永远在本能趋势与“超我”之间被扔来抛去,这种“自我”本身也只能得到调节。“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压抑和破坏,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想。希望达到个人的完美,那只是“自恋”。破坏性是人的本性。“死亡本能”驱迫着他或者去毁灭他人,或者去受苦。弗氏的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承认有积极正面的态度可以导致改变,从而限制了他所发明的极有潜在能量的治疗法的价值。与此相反,我深信,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趋势并不是本能的,而是发源于人际关系的失调。我认为,随着人际关系的改善,这些趋势也能够发生改变,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能真正消除。这不是说,基于我这种理论原则上的治疗法一点局限也没有。要确切无误地界定它的局限,还要先做大量的工作。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病人的无望感不是用一个解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假如病人开始认识到无望感的确是个问题,但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从而不再陷入绝望之中,不再认为那是无可挽救的,那么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收获。就是这第一步,已使病人解放出来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当然还有起伏和曲折。在他得到了某些有益的认识时,会变得乐观甚至过度乐观,而一旦碰上一个更大的困难便马上旧病复发,又一蹶不振。尽管问题每次都要重新对待,但它对患者的钳制作用会减弱,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能够改变。从而,他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在分析过程的开头,这种动力也许只局限在他的小小的愿望上,即想摆脱自己最深感不安的症状。但随着病人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桎梏,随着他体会到自由的快乐,这种动力也会愈渐强大。


他对受控伙伴的奴役方式也很有特性。这些方式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取决于两人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向受虐者施与一点恩惠,至少使受虐者感到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下去。施虐者甚至会满足受虐者的某些要求。当然,从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讲,这种给予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维持受虐一方的最低要求。但施虐者却会尽力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给予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他会向对方指出,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理解他、支持他,给予他这样大的性的满足,给他提供如此多的乐趣。确实可以说,除我以外,谁也不能忍受你。可是,与此同时,施虐者又用将会有的好处来诱惑受虐者。他或暗示或明说要给对方以爱,答应将与其结婚,给对方在金钱、待遇上更多的好处等。有时,施虐者又向受虐者发誓说离不开他,从而更加加强了自己对受虐者的吸引力。由于施虐者的这种占有性控制以及经常贬低他人,他把受虐者与他人分隔开并孤立起来,所以,他的上述策略变得更加行之有效。如果受虐者变得完全依赖于施虐者,施虐者又可能威胁要离开受虐者。当然,施虐者还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恫吓手段,不过那些手段自有其规律,我们将另文详述。自然,不考虑受虐者的性格特征,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关系的发展。受虐者常常属于屈从型,所以害怕被抛弃。或者,他是那种把自己的虐待倾向深深压抑下去而变得可怜无助的人。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加以讨论。

这种关系必然滋生出的相互依赖性,不仅引起受虐者的忌恨,也同样使施虐者感到不满。如果施虐者有较强的孤独离群的倾向,那么,受虐者对他事事言听计从,处处模仿吸收,也只会引起他的恼怒。他认识不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拆不开、拉不断的结,却责怪对方把自己死死抓住不放。在这种时候,他要抽身离去的要求,既表现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也作为威吓对方的一种手段。


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有虐待狂的人不能不诋毁他人。我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了,患者的逻辑正是一种强迫性的、常常还是盲目的倾向,即要改造别人或至少改造他的伙伴。由于他自己达不到他的理想,他的伙伴必须达到才行。他把对自己无情的恼怒发泄到伙伴头上,尤其是对方显然有违于那种理想化意象时。施虐者有时会自问:“我为什么不停止对他的干预,让他自行其是?”但是,显然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不能左右他的行动,因为内心的冲突还在进行并被外化。他通常把施与伙伴身上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关心伙伴的成长”。无须赘言,这并不是爱。这也不是旨在使伙伴依照自己的天性,遵循自己的规律得以发展。事实上,施虐者强加在受虐者身上的,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目的,即实现施虐者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他为了排除自卑而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使他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心去达到他的目的。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斗争,我们就更能透视虐待狂症状所固有的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了,这个因素就是报复性。这种报复的倾向像毒汁一样浸透了他人格中的每一个细胞。他必须是报复性的,因为这样才能把强烈的自卑赶出内心世界。由于他的自以为是使他觉得麻烦苦恼不应该与他沾边,所以他便认为那是别人亏待了他,害苦了他;由于他不明白自己沮丧失望的根源在自己内心,他自然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是别人毁坏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做出补偿,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因素,窒息了他内心所有的同情和怜恤。为什么我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何况他们过得比我快活!在针对具体不同的个人时,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种浸透了他整个人格的病态倾向。

