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0,危机下的“失去”与“得到”

于2020年12月21日发布于Artsy(采访整理,英文原文翻译)

https://mp.weixin.qq.com/s/WRiCySvkAMtBS-GgcGOEow

这场对话发生在今年12月1日,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和四位艺术与创意产业人士相约位于上海江宁路的设计共和,聊了聊过去一年中各自的工作与生活。

对谈者包括时装品牌 Ms MIN 的联合创始人及主席 Ian Hylton,如恩设计研究室的联合创始人郭锡恩(Lyndon Neri),玛戈画廊的联合创始人郭慊慊(Vanessa Guo)以及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的创始人及馆长陆寻。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结点由于不同的因缘相遇,又因为同样的愿望坐在了一起,这也是本次对话的起因——我们希望用实验的、即兴的方式讨论与分享,在这动荡的2020年,艺术与创意产业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大家各自的应对方式。对谈视频的录制由 Studio Geek 团队用 iPhone 完成,其主理人徐争希望通过简易的拍摄设备,反映视频制作行业对疫情危机的应对。

所谓“危机”,是一体两面,有“危险”即有“机遇”,人们被迫学会在变化中权宜,逐渐适应新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或许还会得到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谈话以我的个人分享为始。作为 Artsy 在中国地区的负责人,从一个写作者、新闻工作者与艺术行业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我分享了今年年初疫情伊始时我的焦虑,以及如何把焦虑转化为一篇探讨疫情下画廊业的万字长文,希望能够用文字打一束光,记录疫情下这个行业的生存状况,探讨和提供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从相对专业的、客观的视角来讨论创意产业的变化,这原本是我们的设想,但最终,对话的内容出人意料地走心与私密。或许,面对 COVID-19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地用绝对冷静地视角去谈论。我们是写作者,是设计师,是建筑师,是画廊主,是藏家,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但我们首先是人。

当我们回顾自己在过去一年当中有关事业的决策时,当我们探讨危机下的“失去”或者“得到”,我们发现,所有的决定最后都与生活和情感相关:在全球性的重大危机面前,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因此,在这场动人对话当中,你会看到四位社会成功人士很罕见地分享了他们在疫情下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在这场危机下真挚的人生思考。

谈话结束的当晚,我看到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提醒大家,距离武汉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发病的日子,已经整整一年。人习惯把种种难以解释的巧合归因为宇宙万物的安排;作为武汉人,在那一刻,我真的愿意相信,这次对话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最好的安排。

2021年就在不远处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快乐。

— 谢斯曼 Sonia Xie

对话内容时间线检索

【5:25】从“危机”开始讨论,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被迫流产的那些项目

【7:20】郭慊慊分享她今年的职业转型,开设新画廊的原因

【14:07】郭锡恩回顾他在疫情间的遭遇,项目的取消,家人的隔离,女儿不幸感染新冠;他认为,“失去”的概念是相对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是“再觉醒”的过程

【21:28】陆寻今年开始用 Instagram 发现新的艺术家,他的美术馆也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28:52】Ian Hylton 回顾他今年最重要的项目,公司取得了史上最好的在线销售成绩;但是他更多地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以及“危机下的人性”

【35:10】郭慊慊新画廊首展组织的机缘与过程

【40:50】郭锡恩回顾他“具有莎士比亚式悲凉底色”的人生,认为每一次悲剧都是让人进入更高境界的契机,他仍旧为自己的获得而感恩,并相信“被给予很多的人,也背负着很多的期待”

【48:47】陆寻说“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中国人愿意以一种集体性的高度责任感的方式行动,而中国的艺术市场可能是世界唯一仍在增长的市场

【51:59】当前艺术世界的话语权的正在进行再分配

【54:04】陆寻花费4个月装饰的新家,用心将艺术与设计品融合在居住空间中

【57:32】郭锡恩开始为中国建筑师近15年的建筑成绩进行归类存档,并计划未来将其捐赠给博物馆;他回顾了自己收藏的一些艺术家作品

【01:03:09】2021年的计划,寻求生活新的意义及焦点

对话实录

你们一起买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

Ian Hylton:年初时,我们在北京筹划一个大型 POP-UP 活动。活动时间定在春节的前两周。负责这个 POP-UP 活动的人询问我们是否打算延后两周开始活动。那时候,我们似乎被逼到了一个墙角,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筹备和建造,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决定,在“要么做”和“要么全部放弃”之间进行抉择。在这个项目准备到99%时,我们决定取消。现在回顾起来,这次的损失就像是一个戴着可怖伪装的祝福。因为在10天之后,世界开始崩塌。我的2020年便以这个预料外的损失开启。

郭慊慊:我想从“职业转型”而不是“失败”的角度去思考。2020年见证了我巨大的转变。1月,我参加了台北当代艺博会,2月,我参加了洛杉矶弗里兹艺博会。那时中国的疫情正在恶化。我的生活时常在两个文化间游走,我的父母生活在中国,我则在世界各地工作。当父母在中国经受折磨时,我置身事外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种情感让我难以继续工作。每天我都在新闻上看到中国的患病人数不断上涨,封锁城市越来越多,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西方世界,生活照旧,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情感上,我经受着很大的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捐款去购买口罩寄回中国。我的心底甚至涌起了一丝怨恨之情,因为中国之外的世界理所当然地认为疫情不会蔓延到自己:“我们感到很抱歉中国正在挣扎,但是我们会继续当前的生活。”我打心底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对。

2月,我来到了巴黎,这时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疫情扩散的征兆,之后我便一直被困在巴黎。在那时我在家办公,参加线上会议、线上展会等来继续销售艺术品。起初事情看着还不错,大家通过网络能够继续合作和工作,并且搭上了线上展览的潮流。渐渐地,空虚感包围了我,因为这份工作的乐趣在于和人在现实生活中打交道,包括艺术家、收藏家和评论家等,而随着在家办公的时间的延长,艺术世界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线上艺博会、线上展览和电子剪报。一切都感觉不真实。同时,我还不断地听到艺术家的故事,他们承受着经济和情绪上的双重考验。很多人感到焦虑,因为封城他们无法去自己的工作室。由此我开始反思我的现状,我为豪瑟沃斯这家国际大画廊工作,在其亚洲部工作了四年。但我真正想围绕艺术做什么呢?

回到原点来看,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品是艺术世界的起点,后续才有画廊、美术馆、评论家、收藏家所组成的艺术市场体系的出现,是艺术作品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但当前艺术家却是经受着最多折磨的群体。他们经历了很多,也许会在这段挣扎和伤痛中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所以我想要更多地和他们在一线工作,尤其是我同时代的艺术家们。那些80、9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他们正在崛起、寻找着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曾为二级市场的佳士得拍卖行以及一级市场的豪瑟沃斯工作,我在全世界的工作经验,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赋予了我全球视野,这恰好可以帮助这一群崛起的艺术家,也让我发挥出最大的自我价值。我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创造一些东西去帮助艺术家们。

我思考着从长期来看,什么让我开心,什么对我来说极具意义。于是我决定从豪瑟沃斯辞职,并在10月于巴黎开办了我自己的画廊,与国际新锐艺术家一起工作。我希望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他们全球视野,尤其在当下,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并不是只能囿于当地市场,如果有意愿的话,他可以借助科技等现有资源触及到全球观众。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也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我在思考什么是我在事业上想做的,在哪里我能带来最大的价值。也许最后我这次的创业尝试不会成功,但这对我来说是当前最让我满意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故事,在2020年发生的思考。

郭锡恩:我觉得“失去”的概念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于“失去”这个框架下。如若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失去”,的确能看到很多失去的东西。但是我更想用“再觉醒(Re-awakening)”这个词。

在元旦后我离开了中国,我们在欧洲有很多项目,有12个欧洲客户。首先我们去日本见了一位客户,很不幸,这个项目最后流产了,这可以视为一个失去。1月底,Rossana(编者注:即郭锡恩的妻子胡如珊,如恩设计研究室的联合创始人)和我回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们决定,不如快速访问我们所有的海外客户。我们在南非、蒙特利尔、波尔图有获奖讲话和其他发言,又访问了12个城市,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以建筑责任感为主题的旅行,面向客户、学校和机构。

从1月底开始直到3月中旬,我们去往了明尼苏达州、波士顿,Rossana 去了旧金山,在六周时间内,我们有时共同行动有时分开行动。我的女儿 Hannah 现正念大二,周一早我刚落地就接到了她的电话。“爸爸,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因为学校刚刚通知我,我需要在一周内撤离我的宿舍。”我回复道:“一周之内?!你疯了吗。”那会儿她是哈佛大学新生,她本来很兴奋,但现在却感到失望,因为她又得离开学校。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真的有这么糟糕吗?学校宣称会关闭2到3天,但你知道可能会是200天或者300天。学校并没有在撒谎,因为他们也无法确定。我记得那是3月14日我生日那天,我们接到了她,那时候我的小儿子也在附近念预科,一周后他的学校也被关闭了。

我们被困在波士顿区域的一间酒店里近两周,期间一直在考虑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当时我的女儿还生病了,但我无法确定是不是新冠肺炎。我们商讨了两周,要么去佛蒙特州,要么去罗德岛,要么去台湾,要么去檀香山(它正好在中间,我们已经买了票,那票现在还在),飞机票的价格正在快速回落,我大儿子正值毕业前夕,他说“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走,我要把学上完。”那会儿是3月中。3月底,我们决定回家——中国上海。在我们回到上海一周后,上海也封锁了。

当我们抵达浦东机场时,我也称它为“浦东医院”。那时我的女儿被检测出阳性,并立刻被送往了医院。作为父母,我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不过我看不到其中蕴藏的机会,我只看到了危险。有趣的是,在日本停留的时候我读到了圣经中的一段话,我把它分享给了女儿 Hannah, 早上我都阅读它来平静思绪。它提到:“坚持信仰,因为这不止是你的堡垒,如果你坚持,那么这也会变成你孩子的堡垒。”似乎上帝在冥冥之中提前警示我,这件事将会发生:是他,而不是我会照顾好我的女儿,而且事物已经被安排好了。我感到很平静,虽然现状令人难受,但我相信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Rossana 和小儿子都在酒店隔离,两周间我们都不能看到对方。Hannah 在医院隔离,我们只能通过医生了解她的情况。我还留着在3月14日和女儿拥抱的照片,当时她已经呼吸困难,她形容道:“冰正在割我的肺。”所幸在住院两周、居家隔离两周后,她恢复了健康。这个经历促使我去思考家的价值和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的确在某个维度上,这是一种失去。同时它又赋予了我新的视角,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到呢。

陆寻:我今年发生的困难更多是在个人层面上的,很多的旅行计划被取消了。当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全家都在泰国,当时我们考虑是立刻回国,还是去另一个地方。如果选择回国,需要在香港转机并留宿一晚,我们认为这样太危险,所以最后决定带着我们的夏装去北海道的家。我们穿着衬衫,在商场里买羽绒服。去年我在北海道买了一块地建了个小房子,在去年12月完工,并委托给了管理公司。我们在去年12月去了一次,然后在疫情期间因为无处可去又去了一次。我们在北海道呆了一个半月,在上海封城之前我们回到了中国,接下来基本都呆在上海。

原本我会通过参加艺博会,与人交谈来购买艺术品,但今年我呆在家里通过 Instagram 来看世界。它成为了我最有用的工具,你只需要搜索艺术家的标签就可以立刻知道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去艺博会的原因是我想和人交流,只通过邮件和微信是不够的。尤其在买方市场极其激烈的一级市场,你需要通过对话来建立信任,线上对话并不能做到这点。因此在当前阶段,我买到热门艺术品的几率变低了,作为替代我通过 Instagram 来发掘新锐艺术家。并没有很多人在关注新锐艺术家,如果你有很好的品位就可以抢占先机。这是购买艺术品的新方式。