我们对虐待狂倾向的人进行了这样的观察以后,看到了他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别人排斥在外,注定倒霉,于是便倒行逆施,盲目地将报复性恼怒发泄到别人身上。我们现在也懂得了,他通过使别人不幸,来试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还不是全部的解释,单是破坏性趋势还不能解释这么多虐待狂表现所特有的那种忘乎一切的追求。其中必定还有某些更肯定的好处,某些对施虐者来说意义重大的好处,才驱使他有那一切的表现。我们这样说,似乎与我们先前的断言有矛盾,即先前认为虐待行为是丧失希望后的产物。一个不再怀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够有所希望,有所追求,而且是以这样的执着与狂热进行追求呢?然而事实是,患者主观上认为,他不仅平息了难以忍受的自我鄙视,同时还给自己造成了一种优越的感觉。当他铸造别人的生活模式时,他不仅获得一种令他鼓舞的权力感,还找到了一种自己生活的替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别人时,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代偿性感情生活,这大大减弱了自己的贫乏空虚的感受。当他击败别人时,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兴奋,这自然使他忘掉了自己可怜的失败。这种对复仇性胜利的渴求,也许是他最强大的动力。

他所有的追求也同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的、心理平衡的正常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兴奋,越是成熟的人,越不在乎那种兴奋。但虐待狂患者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之外,几乎所有其他感觉都已被窒息了。他是一个虽生犹死的人,需要那些猛烈尖锐的刺激才能感到自己是个活人。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对别人的虐待能给他一种力量感和自豪感,这便更加巩固了他无意识的自我万能感。在分析治疗进程中,患者对自己表现的虐待倾向所持的态度,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倾向时,他似乎会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倾向。但他暗示的这种摒弃错误的打算,并非真心诚意。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大众通行的标准,他可能不时有自我厌恶的感觉。不过,到后来,正当他打算放弃虐待狂生活方式时,他又可能突然感到自己要失去一个宝贵的东西了。那时他会初次有意识地体验到一种因为能对别人为所欲为而感到的兴奋。他可能开始担心,分析只会证实自己是可悲的弱者。我们在分析中常可见到这种凭主观产生的顾虑。分析治疗后,一旦把患者那种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务的力量剥夺掉,他便看到了自己的一副可怜相,到一定时候,他会认识到,自己从虐待行为中取得的力量感和自豪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但他觉得这种替代物很宝贵,因为真实的力量与自豪对他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们明白了这些收获所具有的性质,便可知道,我所说的丧失了希望的人也可能狂热地追求某些目标,这并不与前面的断言相矛盾。但他指望的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完成,而造成他的无望状态的因素依然没有变动他也不要求改变,他所追求的只是替代物。

他的感情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方式而得到的。做个虐待狂,这意味着在生活中富于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是通过他人得以实现的。但对生活中的彻底失败者来说,这是他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方式。他追求目标时表现得不顾切,正是因为感到绝望。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他只会有所获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虐待狂的努力是有确定的目标的,所以应该被看作一种旨在补偿的努力。虐待狂患者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逐目标,是因为在占了他人上风的时候,他就可以忘掉自己受挫的沮丧和失。