之前,我更多地会在艺博会上购买成熟或者接近成熟艺术家的作品,但如果你不熟悉画廊,没有事先积累的信任和关系,你直接走过去说“我想买这个作品”,那么画廊无法确定你是否是个好客户。人们突然都在买艺术品,我从未见过如此火热的一级市场。尤其是今年,大家都不再犹豫,而是想快点花掉自己的钱。当我已经和画廊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时,我购买作品很顺利。但如果画廊并不熟悉我,那事情就变困难了,而且艺术机构也参与竞争。我还感到今年的艺术机构和藏家们在购买作品时比往常更有针对性,可能是他们的预算更少了,所以好的作品越来越难买,而略有缺陷的艺术品则被完全忽略。

郭慊慊:我也看到了这个趋势。一个快速成长的新锐艺术家会收到纷至沓来的需求,他们价格相对较低值得冒险,同时成熟艺术家的作品很难买到。在市场不平衡和两极化的情况下,位于中间的艺术家最为挣扎。人们在变得更挑剔。

陆寻:我的美术馆在11月举办了一场女性艺术家的双人展,一位瑞士艺术家和一位秘鲁艺术家,他们都无法亲自到场。秘鲁艺术家有一些巨大尺寸的装置作品,我们需要运输零件然后在中国进行最后的组装。我们通过视频交流来进行指导组装,这对于美术馆员工来说一项巨大且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原本艺术家会到场负责这些事情。另一位更年长的瑞士艺术家 Miriam Cahn 是我最喜爱的画家之一。在两年前我们拜访她的工作室时,她就表示从不旅行,所以我们知道她不会出席。她的部分进展得很顺利,但秘鲁艺术家则需要许多额外的精力。美术馆有时也需要负责艺术品制作环节,但不像这次这么多,几乎是99%的工作量。美术馆执行了艺术家的角色,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我们完成了一个美丽的挂毯,秘鲁的艺术家对最后的呈现效果非常满意:“这是来自中国的优秀作品,把这件作品送到欧洲去做展览吧!”

郭慊慊:在中国,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冉冉升起:艺术制造业。

2020年中,你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

Ian Hylton:在听完其他人的故事之后,我不认为我今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任何一个项目,我不断地回想起我在福州度过的那个春节。在那四、五周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世界是否会走向尽头,难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感染数字在急速上升。那时我们一家呆在一起,每天的生活极其单调:做饭、吃饭、做饭、吃饭。那些最简单的生活事项:做饭,围着桌子一起吃饭,阅读。我们彼此对视,惊异于生活可以竟可以变得如此纯粹。一周之后,Min(编者注:即 Ian Hylton 的妻子刘旻,Ms MIN 的联合创始人及设计师)非常想回家,我们决定开车回,一路上非常空旷没有其他车辆,就像科幻电影中会出现的场景一样。路上遇到了很多路障,穿着防护服的人上前来盘问,尤其是车里有我一个外国人的情况。这时,你不会考虑一整年,你只会考虑这瞬间意味着什么。

至于在时尚产业,我觉得今年人们想得最少的事就是“一件新裙子”,那我能对生意有什么期待?幸运的是,今年我们得到了史上最好的在线销售成绩,人们大概只是过于无聊,或者厌倦他们正穿着的衣服,或者展望当他们能外出的时候穿什么。那是一段充满情绪的时光,也是一段恐怖的时光。

当疫情还没有蔓延到西方世界时,我在加拿大的家人们、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不断催促我快点逃离中国。那是一种疯狂的感觉,我的家庭既来自中国,又来自西方。我西方的家庭成员和朋友看到中国正在崩塌,催促我马上逃离。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自我革新的思考,什么是真的重要的,和家庭和朋友的深刻连结,以及我也开始思索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文化的一员的那些我不曾想过的问题。

郭慊慊:我们总是忙着做事,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做这件事我是否开心。我们变得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做了这件事做下一件事,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让自己一直动起来。而这段时间逼着我们停下来,我们坐在电脑前反思我在做什么,我做得怎么样?

Ian Hylton:人们会说让生活恢复正常,或者说新常态。当我们挣扎时,西方世界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当西方世界情况开始变糟时,我们警告他们未来会如何发展,然后他们开始挣扎且现在仍在挣扎,我们却几乎回归了正常。我在想,世界的其他角落是不是也在遭遇着严重的危机,例如中东地区,但是我们却置身事外。对我来说,所谓“危机”或者“危机下的人性”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郭慊慊:在巴黎第一次封城结束之后,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艺术家相遇了。他1月时抵达巴黎也被困在了这里。在这段时间里,他没人可以聊天,住在一个20平米的别人的住处。他告诉我他非常焦虑,不知道做什么,也苦于没有原材料继续艺术创作。他会撕下意大利面包装盒,在上面用仅有的铅笔作画,当前的困境也促使她想要制作更多的作品。我很认同他的所做所想,也正好在筹划自己的画廊的初次展览。一切很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和我都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巴黎,我想开画廊,他想呆在巴黎,因为他很多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欧洲古典艺术史,因此每天都会去卢浮宫汲取灵感。一切都发生得很迂回,我就决定去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重新装修了画廊空间,规划了展览,从上海运来了他的一些作品,也提供给他一间临时工作室制作新作。为了填满整个画廊空间,他一半的展品在巴黎完成,一半是从上海运来的旧作。他的画作尺寸很大,一般需要一个半月才能完成一幅。两周后,画廊开张了。当时 FIAC 被取消,但人们依然想要亲近艺术,所以我们的画廊迎来了意料之外的人潮。人们来参观展览,和艺术家对话,当时他的作品同期在 Asia Now 展出。到10月,巴黎的疫情再次恶化,画廊不得不临时关闭,直到这周画廊才再次开放。

在当前不稳定的局势下,有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决定过于听从直觉,但我确信我想要和年轻艺术家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是我一直购买和支持的艺术家群体。我感到我可以给他们最大的帮助,而且我也想做这件事。至于经济上的考量可以留待未来。我认为我们终将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或者适应与它共存。如果我的画廊在最糟糕的节点开始,那么在未来它只会变得更好。做画廊是一个长期的承诺,我不打算打一枪就跑,我至少需要坚持3到5年。所以我们可以度过这段时间,未来可以做得更多。同时我们需要保持灵活和敏捷性,对变化的事态快速反应。

疫情是否永久改变了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郭锡恩:我想是的,而且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也不会觉醒。我的人生具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凉底色。我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祖父被意外错杀了,原本的目标不应该是他,但是他当时坐在他好友的位置上。在我15岁的时候,我的叔叔在菲律宾被绑架,他试图逃跑但最后被杀死。10年前,Rossana 经历了一次脑部手术,我曾一度认为她会离开我。就在过去的四五周里,我的生活中就有五位的亲密或熟悉的朋友去世或卷入车祸,其中三位进行了大型脑部手术。他们的年龄分布在20岁到40岁之间。

所以,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接着另一场悲剧。你可以把它称为悲剧,你也可以把它称为让你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契机。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一切,所以我可以和他人感同身受。你可以选择否定一切,你也可以选择去接受它。你可以选择去认为人生的无常、悲剧无法避免,你也可以去考虑他们的家庭是否有保险,我能不能帮助他们,我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我想新冠疫情把我们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不能离开,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生活会花费数年的时间来教会我们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我们尊敬修女特蕾莎因为她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但我们依然习惯性地只考虑自己,我也不例外。

我回想十年前我选择来中国的理由,我不认为我们是最棒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团队,但是我们幸运地享受了中国这一平台的红利。但如果你不以一种人性的方式处理你所获得的幸运,你就是在浪费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我们更优秀,所以我们获得了现在的洞见和地位,因此我们更需要承担起责任。我相信,像路家福音里说的那样,“被给予很多的人,也背负着很多的期待”。现在我和你们这样的优秀人才坐在一起,我想我们的确负有责任。我认为新冠疫情是这个世界在试图唤醒人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稍有留意,便会发现环境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有人正在受苦,每一天都有人在受苦。在早上的团队早会上,我可以看到每个员工的脸,和他们打招呼,了解他们在哪里。这不仅仅关于设计、关于建筑、关于家具,这更关乎生命,每个人都同等重要。甚至现在我们聚在一起也有着背后的理由。

Ian Hylton:新冠疫情就像是一个不速之客,让我意识到有一些东西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被改变。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去保护我们职员及他们家庭的健康,我有一些员工就是来自武汉的。这个改变在疫情开始之前就有了端倪,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它的发生。疫情带给了我的家庭和公司许多的反思,和感恩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在这个时点,我想的更多的不是失去,而是给予。我们是遭受了损失,但我觉得我们如今需要关注的是“给予”。

陆寻:在听完他人的发言后,我想说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在经历这一连串的混乱和政治博弈之后,我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我看清了每个国家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又真正处于什么位置。我很骄傲也很感恩我所在的国家、以及它的文化和它的行动准则。我发现中国人愿意以一种集体性的高度责任感的方式行动,例如那些阿姨和大妈们极其认真地测量每一个人的体温,这种责任感是融入血液的。至于艺术市场,我想中国市场是世界唯一仍在增长的市场。我每天都看到有新进场的藏家购买艺术,他们来自金融行业、设计行业等等。

Ian Hylton:作为一个新藏家和艺术的绝对崇拜者,我也见证了这个趋势。我记起我在参加上海艺博会时,听到“别在这,这里人太多了。你们太感兴趣了。”有些我看上的“梦想单品”,然后被告知“明年吧,明年。”这个市场在变得更加拥挤和充满竞争,艺术家们各展才华,我也听到了一连串令人惊喜的销售数字,我为此感到高兴。

郭慊慊:因为疫情一些西方画廊和艺术家无法来到中国,所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国内画廊和艺术家。我回到中国后参观了好几个年轻艺术家工作室,我很惊喜地看到了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快速成长。之前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但是疫情给予了他们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而我想要融入到这股潮流中去,去发掘这些年轻艺术家,充当桥梁的作用,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巴黎,让世界意识到他们的才华。我想当前艺术世界的话语权的正在进行再分配,权威的声音正在改变,新的平衡将会诞生。接下来几年将会变得非常有趣。

在疫情下,作为藏家,你找到了怎样支持艺术家的新方式?

陆寻:我发现新一代年轻藏家更愿意谈论艺术,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大门分享自己的藏品,通过建立基金会或美术馆来展示藏品。我也不例外。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重新设计了我在南京的家,重新整理和摆放了设计家具、画作、音频作品、装置作品等,把他们置于一个家的氛围之中。有时它们显得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我需要特别地为他们设计摆放方式来表现这是一件艺术品。在之前我都忙于策展和充实美术馆空间,这次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审视我的生活空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有很多优秀的藏家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展现他们的藏品,家具和艺术品的层次并不匹配,例如你会看到一件很好的当代艺术品和某件意大利品牌的量产家具摆在一起,当然这不赖,但它们还并不在同一层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为艺术品找到合适的地方或方式来展示。

郭锡恩:我们去年搬离了旧工作室,在今年装修了新的工作室。现在我们所处的新工作室是这周刚刚开放的,而且它不仅仅是办公空间,也包括了餐厅、咖啡厅、店铺等,是一个设计共和和如恩的整体空间。此外,我们从 The Grand Foundation 雇用了一名全职员工负责整理我们过去十五年的档案,包括模型、文档、手稿、草图、绘画、版画等,就和 Herzog & de Meuron 的“衣橱”(closet)想法很相似,我们称之为“抽屉”(the drawer)。但我们认为,不能仅仅整理自己的档案,我们还联络了一些同期的中国建筑家,向他们收集购买近十五年——以及未来十年的,如果我可以活那么久的话——某些项目的图片进行存档。我们希望最终能将这些档案捐献给上海的某家博物馆。这其中也包括一些给予我们灵感的艺术作品,比如 Nadav Kander 有关重庆的摄影作品,我们收藏了几件他拍摄长江大桥的作品,风格上比较类似 Robert Van der Hilst 的中国家庭室内影像,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最近还购藏了一件 Candida Höfer 的作品,但不是她标志性的历史建筑摄影作品,而是她拍摄 Melnikov 工作室的作品,我非常喜欢那个建筑。那件摄影作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Melnikov 不仅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我想这个机会不单单是梳理我们所做的,也外延到了那些启发我们的,让我们尊敬的、挑战我们认知的、促使我们反思和行动的人和事,并可以激发一些讨论。

Ian Hylton:今年是我们品牌的十周年,也是整理反思的一年。是对生意、对家庭、对个人、对身份、对审美的打散与重新审视。在疫情前我们家开始重新装修,当疫情来临时,家的拆除就好像对疫情下世界的隐喻。我们正处于重建和重组的阶段,也同时展望着未来。

明年有什么计划?

陆寻:购买更多的艺术品。

郭慊慊:我们已经差不多规划好了明年的展览计划,包括美国年轻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我只希望它们能如期举行。如果事态有变,那就随机应变。今年让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清晰的意义和目的,我真的想做什么,什么让我快乐,什么让我觉得有意义。之前我想做所有事情,但是人没有分身术,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并坚持下去,看它会发展成什么样。

Ian Hylton:我看到了机会。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四个人也不会在今天坐在一起,以现在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彼此分享自己的经历。我非常享受这一刻。我不再把一切视作理所当然,我甚至怀着笃定和意义感,期待着明年宇宙将向我展现什么。

郭锡恩:我们已经规划好了下一年甚至后几年的全球展览和讲座的安排。但今年发生的一切教会我在翻看这些日程时不再那么焦虑。我的焦点改变了。事情依然按计划进行,但是我不会再工作到凌晨1点——我以前可是会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焦虑得不行——现在我为小儿子申请大学的事情感到焦虑,我们昨晚结束了所有的申请工作。Rossana 和我对视,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孩子的大学申请,他们现在都很好,这次也会顺利的。然后我们又回到原点,重新焦虑起来,他能不能考上大学?我的小儿子说:“你们俩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相信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也很期待未来有像今天这样的相遇。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反思,而在之前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谈策划及主持

谢斯曼(Sonia Xie)

对谈嘉宾

Ian Hylton, 郭锡恩(Lyndon Neri),

郭慊慊(Vanessa Guo),陆寻

视频制作

徐争(Steven Xu)from Studio Geek

对谈文字整理

娄依伦

特别鸣谢

Ms MIN,设计共和,Sima Bibi

2020谢谢,2021你好👋

2020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并不太平,新冠肺炎从年初开始在中国蔓延,到现在全世界也没有摆脱这个大流感。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业形态。从全局来看,我还是算幸运的一员,年初在欧洲,3月后顺利回国,我甚至还看到了美国最后正常的样子。当然,我也间接承受着世界局势的影响,就业的大山压着我。谁可以预料到生活竟然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世界中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改变本身吧。

在2019年年末总结中,我给下一年的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可以,你希望回到一年前重新开始吗?” 说实话,我不能快速地给出答案。今年发生了很多值得记忆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悲伤的事情。我在翻看今年一整年的手帐后,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的确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活过每一天。我一直在试图把自己推向更理想的境地。

和2019年一样,我也想分享一下今年读到的最有洞见的文字,作者认为我们不断地像仓鼠一样在笼内疯狂奔跑却始终感到缺失的原因是我们被两组相互矛盾的指令禁锢住了(《非暴力沟通的觉醒》托马斯 德 昂桑布尔):

第一个双重矛盾信息:第一剂分两次注射(两个指令)的疫苗

第一次注射:我们不是来玩乐的(禁止幸福)

小时候我们会听到“应该努力学习,不荒度年华” “勤劳苦干的人才能有获得” ‘哪有时间玩啊’ “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说这些话的人,他们的确是为我们好,本意也不是要禁止我们幸福。但是孩子或青少年的我们会自动把这些指令解读成“禁止”。我们会从做而不是存在的角度定义幸福,这样的话。“不做”跟自我放弃,放任自流差不多。幸福是“自满”“自得”的同义词,就算不会导致自怜或自我中心,也会让人无法享受当下;“你不能因为有点儿成绩就沾沾自喜,因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 “你不能因为自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就开心不已,因为还有这么多人生活在不幸之中”。感觉和价值的混淆,通常以负罪感的形式显现出来,就这样破坏了本该欢愉雀跃的时刻。

第二次注射:还是要知足常乐啊(应该幸福)

知足常乐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合乎逻辑。“在地球上,总是有许多比你更不幸的人,所以你很幸福了。” 以这种逻辑看来,幸福并不是感觉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必须幸福。这种立足于”我拥有的“而不是”我所是的“的逻辑又会引发我的罪恶感”那么多人什么都没有,你还敢不知足常乐?“ 在我们现在的消费社会中,一切物品和服务都唾手可得,广告也吹嘘这种便利并称必须幸福。事实上,身处点一下鼠标就能买到一切的时代,怎么敢不幸福呢?这个社会给人的错觉就是它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因此容不下“我们可以不幸福”的观点。在消费社会的理念中,不幸、悲痛、困难、不舒适都是不存在。必须幸福!只是我们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事实并非如此。生活并不总是美好的,一切也不总是顺利的,问题总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去解决,我们也需要为此承受很多痛苦。

许多人被这种双重指令搞得几近分裂,他们一方面阻碍自己活得长久的舒适,一方面又因为不能幸福而怀有负罪感!他们把精力分散到上千个活动中,沉溺在社会接受度或高或低的瘾头里(整天看电视或外出,过度购买奢侈品或无限度地网购,疯狂工作或社交,滥用药物,纵欲过度,酒精和毒品成瘾),甚至拿“义务”和“必须”来逃避责任(“这是我作为父母的义务。。” “作为老板,我必须。。。”),或陷入重度抑郁中。

把两个指令联合起来:

1, 我们不是来玩乐的(或你不应该幸福),因为其他人也不玩,况且还有那么多事情进展不顺利。无论如何,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

2. ”你还是必须要幸福,因为你很幸运地拥有更多的健康,金钱,关系,财富,物质上或情感上的安全感。。而且一切都很顺利,涅槃就在眼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像拿了把剪刀或钳子,剪碎或夹碎了我们的生命冲动。同时,在许多人的心理建立起来的不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犹豫,甚至是害怕—害怕存在,害怕活着,害怕成为自己,害怕完全占据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二个双重矛盾信息:第二剂分两次注射的强化疫苗

第一次注射:应该成为最好的!(成绩和成功都是必须的)

更准确地说,这个指令表述的是:一旦我们取得成功,也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因此,我们既没有时间享受成功,当然也没有时间休息。“还能做得更好!” 对于完成的事情,付出的努力,没有给予任何肯定和赞扬。 永无止境地追求本质上就不可能达到的完美,似乎借由冲劲儿就能达到某种状态,就会活得快乐,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持续地活在挫折中,活在竞争和比较思维中。

所有的阶段我们都去“做”了,这样的好处就是活得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认可,但是难道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所是的”,为我们内心深处不断增长并令我们光芒四射的满足感而活着吗?

第二次注射:不应该自认为是最好的。(成绩和成功都是被禁止的)

我们听到过“不要冲在最前面,让他人领先。不要高估自己” 然后我们把它内化为:“呆在后面,怀疑自己”。 这句话的本意可能是劝我们谦虚,但是却被我们变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即便我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我还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不应该为已有的成绩高兴,也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完成剩下的那些事情。”“陈述,表达都可能暴露出自己不是最好的。所以我还是躲在后面吧。” ‘是的,但即使我敢,我也做不到。尝试有什么用呢?我没有这个能力,不值得去想’。

大部分情况下,在我的心理咨询工作中,自尊问题或早或晚总会出现:“我绝望地等待别人给我那个位置,难道我得自己给自己吗?我绝望地等待着别人给与我无条件的认可或尊重,难道我得自己给自己吗?我爱真实的自己吗?就是那个在路上,在建造中,甚至还在施工中的自己。我要继续等待自己变得完美或成功后,再开始爱自己吗?”

把这个两个指令结合起来

1. 应该成为最好的

2.不应该自认为是最好的

这样,我们又一次拿起了剪刀或钳子,剪碎或夹碎了我们的生命冲动。这种双重指令触发了既让人痛苦,又令人瘫痪的禁止性启动程序,让我们相信我们还不配被爱。这个禁止性启动程序经常会导致我们想做却不敢做,希望做缺缺乏行动力,等待去不去改变,忍受现状却不采取行动。

我认为这个作者的洞见非常深刻,我们在生活中极易产生负罪感,在感觉不好的时候,责备自己应该多努力一下;在感觉不错的时候,又急着让自己投入新一轮的不舒服之中。挑战自己,随时随地。

我想自己的底层疫苗大概是:如果我不感到一些痛苦,那么我就不该感到心情愉快。痛苦和快乐应该是等量兑换的,我不能让自己单纯的地享受当下的满足和幸福感。

处于这个底层信念,我的2020年也一直在纠结着同一个问题:我要多努力才够努力?我要做到什么份上,我才能给自己肯定?

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一个人可以藉行为和理解与世界发生富有创造性的关系。人创造事物,而且在创造过程中对此施以力量。人靠着爱心和理性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理解世界。他的理性力量使他贯穿事物的表面,并且能积极地和他的目标发生关系,而抓住它的真髓。他所具有的爱的力量可突破与他人隔离的屏障而理解他人。爱和理性是理解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缺一不可。”

我的理性力量发展非常快,但是感性力量却落在后面。而两者的平衡和结合才能真正让我们享受到生而为人的珍贵感。

我的旧轨道:自我苛责

理想中,我希望自己每天都很有效率,立下的flag都能完成。一天有24个小时,我希望除了洗漱睡觉吃饭的时间,我自我提升的时间越多越好,然而这种愿望其实是不实际。

在4月的月总结中,我写到:“但是最近他(李笑来)发现,他就是拼到这个程度,其实得到的数据也是无比让人沮丧的。就算不把节假日当作休息日,每天平均下来有4个小时的有效时间就很了不起,所以24年实践下来一共比别人多工作了一万多个小时,相当于1.24年。他对自己下手这么狠,结果不过是相对于“正常很拼的人们”多拼了14%而已。他决定自己理发的精打细算能增加的有效寿命也只是7.5天,比所有人增加了2.28%而已。

看了他这段话,我意识到人类设计的bug之处。我们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顶多4-6小时,再怎么逼自己也不会让自己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这大概是另一种解释 选择比努力重要的方式吧。我们主动努力对于人生的影响,绝对不比上我们的几次重要决策以及环境给我们的影响。”

我在4月的时候就已经在告诫自己,不要对自己每天的有效时间过于苛责,因为人体的精力值就只能承担4-6小时的高效工作,剩下来的时间与其逼着自己努力,不如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享受当下。