这些追求中的破坏性因素不能不给患者本人带来反作用。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越来越严重的自卑感,另一个同样有意义的反作用是使患者产生焦虑。这部分是由于惧怕受虐者反戈一击进行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其道还治其身。在他的意识中,这种忧虑只表现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总想整他,即是说,如果他不经常保持攻势以防他人侵犯,自己就会吃亏。他必须高度提防,随时预见,察觉出可能向自己发起的进攻,不论自己的实际目的是什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这种无意识中确认的自我神圣性是很有作用的,这使他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安全感。他决不会受到伤害,决不会暴露弱点,决不会发生意外,决不会感染疾病。的确,他是决不会死的。如果他仍然受到伤害,无论是因他人还是因为客观而引起的,他的这种伪安全感便一下被击碎了,他便可能惶惶不可终日。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的爆炸性和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烈性炸警惕性,才能把危险因素严加控制,不让它们造成危害。可是假如他自忖酒量大而好酒贪杯,那些因素便会挣脱控制出现在表面,那时,他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的东西),他的危险冲突也可能被自己意识到。这样,左拉的《人面兽心》一书中的虐待狂在受到一个姑娘的吸引时反而感到恐惧,因为这激起了他想杀掉她的谋杀冲动。患者在目睹意外事件或残忍行为时,也会受到恐惧的袭击,因为那些景象反而唤起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和焦虑,这两种因素是虐待冲动被压抑的主要原因。压抑的深度和广度则各有不同,破坏性冲动常常只是意识触及不到罢了。笼统地说,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患者本人一直对自己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毫无所知。他只是偶尔意识到自己有时会产生想虐待一个弱者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到他人的暴虐行为时感到一种激动,或意识到自要是无意识的。他对自我、对他人的麻木感,正是遮蔽问题的因素。只要他的感情麻木状态不被解除,他便不能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己的作为。同时,由于他自圆其说以掩盖虐待事实,他的诡辩不仅达到自欺的目的,还常常能够欺骗他人。我们不能忘记,虐待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最末阶段。所以,诡辩的具体表现取决于特定的神经症的构成。比如,屈从型奴役伙伴,他无意识中还以为是在爱。他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要求。因为他是这么可怜无助,充满恐惧又体弱多病,他的伙伴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伙伴就应该一直不离开他。他的责怪也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他总是无意识地向人说明,别人给了他多少苦头。

攻击型患者毫无伪装地表现自己的虐待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有意识的。他毫不迟疑地表现出不满、蔑视、要求,但他不仅觉得自己完全有理,还觉得自己很坦率。他还把对他人的忽视外化,把对他人的利用这一行为外化,威胁他人说,是他们的亏待损害了他。

孤独型在表现虐待倾向时,唯独显得温和客气。他以无声无形的方式挫败别人,以他随时打算抽身退出的姿态使别人感到不可依靠,暗示自己正受他们的纠缠或打扰,看到别人出丑便心中暗暗痛快。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包括了最先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神经症任其自行发展,则那些强迫性压力日趋严重,而治疗法所完成的道路则刚好与此相反。患者过去由于面临无助、恐惧、敌意、孤立而只好采取办法对付,从而产生了那些态度,现在那些态度越来越失去了意义,所以逐渐被抛弃了。的确,面对那些使自己讨厌但又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以平等地位与人相处,为什么要把自已抹杀或牺牲给那些讨厌的人呢?如果自已感到内心是安全的,能够和他人一样生活与奋斗,并不感受到那种经常的怕被淹没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对权力或名气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为什么还需要焦虑地回避他人呢?

摘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三)

一定类型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个唯一的目标,这就是获得权力或财富。但如果拿这种人格的结构与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想得到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某种帮助还是某种慷慨。他深信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仅仅是因为这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用。为爱而爱对于他毫无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防卫措施都仅仅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这就是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即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冲突,才被迫成为这种行为类型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这种追求,他也并不会形成神经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态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不可战胜。

然而,神经症病人却会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病人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神经症病人何以会变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野心和要求,又为什么会阻止或完全逃避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之所以会限制自己的竞争心,其原因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特别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他的攻击倾向过分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具有两种两样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渴这种。