然而即使到12月份中旬,我还是忏悔式地告诉咨询师:“我觉得自己最近努力得不够。” 我依然在高效率的美梦中难以自拔,我希望自己可以无比自律地活着。为了实现这种状态,我需要主动地压抑自己的想做的事情,让自己的每一天变得非常千篇一律机械化的行为。这种压抑的手段自然会引起反弹。所以每隔一阵子,我就会情绪暴躁一次,我会用饮食来狠狠报复自己。我难以放过自己,我觉得因为我不够努力,我再逼自己一点我就能完成那天的待办事项。 暴饮暴食和低潮期的出现又会更破坏性地打破我的生活节奏,我反而需要3天左右的甚至一周的彻底休息。此外,低潮期的反复出现又会极大地影响我对自己的评价,幸福指数直掉。

我的新轨道:情绪的自由流动

我不能免俗地也关注着娱乐圈,看到美丽帅气的演员们和偶像们也起了羡慕之心。我想他们的魅力其实更大地来自于情绪的自由流动性。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感受自己的情绪,挖掘自己的情绪,暴露自己的情绪,然后将自己所感受到通过舞台或者荧屏传递给观众。他们身上的人性成分和情绪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舞台上和舞台下的交流才得以成立。

我想如果我们为生活也注入这种情绪的层面,允许自己的感受存在和流动,那么生活将更为生机勃勃,而不是借由观看影像来间接体会生命的悸动。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让脑中理性的大人暂时走开一会,让内心小孩出来玩一会。

在《内在父母的觉醒》的一文中介绍了内心小孩:

“你的内在小孩是完全独立于内在父母的、有着鲜明个性的自我(Self)。它代表了你对世界的感受、情绪和反应。内在小孩是你生气勃勃、活泼开朗的那一面。

积极的内在小孩内在小孩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热情!众所周知,每个孩子都总是喜欢四处奔跑,永不停歇;他们什么都要拿起来看看,不停地按手机、电视的按钮。每个孩子都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并且不断地想要发现和探索新世界。这种特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这种热情或兴奋,给予了两个自我(即内在父母和内在小孩)充满活力、幸福快乐的感觉,而这些感觉正是生活的本质。内在父母也许能独自体验到适度的满足感,但是内在小孩却控制着热情或幸福的真正情绪能量。

当外在父母对外在小孩表现出关爱和认可时,它往往愿意做父母想要他做的任何事情。同样,你的内在小孩在内心深处也非常渴望取悦你(内在父母)。在理想条件下,它愿意做或者学习内在父母所要求的任何事情。内在小孩还具有其他重要的优势或特质,在自我养育时理解这些特质对于内在父母同样是非常有价值的。

内在小孩是两个自我热情的源泉。然而内在父母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到这一点,它习惯于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逻辑或意志力来支配或控制内在小孩的情绪。对于内在父母来说,理解内在小孩是感觉的主人是非常重要的。你(内在父母)无法体验到情绪,因为只有当内在小孩产生了某种情绪后,内在父母才有可能感受到。

内在小孩的理想角色内在小孩不应该有理想的角色。它只需要做自己”

当我们允许暂时地失控,才会出现意外的惊喜。

找到方向

人生存在着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让自己感觉更好,更幸福,更快乐是我们的直接目的。而赚钱,背单词,锻炼等都是间接目的,他们都是为了最后达到我们的直接目的。但是我们在忙碌中却慢慢忘记了我们的直接目的,甚至为了实现间接目的而伤害了我们的直接目的。

在2019年年总结中的人生直接目的(生活蓝图)依然生效:我想要的生活就是感到舒适而愉快的生活,1、持续地学习并享受多层次的愉悦 2、建立真诚、互信充满爱意的亲密关系 3、如果有能力和机会,就改善他人的生活一点点。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自己少苛责自己一些,不要为不够努力而感到自责,不如承认我们一天的精力值只允许我们高效工作4-6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希望自己能活在当下,活在生活的每一刻中。

不断切换状态的12月

你好呀,现在是2020年12月的娄依伦向你汇报这个月的故事。

学习上,这个月的主要重心虽然是写论文,但是回顾起来还是干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事情,怪不得觉得自己好像静心写论文的程度还不够。论文目前推进到了35页,如果考虑到其他杂事也在进行,效率似乎还挺高🤦‍♀️。

这个月继续上了四节课,终于把韩语初级上完了,TOPIK考试的结果也出来了,发现韩语比想象中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也许每种语言都是这样吧,但是我很容易轻敌。

当想要静心的时候,就会去读书,数一数这个月读了22本书,2本日文书。20本中文书里,心理学相关占50%。

生活上,去了11次健身房,进行了5次心理咨询。还尝试了一次钢管舞的试课,超级难但是很有意思,学员看起来都是甄嬛传里面能演“华妃”的狠角色。去了一次皮肤科,咨询了我在意的几个皮肤问题,光子嫩肤好贵。

社交上,这周一共见了8个人,有些是单独见,有些是一起见。还是颇为社交的一个月,怪不得感到精力有些透支。

娱乐上,组织玩了一次密室逃脱;打卡了两家新开的书店,茑屋书店和多抓鱼二手书店;参加了一次年末集市,见一见我喜欢的插画师和面包师;杭州一日游,去灵隐寺求事业以及浙江美术馆看展,顺带看了红枫叶。

工作上,投递了四家公司,二家是朋友引荐,两家是自己感兴趣。参与了一次文化对谈,负责整理录音稿,有幸见到了很优秀的前辈,大家storytelling的能力非常棒。

这个月我学到了什么?

效率输出的选择

虽然回顾起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心里感觉不顺畅。我觉得原因大概是我的状态被打断了三次。第一次是7-9号,因为有一天精力过于透支,导致第二天直接咸鱼躺尸,后续两天又用来重新积蓄干劲。第二次21-22号是因为和家里的电话引发了我的深层情绪,再加上生理期,导致我又停工了两天。第三次27-31号因为接近年末,所以有很多积压的文档和思绪需要处理,也选择停工。

逼自己到更高效率,然后彻底断电几天VS一直在可持续效率上努力

对于前者我很有体会,我在意大利读书的时候就经常让自己陷入这种循环中。先打鸡血三周,然后彻底躺尸一周。躺尸的一周还伴随着暴饮暴食和自我厌恶。后来在处理进食问题的时候,咨询师提醒我因为我把自己逼得太紧,导致每次我的身体都彻底反弹用进食来发泄。如果我不想暴饮暴食,我就必须放弃逼自己到极限的工作习惯。

在这个月,我也感受到效率的不断切换让我心神不宁,食物摄取不健康的比例也增加了,然后对发胖的恐惧又进一步让我焦虑。

对后者我也会感到不满,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时间,一天似乎没干什么,时间就过去了,有效的时间平均4小时。如果我再逼自己一点,我是不是能完成更多的事情?但是逼自己的话,挤压到一定程度内心就很想寻求补偿,就会寻求食物和躺尸几天的补偿。

这两种效率输出的方式,哪一种更好呢?我现在也难以下定论。前者我需要承担暴饮暴食和时不时的自我厌恶的风险,后者我需要承担对努力不足的担忧。如果从幸福度来看,前者因为不断切换状态,所以幸福度会很低,而后者则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冗余,幸福度会更高。

我现在还是没有确信哪一种更好。

取舍的很难

资源的短缺让人不得不学会取舍,而需要分配的最关键因素,第一是精力,第二是钱。

就以吃饭为例,第一层,叫外卖很贵,自己做饭很便宜,但是自己做饭非常耗精力。第二层,叫外卖的时候我有时会因为价格而不去买一些肉类,反而摄取了很多碳水化合物(面条比鱼肉便宜)。然后我又需要付出好几次私教课的钱和时间才能把我多吃的部分消耗掉。

优化方法:学会懒人做菜法,学会几个自己喜欢的菜式,周末的时候准备下一周可以吃的备菜。然而,刚开始学习做菜需要付出精力来挑选和练习。(我也需要有一个厨房)之前也有想要自己烧饭,结果偷懒或者吃不完,买的菜都过期。

再以美甲为例,如果美甲一次,每隔一两个月又要重新去做,以及还要考虑到指甲的磨损。我虽然获得了期待的漂亮指甲细节,但是我后续的维护成本很高。当然,我还有办法是自己在家做美甲,那么我就要买一套美甲工具。同时也要考虑到在家美甲会消耗我的精力,这真的值得吗?

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并不是很多,而且在不同事物上消耗速度不同。看书的耗能很低,但是外出的耗能很高。有时候我在休息的时候,选择刷朋友圈刷微博,原本想要休息,但是刷的行为又慢慢消耗我的能量。

精力管理这件事情非常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目前还没有想到解决的原则,但是美甲先不做了。

模版与个性化

在11月底的时候,男友要去北京工作,我们不得不分开。那时候因为分离感到非常痛苦,然后也很害怕因为距离感情变淡。如果男友不在身边,要这个男朋友有什么用?这个想法会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里。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异地恋的状态,甚至还找到了一丝惬意。

实际上,我本身对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想要尝试国外工作,所以我的亲密关系必然要受到异地恋的考验。而现在的状态只不过是未来可能发生状态的试演,而我发现自己适应地还不错。那么,当初让我焦虑的是什么?社会的普通规律。的确,普通规律来看,情侣异地恋更容易分开。但是,具体到人的时候,大规律不一定适用。我反而可以接受分开时间比较久的亲密关系状态。而且我还想到了那些演员情侣,他们大概也是这样的状态,也从来不觉得这种状态很奇怪吧。

大规律可以作为方向判断的依据,但是不要把它当作金科玉律,而是要觉察和认知到自己的小规律。小规律可以和大规律一致,也可以不同。

2020年12月30日

头顶着不断收紧的网的11月

你好呀,现在是2020年11月的娄依伦向你汇报这个月的故事。

11月和3月一样,都是在不断移动中度过,3月的时候我是在全球逃亡回国,11月的时候则在国内不同城市移动。想到这一共同处的时候,我特地去查看了一下3月的月总结。最大的改变就是当时我的家庭并没有忙着改造我、指导我怎么过好我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家庭的压力。我的个人决策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也是我和咨询师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就按照时间序来整理吧。第一周,我主要焦点是秋招面试,还迎来了男朋友的惊喜到访,我也打卡了一直想去的漫画咖啡和BRUNCH店。第二周,我接了一个约稿PRADA荣宅观看展览,同时帮忙前画廊同事的值班和艺博会值班。我自己也第一次看了国内的两个最著名的艺博会,之前因为留学一直没有机会。同时,还约了之前实习认识的小伙伴吃了一个饭。周末的时候赶到苏州,先看了苏州博物馆和诚品书店,第二天去参加TOPIK韩语考试。第三周,我来到了北京,刚开始忙着写稿子,然后见了高中同学两次,逛遍了三里屯附近的书店,还见了两个研究生同学。第四周,我回了一次家乡,然后又回到了上海,正好遇上“设计上海”的家具家居展览,在月末几天整理了我的网上笔记本ONENOTE。

这一个月是和外界有着紧密交流的一个月,我接受着外部大量涌入的信息,也提供着反馈。在这不断移动的旅程中,我夹杂着上了3次心理咨询,5节韩语课和7节举铁课。

这个月我学到了什么?

涌向我的生活的潮水

因为这个月和外界的联系太多,我感到自己的时间表被外界的需求填满了,我也陷入了刺激-反应的循环中。因为大部分的行程是我自己安排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但是我的确感到心并不平静。我还有几天达到了焦虑的高潮,我越是想要想清楚,咨询别人的意见,反而越是想不清楚,患得患失,最后直接僵直在原地。除了我自己的情绪难以处理,容易被勾起之外,外界还不断地在发生事情,不断有人敲我的门问我:“你可以这么做吗?你可以那么做吗?”

面对这些,我愈发感到如果自己不想清楚,不断提醒自己生活的锚在哪里的话,我会被卷入生活的乱流之中,只能不断地作出短期的反应。

JUMP IN THE POOL

当我感到迷茫的时候,最能安慰的东西就是书。无论是买书还是看书都会给我创造出一个暂时的避风港,让我觉得安心多了。回想起来,我现在依然感兴趣的事情:舞蹈、写作和阅读,都早在我童年时期就有预兆。

然而,童年的时候我也尝试过很多其他东西,我参加过数学补习班,我学习了很多乐器,我还练过字等等。我的爸爸致力于丰富我的课余生活,不断给我报兴趣班。但是为什么现在还留在我生命中的仅仅是几个兴趣爱好而已呢。

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有正反馈的话,我们就会继续去做。人不是因为喜欢而擅长,而是因为擅长而喜欢。回忆起来,我学古筝的记忆,据说我的老师对我的进度颇为满意,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人真的存在天生的热爱一说吗?

但无论这一个假设是否成立,我想为了发挥出人的潜力,一切总要有一个开始。如果说小时候是家长领着孩子去不断尝试很多的兴趣班发掘兴趣的话,成年人应该领着自己去不断尝试,找到自己的热爱吧。

自我评价VS他人评价

近期我的韩语突飞猛进,我的朋友会说天呐,你简直有语言天赋,学日语也是,学韩语也是。对于这种评价我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真正水平和目标之间的差距。我也体验过了一次次的挫败和深感笨拙的时刻。所以我不认为我有天赋,反而我更加谦逊地承认我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才能有所进步。

同时,我发现他人的尺度总是落后于自我的尺度。他人容易看不出来你的进步,只有在进度足够明显的时候他们才好像被吓一跳一样有反应。他人对你的评价也常常建立在过去的印象中,不会更新。自我的尺度比他人的评价要准确地多。我问过一个艺术家朋友一个问题:“艺术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那个艺术家朋友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能感觉到我能不能在进步,你没有办法欺骗自己。”

2020年11月30日

很忙所以月开支达到最低的10月

你好呀,现在是2020年10月的娄依伦向你汇报这个月的故事。

生活上:和北京回来的同学聚餐了,她因为秋招显得有些憔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她处于一个境况的我,却是心态很好也很佛,不知道是好是坏。这时候我就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我觉得比人都这么努力地去参加秋招,我为什么不努力。这种从众心理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一方面我无法让自己有足够的动力去执行,一方面我又逼迫自己去做。

在春夏订货会上,我也结识了研究生大学学姐。学姐可以称的上是科技游民,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工作,疫情几乎对她没有影响。同时,她是接项目和自己开公司等多元化收入源来保证现金流。我之前觉得自己有好几家公司,然后一台电脑走天下听起来很棒,但是似乎很难做到。但是现在眼前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了,觉得很受鼓舞。当然学姐本人是觉得一切进展地很自然,她也有她自己的工作烦恼。连上这一点,愿景也变得更加真实了。

我又完成了一个wishlist,今年的wishlist已经被勾满了。做得好!在学陶艺的时候,我的精力特别少,比同班同学早回去好几个小时,我自然是有一些自责。但是我有一天没有及时拒绝老师的期待,多留了几个小时,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了剧烈的头疼。果然不能强迫自己啊。我在学陶艺期间的超级频繁的头疼大概和我这个月在亲密关系上的重大转变也有关系吧(下文详表)。

学陶艺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在景德镇呆了两年的手工创意者,原来是插画师,现在则自己做陶瓷小件来售卖。她的工作室设在一个幼儿园原址里,房间里有一块黑板画上了涂鸦,进门是一个玻璃柜,里面一格格都摆着她自己的作品。她说:“就很穷,需要一直做东西才能刚好养活自己。打算未来努力完成订单,然后攒一些春节回家的钱。” 我还遇到了一个来自杭州的在景德镇开面包店的女孩,面包特别的好吃,但是交通不方便,所以很难买。她还特地去杭州和朋友汇合,然后去上海迪斯尼乐园的万圣节盛典玩。果然是年轻女孩的作风。越是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我越是感到世界很大,生活方式很多,至于什么选择更好都是人自己的价值观所判断的。至少我自己感觉的这两个女孩的工作室远比我在上海租的一个单人间要更像一个心的归宿。

工作上:这个月也参与了秋招,修改了简历,整理了作品集,进行了好几次线上笔试和面试,但是我的动力并不是很强,因为公司和我的兴趣并不对口。我和咨询师形容了我如何放弃百威啤酒的投递(网申题目:你为什么想要进入精酿啤酒行业?,我果断关掉了浏览器页面),咨询师特别的开心和意外,她说从这个动作她看到了我的成长。原来的我是看到什么机会都想要抓住,所以最后把自己压垮的人,但是现在我竟然主动去拒绝了不适合我的东西。听到这个反馈,内心比较微妙,因为感觉在秋招的情况下,海投还是正确的,我难道不是逃避吗?

除此之外,我还犯了一个很蠢的“错误”。在搜索秋招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投资旗下的创业公司联合招聘会。我大概打了40分钟的车去了上海郊外的大学校区去参加,然后因为没有提前投递简历没有短信码,所以被拒绝入场。从远观来看,我发现这个行为似乎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和“我其实并不在意的事情”的对决。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很被创业公司吸引,所以我前期没有做足够的调查,因此晚交了简历,没有得到短信码。同时,我又被“我应该做的事情”所影响,所以我不惜打很久的滴滴也要去校区参加宣讲会。即便最后被拒之门外,我也好像没有那么伤心。人的生活中有多少事情是被自己搞砸的,而这种搞砸在心理上看简直是必然的。

协助了巴黎AMFshowroom的春夏季上海订货会,体验了一下市场和销售人员的工作。我觉得画廊的工作经验让我习惯于让客人先自己看一会,再开始讲解,但是同期的另一个助理则属于立刻开始介绍的风格。

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辞掉现在的画廊,因为工作强度太低,学到的东西有点少。我在画廊的最后几天,尽力做了下一个展览的准备工作,然后就辞职了。

在学陶艺期间,同行的朋友妈妈带我去看了景德镇中药制药企业,看起来机器并不多,但是年销售额近3亿左右。惊讶了,我觉得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还是太不准确。

学业上: 论文依旧是搁浅阶段,但是写论文的抗拒心理在减弱,下个月会开始赶进度。韩语因为这个月繁忙的安排,所以也停止了很久。

书籍方面,为准备秋招倒是看了几本书,也拿着Kindle看了半本日文书,但是进度算不上满意。

浏览了FRIEZE, Art Basel, Asia Now的线上展会,继续搜集喜欢的艺术品。

这个月我学到了什么?

明确界限,才能获得更好的亲密关系

最近和咨询师谈话的中心经常会绕到边界的处理上。咨询师反馈道:我能够处理大部分的界限问题,但是在亲密关系上我就经常选择退缩,或者承包一切,或者牺牲自己去满足对方的诉求。比如我母亲对我提出的一个个期待,我虽然知道这些不是我需要的,但是我会不断地去思考和尝试达成。

我的男朋友在下月开始在北京工作,所以我面临着恋人的分离。同时,他也向我我提出了一起去北京发展的建议。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纠结,因为我不想当个恋爱脑,因为男友才去北京。但同时,当亲密的人对我提出要求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考虑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诉求。

所以这个月可以说是思想斗争很强烈的一个月。然后我决定继续留在上海,男友去了北京。我本来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男友到了北京之后,就开始哭惨,说自己非常思念我,希望我来到北京去支持他。

这些话语一方面非常的甜蜜,但是一方面又给我了很大的压力。在承受压力的3天后,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我现在不会去北京,我需要更多的思考时间,而且他在职场所面临的挑战应该他自己去跨越,而不是把责任分给我。以及不要再劝我去北京。

在沟通的当下,他自然是有些受到打击,我也感到不适。但是这次坦诚公开带来了很好的效果,最近我们的聊天话题不再围绕着北京。关系重新回到了理想状态。

在当场的确很难做到明确界限,但是拒绝和反抗本身其实是为了这段关系更加健康地发展。因为让一个人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并不会让这段感情走得远。

明确的价值观与高敏感度搭配

我遇到的人越多,我越感到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人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能不能坚守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太容易被环境所影响,我们以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真理,但其实换一个环境的话,事物的评价标准将大有不同。所以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关乎选择,更关乎坚守。

每一种生活方式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观,如果能让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匹配的话,那么生活中的阻力将会大幅降低。我就是我,我自由地表达,顺遂心意地活着。

价值观的不稳定将会把人置于两难之地,因为人无法讨好相反的两面,人也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需要把自己的需求排序,然后按照优先顺序去满足。人无完人,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事情。

其次,为了能活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地拒绝。通过拒绝,我们剔除了生活中的冗余。这时高敏感人群就有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能更快意识到自己对一件事情的感受。

相反的,在我看来麻木是一个短期策略。麻木降低了我们的敏感度,因此我们能逼迫自己继续当前的工作,在短期内的确很有效果,但是却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再也无法感知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开始陷入人生的无意义感中。

人的内耗

在我本科的时候,我观察到我周围的优秀的朋友会因为陷入内耗而难以前进,然后我个人也度过了一段内耗很大的时间。那时我感到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内耗,因为内耗本身并没有产出,但是本人却会精疲力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买卖。当时我的内耗在于处理父母对我的期待以及我个人的愿望,也就是研究生是转艺术文化管理,还是继续选择财会金融方向。

当时我意识到如果我选择了财会金融,那么我未来的一两年也将会一直内耗下去,在自己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挣扎。这整个内耗加起来的总量将会非常恐怖,我不如把这些内耗用于发展自己的喜欢的领域,而不是让这些精力白白浪费。

这个月我依然有一些内耗发生,去参加创业公司的宣讲会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我实习辞职之前的反复纠结也是一个例子。这个月的内耗最大原因来自于:“我真实的想法“与“我认为我应该做什么“之间的冲突。我认为人让自己陷入内耗的一部分心理是在逃避责任,你看我都这么痛苦了,你总不能指责我没有努力了吧,虽然问题一点都没有被解决。

在分析新一代年轻人的求职心理时,人们会提到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吸引力。实际上价值观还会延伸到更多的方面,我们生活的种种决策都是个人价值观的体现。而内耗则是来源于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自贬自己的想法。

在我制定的个人宪法中,有一条写着:“我的想法很重要”。我现在意识到,这一条其实是针对我当前的内耗问题的。我的想法很重要,所以不要被外界的声音和评判所影响判断。“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事”,其实往往来自于外界的声音。

2020年10月31日

娄依伦文章作品集

【艺术文化】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

或许很少有字体能像 Eurostile 这样在不同的时代保持同一种感觉。自它从1962年推出至今,不管是19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还是2010年代的电影《月球》,亦或是在无数其他的科幻电影和游戏中,Eurostile 一直表达着一种“未来”感,从未没有失败过。

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难得有一款字体是可以带你穿越到未来的,它们往往是回到过去的道具。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说到底,在于要怎么表达一个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时代。

于2020年8月10日发布于《卷宗WALLPAPER》(搜集整理+中英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ta1uzZdru9Klwd2KfPXuyg

戈达尔的“俄耳甫斯工作室”,《影像之书》在这里诞生

“俄耳甫斯工作室”(Le Studio d’Orphée)是著名法国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开设在米兰普拉达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 Milano)南方画廊(Sud gallery)的一个永久空间……这也是 Godard 与现任妻子 Anne-Marie Miéville 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工作生活的地方。项目的命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与欧律狄斯的爱情故事。

于2020年1月2日发表于《卷宗WALLPAPER》(展览评论+英文采访)

https://mp.weixin.qq.com/s/rPLg__TCi6V7NdAM-BrbYQ

美術手帖|美术馆与性别之间30年的战斗,Gender-free真的可能吗?(2)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举办一些引入性别观点的展览。发起这一潮流的,是担任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事业策划部长(至2018年)的笠原美智子和栃木县立美术馆主策展人(至2016年)小胜礼子。我们向在美术馆现场的最前沿以多边方式探讨性别问题的两人,询问了关于至今为止策划过的展览和美术馆制度等问题。(转载自《美術手帖》2017年11月刊“GENDER IS OVER!?”)