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尽管如此,这种压力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通常,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解决,种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种则是限制自己的野心。关于他如何使自己的攻击需要合理化,我们不妨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的性质和特征,与我们在讨论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使这些方式合理化时所发现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完全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要求变得无可非议,从而使它们不致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说在一场竞争中他贬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击了他人,那么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那么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往往被混同于“自恋倾向。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句话说,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需要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产生的。


这种现象,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得到。它表明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今日最普遍之邪恶的自卑感,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他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在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


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些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说来,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已十分可怜、十分低贱的同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地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它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等。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为我所做的某件事来找我算账的。如果朋友很久不上门或很久不写信来,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总是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情,明显地对不起他,他也仍然会想方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任何利益冲突,他都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就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就在他似乎被犯罪感所淹没的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他这种自我谴责信以为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这就是使神经症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一任务却是双倍的很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病人更难于发现自己有改变其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已有任何改变的必要。逃避这一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我谴责就可以“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之中,那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病人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病人,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他们的这种态度,就好像是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道:瞧,这多么有趣!


这些公开表现出来的谴责,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而要完全释放这些仇恨和不满,就需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一些允许神经症病人表现其仇恨和不满,同时又不必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其中一些是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希望诅咒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在对丈夫产生嫉妒的时候责骂她的女佣),或者更一般地转移到咒骂环境或埋怨命运上去。这些发泄方式作为“安全阀门”,其本身并不是专为神经症病人设计的。神经症病人间接地、不自觉地表现其种种对他人指责的特殊方法,是通过遭受痛苦作为其媒介的。神经症病人可以用遭受痛苦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妻子由于其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嫉妒心理,而且还能得到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额外好处。


在这种痛苦中,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利益可以获得,并没有任何观众可以被打动,并没有任何同情可以被赢得,也不可能通过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意愿而获得一种隐秘的精神胜利。尽管如此,神经症病人仍可以得到一种收获,尽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收获。在恋爱中招致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某些弱点或缺陷,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来说乃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一旦在自己心目中把自己降低到等于零的地步,成功与失败、优越与低劣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通过夸张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沉浸在不幸或一钱不值的基本感觉中,这种令人恼怒的体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这种特殊的痛苦所带来的刺激也就被催眠,被麻醉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种辩证的原理,它包含着在某一关节点上,量可以转化为质的哲学真理。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然而使自己沉浸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可以起到用鸦片来避免痛苦的作用。


旦我们认识到经过夸张的痛苦具有这种麻醉效果,我们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去揭示受虐倾向中可以为人门所理解的动机。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痛苦可以产生满足,因为这种满足显然不仅存在于性变态和性幻想的受虐倾向中,而且我们也相信它确实存在于神经症病人一般的受苦倾向中。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发现一切受虐倾向所共同具有的那些要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现隐藏在这些倾向下面的对于人生的基本态度。当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这些倾向的时候,我们明确地发现,这一普遍的共同特性,乃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软弱感表现在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及对待命运的总的态度上。简言之,我们不妨将它描述为一种深刻的无意义感或甚至是虚无感。这是一种像芦苇一样很容易随风摇摆的感觉,一种处在他人手心之中,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过分顺从的倾向,或出于自卫而过分强调支配他人和绝不退让。这是一种对他人的爱的信赖感,是一种对他人的判断的依赖感——前者表现为对爱的过度需要,后者表现为对遭人反感的过分恐惧。这是一种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让他人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和做出决定的感觉,是一种善与恶统统来自外界,个人完全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消极地表现为预感到大难临头,积极地表现为期待着奇迹发生,而自己却用不着动动手指头。这是一种没有他人提供刺激,提供手段和目标,人就不能生存,不能工作,不能享受任何事物的对于人生的总体感觉,是一种像奴隶一样任人摆布的感觉。我们将怎样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呢?难道归根结底这不是一种缺乏生命活力的表现吗?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这样,但总的说来,神经症患者生命力的差异并不比正常人更大。那么,这是基本焦虑导致的一种单纯后果吗?不错,焦虑与此有某种关系,但如果仅仅是焦虑,则完全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即迫使一个人去追求和获得更多的力量,以便使自己获得安全。