于2019年6月24日发布于《美术手帖》(中日翻译)

https://mp.weixin.qq.com/s/s-A4CegiO9uVSL4w6369rQ

【时尚娱乐】

全球艺术之旅丨在公元2019年的意大利大旅行路上,与达芬奇与瓦格纳隔空相遇

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欧洲贵族、绅士们在完成课堂教育之后,会开始一段短为几个月,长为两到四年的的异国游历之旅作为课堂教育的补充,也是身临其境的美育教学……大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常常是文艺复兴相关城市与经典文化地点,在法国巴黎稍作停留,接着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然后乘着小船渡过地中海,前往意大利的罗马与威尼斯等地,最后在旅行的终点委托画家绘制自己的肖像画来宣告征途的结束。

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于《艺术新闻中国》(搜集整理资料+中英翻译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FojUGLQnQqvf-RIq3bO-Tg

读书行路,去明珠美术馆看《路易威登游记》珍藏

上海。明珠美术馆最新展览《读书行路:<路易威登游记>艺术展》(Reading Walking: Louis Vuitton Travel Book)于6月24日开展。此次展览由明珠美术馆发起……上述这些轻盈美妙的作品都来自于路易威登出版社2013年开始的艺术出版项目《路易威登游记(Louis Vuitton Travel Book)》。每一本游记平均要花费两年的时间精心打磨……路易威登出版社负责人朱利·古尔日耳(Julien Guerrier)评论道:“做一本书和做一件衣服是完全两个概念。时尚行业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而出版业却需要长时间兢兢业业地投入才能有所成果。”

于2018年6月28日发布于《艺术新闻中国》(展览评论+品牌植入+中英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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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大利到好莱坞,如何运作一家Gucci餐厅?

继首家 Gucci Osteria 大获成功后,这一老牌意大利时尚品牌趁着不久前的奥斯卡颁奖季,将餐厅开到了好莱坞。开幕前夕,一位顶级意大利主厨、一位奢侈品品牌CEO、一位天才创意总监相聚佛罗伦萨,这次他们聊的可不是时尚……

于2020年3月3日发布于《出色WSJ中文版 Wall Street Journal》(中英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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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健身装备过时了吗?

看到穿着人造革运动衣、亮片运动裤和紧身连体衣全副武装的健身爱好者,不禁让人羞愧地瞄了一眼自己身上老气横秋的休闲短裤、毛衣和T恤。

这已不是新鲜事,他们一边在健身房汗如雨下,一边花钱让自己的行头看起来像是“盛装出席”……

于2020年2月27日发布于《出色WSJ中文版 Wall Street Journal》(中英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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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他是商人,还是艺术家?/村上隆

村上隆可以说是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当代艺术家,他出身于日本,但成名于美国。他的作品尤其受到中国富二代们的欢迎,然而在日本本土的呼声却不高。他在海外办的展,频率远高于日本。作为一个评价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艺术家,我们该如何理解他?

于2018年6月19日发布于《艺术市场通讯》(资料搜集整理+中日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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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频艺术对抗无力感,进入瑞秋·罗斯的宏大叙事

耶鲁大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如此金光闪闪的履历让人不禁怀疑美国艺术家瑞秋·罗斯(Rachel Rose)是不是从未尝过失望落空的滋味,一切荣誉和机会都来得似乎毫不费力。

然而在以上种种亮眼的标签背后,瑞秋·罗斯曾经也经历过低潮和艰难的抉择时刻。

于2020年8月9日发布于《Artsy中国》(人物访谈+英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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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互联网艺术革命,你与安迪·沃霍尔只有一键之隔

在几年之前,网上购物还是一件新鲜事,相信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并从他那里购买物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购买习惯的培养,人们慢慢地接受了网上购物,从纸巾、衣服等小物件,发展到汽车、电脑等高价值物品。以小圈子与重关系为特征的艺术品买卖圈也受到了互联网的挑战。这个千百年来没有太大改变的艺术交易行业,会因互联网这个搅局者,出现什么样的新态势呢?

于2018年7月2日发布于《艺术市场通讯》(自命题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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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许多转折点的9月

你好呀,现在是2020年9月的娄依伦向你汇报这个月的故事。

生活上:在个人形象管理上,我开始了举铁的无氧训练,目前觉得难度和痛苦程度都很适合我。可能是教练夸我掌握动作快,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除此之外,我也剪了短发,更能在短时间内打造自己的形象。头发是个人氛围的关键点,我甚至觉得有时它比妆容更有效。

这个月到ABC cooking Studio做了一次蛋糕,然后出于对他们公司的兴趣也询问了他们公司的产品。也去了一次柴犬咖啡厅,也体验了人生的第一次遛狗。即便是中型犬,在狗冲刺的时候我也被拉着走了几步。如果是大型犬,我可能会被狗直接带飞吧。养狗这件事情比我想象得更有挑战性。

这个月还买了人生第一幅艺术品,是来自一位年轻艺术家chami的画,我反复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买下来了。购买艺术品的幸福感比衣服、饰品持续的时间更长,因为一件艺术品连接的是自己的过往故事与思绪,很有意义。

这个月也到同事的朱家角的家拜访,她的男朋友是艺术家,所以半层被划为了工作室。看了越多的艺术家工作室,越对郊外的别墅房子感兴趣,安静而且空间大。

工作上:在月初的时候,协助summer姐代表BOCCONI参加了网上招生会,东南亚方面学生居多。后来在月中,summer又介绍了上海时装周的showroom兼职工作,非常感谢她提供的机会。依然在熏依社画廊工作,这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总结出一份赛璐璐片的报告,除此之外我也学习了一点点PS技巧。

另外作为积累,家居方面,我参加了上海家居家具周,继续阅读室内设计杂志,在小号朋友圈继续发家居照片,艺术方面,实地参观了9月份上海西岸画廊的展览们,以及家具展follow the light; 线上展览则浏览了Position Berlin, KIAF和Basel OVR 2020。

学业上: 当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取消韩语课,所以韩语上课频率下降。我成功报上了 TOPIK,韩语上希望继续保持投入。论文上,教授不回复邮件,我也因个人动力原因停止论文推进。日语学习上,上海图书馆的资源只对本地人开放,所以我找到了迂回战线:日亚电子书。日语阅读速度现在也提高了很多。

这个月我学到了什么?

不行动的原因

从我回国开始,我就在纠结是否要参加秋招。刚开始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想要进入艺术行业,艺术行业没有秋招。后来,我觉得不要只把自己局限在艺术行业,但是我依然有些抗拒秋招,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比如中小型公司更适合我,我不喜欢大公司的整齐划一感。我感兴趣的公司都是小而美的公司。我今年的计划是学好语言,明年再开始找工作。因为疫情影响,所以现在不是找工作的最佳时机,等等等。

我近期才慢慢察觉到我如此抗拒秋招的原因,因为秋招违背了我一个信念:人应该在自己擅长的战场上与他人竞争。对我来说,秋招并不是一个能够发挥我长处的地方,我的实习经历大多是艺术行业,并没有商业行业。我的过往经历也非常杂乱,没有显示出一致性。我认为自己如果加入秋招,本身就有劣势,和别人精心准备的经历是无法竞争的。

除此之外,我的妈妈、我周围的同学的行动,我朋友的评价都进一步加重了我的压力,我觉得我陷入了和别人比较的心态。这种同侪压力往往会让我想直接放弃,而不是更有斗志。同时自我评价比较低(如果参加秋招的话)。因此形成了低自我认可度、高压力、低动力,这样一来我就更不想去投递简历了。

改变这件事情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和其他劝说者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真的把自己放在了我的立场上,和我一起看了一些招聘要求。用事实向我证明,其实我的简历并不是炮灰,因为公司对于应届生更看重潜力,而不是过往经验。

从这件事情上,我发现自己:1. “别人都在做,所以你也应该加油“这句话会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因为我本身并不从胜过别人来获得成就感,我反而觉得如果我陷入这场战斗,说明我放弃了我自己的独特性,选择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行动。2. 我并不埋怨我其他人的劝说,但是我意识到每个人的劝说都带有了自己的有色滤镜,把自己的价值观附加在劝告之中。所以我应该找更多的人求助,这样我能获得更多的角度。

人际网络的交点

我和summer姐的联络还算密切,虽说谈不上亲近的朋友,但是算是亲近的后辈。也因为summer姐的帮助,我获得了好几份有意思的工作机会和一些我不知道的资讯。这个经历宛如是我曾经读过的弱关系这一词的最好注脚,而且也验证了超级连接者的巨大能量。

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我从独处中获得能量,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寻找朋友时,应该更注重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

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

这个月和心理咨询师谈的多的还是亲密关系。其中,我最深的觉察是来自于和心理咨询师谈论理想的另一半时的回答。我在最初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列出来一系列的条件。比如给我生活带来新的灵感和挑战;会英语,另一门外语更好;能够自省,善于自我觉察和改进;愿意在关系中花时间和经历等等。我现在看来,我好像是在形容我自己想变成的状态一样,按照这些规则找到的人应该是和我很相似的人类。

心理咨询师在听完我列的长长的要求清单后,反问我:“你现在的男友最吸引的一点似乎没有在这里面出现。他也许都达不到你列出的2/3的条件,但是你们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潜意识中的需求和你表层意识产生了很大的错配。我并不是指责你现在的选择,但是我希望你意识到相比自己列出的条件,你其实有更渴望的东西。而你现在的男友则满足了你这个方面的需求。”

我当时呆了一下,我同意我咨询师的说法。所谓的“会爱上错误的人“,其实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心底渴望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比我们的大脑更快更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抉择。

2020年10月3日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

于2020年8月10日发布于卷宗WALLPAPER(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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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很少有字体能像 Eurostile 这样在不同的时代保持同一种感觉。自它从1962年推出至今,不管是19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还是2010年代的电影《月球》,亦或是在无数其他的科幻电影和游戏中,Eurostile 一直表达着一种“未来”感,从未没有失败过。

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难得有一款字体是可以带你穿越到未来的,它们往往是回到过去的道具。

一款字体如何代表未来?说到底,在于要怎么表达一个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时代。

Eurostile 的字形洁净、有力、流线型、有逻辑,几乎是手写体的反义词。难怪电器品牌东芝1969年开始用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字体。在1970年大阪世博上,当很多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太空、电脑、原子能和机器人,Eurostile 实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浪漫想象。那是一个被理想主义的空气环绕的年代。

到了今天,许多曾经的未来变为现实,另一种未来仍像海市蜃楼一般在人类前方若隐若现,而 Eurostile 也名正言顺地担任了这种前景的代言人——那些著名的科幻电影大多是敌托邦式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Eurostile 能否永续其作为未来代言人的身份?这其实取决于我们想象中未来的样子。科幻电影中的字体应用,更是如此。

Stanley Kubrick 创作于1968年的杰作《2001太空漫游》是分析科幻电影中字体设计的绝佳案例,这部诞生于1968年的电影首次在航空器的用户交互界面上使用了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之后,这个字体几乎成为了科幻电影的标配。

从这部影片开场开始, 就展现了对加粗、简洁、无衬线字体的热爱,而影片标题选择的是 Gill Sans 字体,其中“2001”中的“0”使用的是 Gill Sans 字体的字母“o”,而非数字“0”。

影片的开头背景设定在“人类的黎明”(Dawn of Man)时刻,这个时刻并不属于科幻未来的范畴,所以它采用了看起来像对古老的字体 Albertus。接着我们随着 Dr. Heywood R. Floyd 乘着 Pan Am 宇宙飞船飞向了第五空间站。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 首先出现在了 Pan Am 宇宙飞船的驾驶面板上,随后这个字体也出现在了 HAL 9000 高智能电脑的界面上。这也许暗示着从一开始 Pan Am 宇宙飞船就已经被 HAL 电脑所控制。

当博士到达空间站时,迎接他的接待台上的语言设置按钮应该是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也或许是字体 Eurostile 的前身——Microgramma。这两种字体的区分非常困难。Microgramma 由 Aldo Novarese 和 Alessandro Butti 在1952年设计,在1960年代开始广泛用于技术插图,并在1970年代初成为图形设计师的最爱之一,其用途包括包装的宣传和出版物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种可以用作 Letraset 激光印字传输系统的字体。类似的字体在科幻系列影片《星际迷航》(Star Trek)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

Novarese 随后在1962年开发了 Eurostile。

电影中的视频电话界面则应用了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还附带上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公司标志——美国贝尔电话公司。

Eurostile的前身——Microgramma,两种字体的区分非常困难。

希尔顿酒店连锁集团在5号太空站上所开设前哨站的标志让人联想起贝佛利希尔顿饭店(Beverly Hilton)的标志;在月球基地的一段简短演讲之后,三位美国人搭上了宇宙飞船前往查看黑色石板。他们所使用的地图完美地融合了三种字体 Eurostile Bold Extended、Futura Medium,以及一些缩进过的 Univers。当电影进入了第三第四部分的木星章节时,标题画面使用了经典的无衬线字体 Futura,当然,在字形上做了一点变化。

在HAL 9000的逻辑记忆中心也使用了字体 Futura。

从《卫报》于2004年发表的一篇档案文章看来,Kubrick 是 Futura 字体的拥趸,Futura Extra Bold 是他最喜欢的字体,他也喜欢 Helvetica 和 Univers,“干净优雅。”根据字体设计师 Sebastian Lester 的说法,Kubrick 在这部科幻史诗的海报上使用的字体具有“真正的太空时代血统”。他解释说:“ Futura 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正式字体。”认为“它基于几何特征——正方形、圆形和三角形——具有稳定的简洁和永恒性。”

1969年7月,当 Neil Armstrong、Buzz Aldrin、Michael Collins 将阿波罗飞船着落在月球表面上的时候。Futura 这个字体也承载了首个飞向太空的人类文字。这是由 Paul Renner 设计并于1927年发布的几何无衬线字体,其设计风格与包豪斯在精神上有着类似。近乎完美的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均匀比例是 NASA 当时的理想选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陆军就一直使用 Futura 作为其详细的全球制图项目的基础,而美国空军则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在其导弹标志上使用 Futura 字体。

再到1960年代阿波罗计划的实施,Futura 已成为军事行动的通用选择。在航空航天工、交通运输业中,该字体也已广泛用于飞行仪表和控制器标记,拓宽了作为人类最受欢迎字体之一的疆界。

而在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所著的1968年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的经典之作《银翼杀手》(1982年)中,其开篇所使用的字体并未体现出强烈的未来感,它所使用的是 Frederic W. Goudy 在1915年设计的字体 Goudy Old Style。这是一种老式的衬线字体,最初由 Goudy 在1915年为 American Type Founders 设计,适用于文本和显示,与二十世纪初美国印刷的历史主义趋势相吻合,其灵感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物,但没有特定的历史原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影片在科幻外壳之下某种怀旧的哲思。

电影中,里昂的身份被怀疑是 NEXUS 6,在泰瑞公司的办公室中接受人性测验。我们可以看到泰瑞公司的椅背上印着“TYRELL CORP”,这可能采用了字体Akzidenz-Grotesk Extended。Akzidenz-Grotesk 起源于19世纪后期,属于一种通用的无装饰的无衬线字体,最初由柏林的贝特霍尔德字体铸造厂设计,在19世纪的德国印刷中占主导地位。Akzidenz 希望将其用于门票和表格等等商业印刷字体,而非精美印刷品,而“怪诞”(grotesque)是当时对这一无衬线字体的形容,在其推出后的半个世纪里鲜为人知,但在战后却确立了标志性地位,成为瑞士平面设计的首选字体,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风靡西方世界。

当电影中第一次出现主人公戴克时,他在洛杉矶的大雨下悠闲地看着报纸。报纸的头条写着:“在海洋、月球和南极洲发展农业(FARMING THE OCEANS, THE MOON AND ANTARCTICA)”,使用的应该是字体 Futura Demi。头条副标题里写着《计划连接世界范围的电脑》,使用的是字体 Optima Bold。

Zapf cited this gravestone as inspiring Optima. Portions of the text are copied onto one of his 1950 sketches.

Optima 是一种人文主义无衬线字体,由 Hermann Zapf 设计,并由德国法兰克福 D. Stempel AG 铸造厂于1958年发布,其灵感来自古罗马时期的都城,以及 Zapf 在1950年去意大利度假期间所见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墓碑上石刻。随着情节的推进能多次看到这张报纸。戴克在蛇坑酒吧等待左拉的时候,他又再次阅读了这份报纸。

科幻电影长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视觉表现效果来体现科技进步后的未来主义风格。在斯科特的另一部电影《异形1》(1979年)中,舰船 The Nostromo 的设计就是处理未来时尚的完美典范,例如使用了类似字体 Helvetica 的紧急头盔。但在人工智能 MU/TH/UR 的显示屏中使用的是字体则是 City Light,在科幻电影中选择这款字体很少见,因为它属于衬线字体,City 字体于1930年前后由柏林 Berthold 铸造厂推出,从机械与工业的时代汲取灵感。

船长达拉斯的夹克背后的“NOSTROMO”标志以及主舱内的成员的铭牌上使用了 Pump Demi 字体,体现出典型的1970年代审美。国际字体协会(International Font Council)曾投票将该字体评选为“最具1970年代风格的字体”。这也符合了影片七十年代末的制作背景。

《月球》是另一部苍凉、孤独、极致美丽的科幻电影。影片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现在在哪?”(Where are we now?),随后播放了月能公司的宣传片,里面介绍了在月球开采的 Helium-3 资源如何成为了地球的主要能源来源之一。宣传片的最后出现了月能公司的 logo。画面中使用的字体既不是 Eurostile 也不是 Eurostile 的前身 Microgramma,而是 Microstyle。

在科幻电影字体的选择上,Eurostile 的确长期在榜。而 Eurostile 的对手则是直线风格的 Bank Gothic 字体。《月球》则不断使用这两种字体以最大化渲染未来之感。3D 效果的 Bank Gothic Medium 被使用在影片的开场和各类场景介绍标题中。Bank Gothic 是 Morris Fuller Benton 设计的直角几何无衬线字体,于1930年发布。该设计从20世纪后期开始流行,尤其在科幻、军事、企业或体育等领域。

《月球》在介绍故事发生的时空地理时,选择采用了一款有趣的带棱角的字体 OCR-A。这款字体在1968年诞生,出现于计算机光学字符识别的早期,使用简单的粗笔画来组成可识别的字符,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被机器读取,但肉眼却相对难阅读,足见其未来主义风格。当影片中的机器人 GERTY 与主人公 Sam 交流情感时,使用了一组表情符号,也成为了人类当下精神状态的表征。

 开篇:贺荣凯

 正文:娄依伦、Ran Z

为了纪念设计界的他们

于2020年4月4日发布于卷宗WALLPAPER

https://mp.weixin.qq.com/s/dFb6IqaQD8QG1-20_EfO4w(编译)

为了纪念

In Memoriam

又是清明时节,今年此时,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已直逼100万例。无论是过去几个月,亦或是未来,每一天我们都会目睹无数的人,经受着相似的考验。冥冥中又在期待,将到来的逆转,否极泰来。茨威格曾写道,不要忘记从时代的深渊中抬头仰望,那些曾经照耀我们的昨日星辰。纵然为其陨落而悲伤,请相信在永恒不断的进程中,这样的停顿,终将是人类历史短暂的一阵间歇。

✨ 我们仅已此篇献给过去一年逝去的建筑、设计、艺术、时尚界大师们,是为纪念。

2020

Michael Sorkin

1948 – 2020

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评论家和教育家 Michael Sorkin 因感染新冠病毒于2020年3月26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1岁。他一生为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喊,这个理念在他的建筑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1980年代,他为杂志《Village Voice》撰写的建筑评论中便展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信念,其中包括屋顶绿化、垂直农场和可持续能源利用等超前想法。

建筑工作室 Michael Sorkin Studio 承接着各种规模和不同需求的城市绿色建筑设计,Sorkin 希望能通过他的建筑作品及理念探讨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并出版了20多本探讨这些主题的书籍。在2005年,索金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Terreform,与杂志《Urban Research》共同致力于研究如何改造城市,使其变得更为公平、可持续与美丽。在工作室最近的中国项目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新区新城的总规划,将绿色空间和农业系统纳入城市结构脉络。

直到去世时,Sorkin 还担任着纽约城市学院(CCNY)城市规划研究生课程的主任,他还曾在世界各地的众多知名建筑学府任教,其中包括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A)、哈佛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

Vittorio Gregotti

1927-2020

Vittorio Gregotti 是一名意大利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理论家和城市规划师,他所经手的大型建筑项目以与文化和体育相关最为著名,例如歌剧院、运动场等。Gregotti 擅长既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同时拥抱崭新的变化,巧妙调和新旧之间的冲突。 其中最为知名的案例莫过于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翻新及其周边改造。最近,Gregotti Associati International 还在法国完成了普罗旺斯大剧院(Grand Théâtre de Provence)项目。

当时该场馆在举办1955年地中海运动会后便几近废弃,Gregotti 选择保留原有的墙壁与塔楼的同时大范围改造体育场内部。此外,在1970年代他还被两次任命负责威尼斯双年展的视觉艺术部分,也是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也致力于建筑写作、教学。关于一些更具争议的设计,例如巴勒莫的 ZEN 区域或者米兰的 Bicocca 项目,他总是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建造它们。他说道,“(建筑)以必须去回应具体的社会需求,与地理和当地历史紧密联系。”Gregotti 于3月15日因感染新冠在米兰逝世,享年92岁。

Michael McKinnell

1935-2020

建筑师 Michael McKinnell 以其参与设计的著名的粗野主义代表建筑——波士顿市政厅而得名,他也是建筑设计公司 Kallmann McKinnell & Wood Michael McKinnell 的联合创始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病逝,享年84岁。

对于很多人来说,通过一张波士顿市政厅的照片就能理解出粗野主义的轮廓,投标时, McKinnell 的团队在30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当时的 McKinnell 年仅26岁,波士顿市政厅也是他第一个变为现实的设计作品。该建筑以其倒金字塔型的造型和挖空的混凝土外壳,成为市民权力的象征,代表着迎接变化与重新定义城市化的雄心。这座建筑在1969年2月向公众开放,去年 McKinnell 还参加了它的50周年庆典。