答案只能是:这种内在的软弱感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被人们感觉为软弱并且显得像软弱的,仅仅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我们从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张了自己的软弱,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软弱。这种软弱倾向不仅可以通过逻辑推论而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往往能够或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偶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获得满足的目的甚至明显地已经达到。一个病人去拜访一些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她到达的时候,先是因为没有人到车站接她,后来她发现有些朋友已离家外出,她因此感到十分失望。她说,到此为止,这完全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接着她就感到自己陷入种十分孤独和绝望的感觉中。她很快就发觉,这种感觉与产生它的诱发因素完全不相称,远远超过了她所受到的刺激。而像这样沉溺在不幸的感觉中,不仅减轻了她的痛苦,而且甚至令人感到十分愉快。

满足的实现,在具有受虐性质的性变态和性幻想中,例如在被强奷、被毒打、被侮辱、被奴役的幻想以及它们的实施过程中,要更为常见和更加明显得多。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同一种软弱倾向的不同表现罢了。

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5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性原(principiumindividuationis)中解放出来;正是他称为“酒神”精神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倾向视为与“日神”精神—它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恰恰相反的一种人类基本追求。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谈到酒神倾向的时候,把它与人们企图获得狂欢体验的努力联系起来,指出这种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是何等广泛地存在,其表现形式又是何等多种多样。

无论神经症病人是使自己屈服于他人还是屈服于命运,无论他自愿承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他所寻求的满足,都似乎无非是削弱或消除个人的自我,这样他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者,而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的客体(object)。

一旦受虐倾向像这样被整合到一种放弃个人自我的总体倾向中,它所追求的,并通过软弱和痛苦来获得满足,就不再令人感到奇怪;它已被置放到一个熟悉的参考系中。5神经症病人身上顽固的受虐倾向,就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这就是,这种受虐倾向同时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对抗焦虑,并提供潜在的或现实的满足。


当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都遭遇着同样的内心冲突,发现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内心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我们文化中,是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症的形成恰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摘录《 我们内心的冲突》卡伦·霍妮(二)

这种方式我称为外化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误以为是发生在自身之外,于是便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导致了自己的麻烦。与理想化行为相同的是,外化倾向的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但不同的是,理想化行为对真实人格的再加工总还停留在自我的疆域以内,而外化倾向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求得逃避基本冲突的庇护所,但是,当真实的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差别太大,精神的张力再也无法承受时,他便不能再从自己得到什么依靠,于是,唯一能做的便是逃离自我,把每一事物都看成发自外部。

这种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行为,即所谓个人问题的对象化。人们一般用投射作用来描述这样一种行为:自己身上有自己讨厌的那些倾向或品质,却把它看成是别人身上的东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支配、自大、卑微等倾向,便怀疑别人也有这类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作用这一术语用得完全正确。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罪责的推卸只是一个方面。患者不仅把过失当作是别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别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会对弱小国家的被压迫者深感不安,但不能意识到自己感受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失望,但对别人的失望却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他人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某人对他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自己对自己发怒。或者他感到对别人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恼怒。不仅如此,他会把自己的坏脾气或好心情,失败或成功都归咎于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看成是天成,连心绪的好坏也是天气的缘故。

当一个人感到他的生活无论好坏皆取决于他人时,他自然一心想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影响他人,或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干涉。这样,外化作用导致的对他人的依赖——当然大不同于对温情的病态渴求所造成的依赖性。同时,它还导致对外在条件的过度依赖。他住在城内还是住在乡下,吃这种食物或是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还是属于那个团体——这些都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了。这样,他获得了荣格称之为外倾的那种特性。但荣格把外倾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却认为这是患者企图用外化作用消除冲突。


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视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他要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己。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自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


所以,外化作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病人疏离了自我,而这种疏离正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由于自我被消灭了,自然的结果便是内心冲突也被逐出意识。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多地责难他人,报复他人,畏惧他人,结果以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这尤其是因为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剧了最早引起神经症的冲突,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很大,以至于我们十分奇怪患者本人居然看不到这一点。他不仅根本看不到,甚至对就在他面前出现的矛盾也木然无知。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首先使我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和有关的问题。比如,一个具有屈从型各种特点的病人,虽然自认为是个像耶稣一样的大好人,有一次却用随便的口气告诉我,在办公会议上他恨不能用枪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些类似杀生念头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戏称为“好玩”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圣徒般的自我理想化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一位科学家。他相信自己献身于科学,自认是发明家。在决定自己应该出版哪一些著作时,他纯粹只从碰运气的动机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东西。他并不试图伪装或掩饰,只是像上边一例那样完全不知道这中间有矛盾。同理,一个把自己想成是善良和直率化身的男子,从一个姑娘手中索取钱财又花在另一个姑娘身上,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

很明显,在这几例中,视而不见的盲点作用的功能是将潜藏的冲突排斥在知觉之外。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排斥居然那么容易地就实现了!因为这几例病人不仅有文化,还有心理学知识。如果只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想看的东西置之不理,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欲望去这样做。一句话,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我们极不愿意承认冲突。不过这里面真正的问题是,像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熟视无睹?


带着冲突生活主要还意味着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是冲突本身造成的,还是试图解决冲突的各种错误办法造成的。当一个人在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是不能将精力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他总是企图同时达到两个甚至三个相互矛盾的目的。这意味着他不是分散了精力就是自己挫败了自己的努力。犯前面一种毛病的人,像培尔·金特这种人物一样,他们的理想化意象诱使他们相信,自己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一位属于这种病例的女性,想做一个理想的良母、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想穿着体面,在社交和政治场合上大出风头;想当贤妻,又想有婚外私通,并且能做自己想做的创造性工作。无须说,她的这些渴求是不可能都实现的;她最终还将一事无成,而她的精力——无论她生来有多大的精力——都将被浪费掉。

更常见的是对某一个目标的追求也遭致失败,因为相互矛盾的动机相互阻碍了对方。一个男子可能想做人之良友,但他又想左右他人,发号施令,结果他的潜在可能性得不到实现。另一个人想他的子女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求和固执的自以为是使他达不到这个愿望。又有人想写一本书,但头痛如裂,或浑身疲软无力,尤其是在不能马上想到要说的话时。在这一例中依然是理想化意象在起作用:既然他是一位高手,为什么辉煌的思想不应该从自己笔尖下滔滔涌流而出,有如从魔术师的帽子里蹦出小白兔?于是,当没有什么预想的东西出现时,患者便对自己大动肝火。别人也可以有那种他打算在会上公布的高明观点,但他不仅要以一种一鸣惊人、压倒众人的方式表达这个观点,他还需要众口赞誉,无人反对。但同时由于他把自卑感外化,他又随时担心受到嘲弄讥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他完全丧失了思维的能力,即使他有可能得到一点思想,也不能产生出什么结果。另外还有一种人倒是思路清晰,有条不紊,但由于他有虐待狂倾向,便使自己与周围的人发生对立。我们无须再举更多这种例子,如果我们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就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


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也可见于基本冲突。尽管患者竭力想使它们相互协调,它们还是不断对他发生影响。不过,这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道德价值被他或能够被他认真当回事。理想化意象尽管包括真实理想的因素,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赝品,患者本人和缺乏训练的观察者要识别出这种伪造性质,其困难正像要识别出一张伪造的银行支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神经症患者可能真正相信他在对自己的理想紧追不舍,所以会谴责自己的每一个疏忽。这样,在追求他的标准时,他显得过分地兢兢业业。或者,患者可能在想到和谈到价值与理想时坠入自我陶醉。我所说的他不认真把自己的理想当回事,是指那些理想对他的生活不具有义务的强制力量,当他觉得方便或发现它有用时便遵循它的准则,否则便束之高阁。我们在讨论盲点作用和分隔作用时已见过这类病例,而类似情形绝少见之于对理想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如果那些理想是真的,也就不容易被随便丢弃,而患者尽管真正对某一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可一旦碰上任何诱惑则马上背叛那种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