Sergio Rossi

1935-2020

时尚鞋履传奇人物 Sergio Rossi 于4月3日因疑似新冠病毒感染去世,享年84岁。他于193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 San Mauro Pascoli,以制鞋技术着称。他于1950年开始了自己的独立业务,他会在冬天整个冬天制作其早年标志性凉鞋,然后在夏季的海滩度假胜地出售,著名的 Opanca 凉鞋激发了几代鞋类设计师的灵感,他创立的品牌持续以精美的凉鞋而闻名。

如今的 Sergio Rossi 品牌于1968年成立,Rossi 将强大的设计美学与精湛的技术相结合,也为其吸引了其他著名时尚品牌的合作,例如 Dolce&Gabbana 和 Gianni Versace 等。Kering(当时称为PPR)于1999年买下其公司的控股权,但于2015年将其出售给了私募股权巨头 Investindustrial。该公司于2016年重新推出该品牌,从那时起就大量引用其档案,突显 Rossi 的创造力。

Ulay

1943-2020

提到 Ulay,必然难以绕开他曾经的灵魂伴侣 Marina Abramović。他们俩的爱情将彼此推向了艺术创作的高峰。Ulay 在阿姆斯特丹初次邂逅 Abramović 后,彼此之间变迅速发生了化学反应。他们的爱情持续了12个年头,期间诞生的行为艺术作品也让人印象深刻,例如他们互相扇对方耳光的《Light/Dark》 (1977),以及《Rest Energy》(1980)中乌雷拉满了箭弓,将箭头对准了他爱人的心脏。

他们最后的分手也以极其艺术的方式结束,他们在万里长城的两头出发向彼此走去,相遇的时刻就是分手的时刻。二人在此后的20年里没有再联络,直到2020年 MoMa 的展览“艺术家在场(artist is present)”中盈着泪水的再次相会。在得知 Ulay 的死讯,Abramović 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表示了悼念:“得知我的朋友 Ulay 去世,我非常难过。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我将深深怀念他,也为他的艺术遗产将永存感到欣慰。”

John Baldessari

1931-2020

概念艺术之父 John Baldessari 于2020年1月2日逝世于洛杉矶,享年88岁。他的艺术生涯可分为上下两个篇章。在19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Baldessari 是一名颇受市场欢迎的抽象艺术家。直到1970年7月的一个周五下午,他将所有作品都收入车中,然后载着它们开向了圣地亚哥的一家殡仪馆。在那里,他卸下了象征着他13年艺术历程的作品们(从1953年5月大学毕业开始到1966年3月),亲自看着它们在殡仪馆的大火中烧成灰烬。

这一天也成为 Baldessari 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此后他一边任职于加州艺术学院,一边开始探索一条全新的艺术道路,也被他自己称为“后工作室时代(post-studio)”。他探索了多样的创作媒介,包括绘画、文字、视频、摄影、雕塑和装置作品。在这一次次地实验性探索中,Baldessari 也成为了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当代艺术家和教育者之一。

2019

贝聿铭

1917-2019

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猝然长逝是2019年建筑界最为惋惜的事件之一。贝聿铭出身于苏州望族,在17岁时移居至美国学习建筑学与工程学。虽有强烈回归故土的意愿,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没能如愿。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人生最初17年在中国成长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职业和生活的养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位普利茲克奖得主的建筑作品,包括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楼和波士顿JFK总统图书馆等,当然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巴黎罗浮宫的扩建项目。他也是197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中国工作的华裔建筑师,标志作品为京郊的香山饭店。

贝聿铭在接下委托后,没有立即开始设计,而是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反复匿名造访罗浮宫并阅读法国历史。他的玻璃金字塔方案最初引起了强烈反对,认为这个设计将破坏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而如今玻璃金字塔已经成为了巴黎的新地标。八十岁后,贝聿铭重归故里,也为苏州留下了一座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苏州博物馆,作为送给家乡的礼物。这座以灰白为基调的建筑物与邻近的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一起,成为了苏州这座古城的新名片。

Karl Lagerfeld

1933-2019

提到老佛爷 Karl Lagerfeld,人们的脑海便自动浮现出一个经典形象:扎成低马尾的白发、深黑笔挺的西装、配上一幅巨大的黑色太阳镜。Lagerfeld 的才华在1983年起担任 Chanel 和1965年担任 Fendi 的创意总监的两段经历中呈现地淋漓尽致,通过成衣和高定来表达他所看到的时代精神。Lagerfeld 还留下了一场场传奇大秀,例如2007年 Fendi 在中国万里长城上所办秀场,在掌管 Chanel 期间,秀场亦可以是赌场、古希腊世界、空间站,亦或是宁静的森林。

除了时装设计师的一面,Lagerfeld 的一些小爱好也为人津津乐道,偏爱黑白色、零度可乐的他也是一位猫奴。他的爱猫 Choupette 在 Instagram 上拥有逾27万粉丝。最近 Karl Lagerfeld 同名品牌为纪念其逝世,推出了一款复古风格的吃豆人小游戏,身在其中的玩家可以变身为 Choupette,一边躲避恶狗的追捕,一边收集卡尔银币。Karl.com/maison

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1941-2019

建筑师 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和大学同窗建筑师 Adolfo Natalini 在1966年一同创立了后来的被视为传奇建筑团体的 Superstudio。随后,Gian Piero Frassinelli、Roberto Magris 等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Superstudio 一直站在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Radical Design movement)的浪尖之上,设计深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di Francia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写道:“1966年12月,超级工作室诞生于佛罗伦萨洪水泛滥的泥潭。”

在提到他的设计理念时,di Francia 如此说道:“我想要证明设计和建筑也能体现一种哲学和思辨的气息,甚至撬动人们全新的认知。”扎哈、库哈斯、伯纳德·屈米等著名的建筑师都是他们的建筑理念的拥趸。”独立策展人、作家 Maria Cristina Didero 回忆道:“(他)是一位绅士、一个慷慨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的革命性声音总是会从现状中脱离出来,他对知识和哲学的深入研究,对社会的思考引导了无数无与伦比又具有争议性的项目。”

Peter Lindbergh

1944-2019

著名摄影师 Peter Lindbergh 在毕业于柏林艺术学院后,曾去往克德国雷费尔德市的艺术学院内学习抽象艺术。在那里,他接受了概念艺术的影响,并在当时最为先锋的画廊之一 Galerie Denise René 举办了第一场展览。在移居到杜塞尔多夫后,于1973年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Lindbergh 常常从众多的街拍、抓拍、纪录片中获取灵感,将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入到时尚摄影中。

他于1973年与同样传奇的摄影师 Helmut Newton 同年加入《Stern》杂志。他最为知名的摄影系列无疑是1990年代拍摄的黑白系列,将 Naomi Campbell、Christy Turlington Burns、Linda Evangelista 等传奇超模的风采定格。他曾于2017年与20世纪雕塑巨匠 Alberto Giacometti 携手合作,通过镜头,贾科梅蒂的作品显得残酷而又鲜活,当时称之为“完美瑕疵”(perfect imperfections)。

Ingo Maurer

1932-2019

德国设计师 Ingo Maurer 于50年多载的职业生涯中为灯具设计行业留下了巨大财富。从1966年开始,Maurer 的灯具设计从功能性目标转变成创造魔法般的光照效果。Maurer 在威尼斯展出了其第一件超现实灯具作品,将一个普通的灯泡放入一个放大版的灯泡形状底座银色玻璃制品中。

以此为契机,他开始使用多种不同的素材与光线相组合,从纸张、织物,到镜子、羽毛、陶瓷等。在职业生涯后期,他也不忘帮助年轻设计师,慷慨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的设计从图纸变为现实。对 Maurer 来说,不断钻研灯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设计出更加别出心裁的产品,或者追求极致完美的灯具,而是光线本身就令他着迷。

Wim Crouwel

1928-2019

Wim Crouwel 是荷兰设计的标志性人物。他作为 Total Design 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引领了荷兰的实用性导向的设计风潮,设计了一系列海报、标志和商标。他所创造的极度几何风格的 Gridnik 字体,与仅使用水平和垂直线而避免曲线和对角线的 New Alphabet 字体收获了强烈反响。

在他与埃因霍温的 Van Abbemuseum 博物馆长达10年的合作中,Crouwel 拥有了极大的创造自由,因而诞生了一系列异常出彩的展览海报。它们极度简洁,通过对标题的精心设计以体现展览的特点。Crouwel 作品经常被选入大型回顾展中,包括伦敦设计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John Giorno

1936-2019

John Giorno 是一名行为艺术家、诗人和行动主义者,他的艺术实践横跨诗、影响、绘画、声音装置和雕塑。他因在安迪·沃霍尔的《睡眠》一片中出镜而为人所知。在20岁出头时,Giorno 是纽约市的一名股票交易员。在参观1962年安迪·沃霍尔的纽约首次个人展时,与沃霍尔相遇并迅速建立了亲密而浪漫的关系并持续了两年之久,在那期间他们形影不离。

在同居的第二年,沃霍尔将 Bolex 复古摄影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拍摄下了著名的时长五个多小时的影片,26岁的 Giorno 裸着身体陷入了深眠中。据沃霍尔所说,该支影片的灵感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耶稣像。在1968年 Giorno 开始了 Dial-A-Poem 艺术项目,该项目里有六条电话线路,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拨打任意一个号码,便可以听到电话线另一端传来的诗句朗读。这件作品无疑给水泥森林里增添了一抹诗意。

Agnès Varda

1928-2019

Agnès Varda 出身于比利时,后因战乱来到法国,是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左岸派的代表人物,当代电影界的传奇人物,于2017年同时获得了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作为一名电影人她将镜头对准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例如电影《五点到七点的克莱欧》(1962)。作为一个新浪潮运动中的女性发声者,她常常被视为是女权主义的旗手,“女性不得不去拿自己去开玩笑,自嘲,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Sophia Kokosalaki

1972-2019

希腊出身的 Sophia Kokosalaki 是伦敦的一名时尚设计师,因其精巧具美感的希腊特色褶皱设计而名声大噪,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的队服、工作服、开幕式与闭幕式的设计工作更是她设计师生涯的亮点。她偏爱在设计中加入希腊的神话典故与克里特岛的风景。曾领导过多家奢侈品牌的设计的她,后来创立了以希腊历史为当代设计元素的个人品牌。

Luigi Colani

1928-2019

Luigi Colani 是一名德国工业设计师,他的设计不以取悦大众为目的,坚持自己的独特审美。即使经常与多个品牌进行合作,但是他从未将自己锁定在一个方向上。作品各部分都和谐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流畅的雕塑感,位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工作室内,放置着无数的设计新颖独特的摩托车、汽车、卡车等,每一个模型都在原车型的基础上加上了狂野而大胆的想象,让观者提前畅想了未来的交通工具的模样。对于设计行业来说,他的逝世是一个极具个性灵魂的离开。

Carlos Cruz-Diez

1923-2019

Carlos Cruz-Diez 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市,从小他就钟爱绘画。17岁时他入学卡拉卡斯美术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 Jesus Rafael Soto 与 Alejandro Otero,后来他们都成为了20世纪委内瑞拉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在学习了包豪斯、欧洲先锋艺术后,他对于如何组合色彩、光线与视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开启了一条通往抽象主义的艺术创作之路。

1959年,他创造了第一个 Physichromie(物理色彩)作品,且随后的60年间他都持续地为这个系列加入新作品。通过结构的处理,释放出色彩的多种可能。条纹的背景、平行的垂直线条、相称的色彩选择、精心的摆放这四种元素互相作用使得他的作品始终处于一种变化和流动的状态。

Enrico Taglietti

1926-2019

建筑师 Enrico Taglietti 深深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城市景观设计,尤其是首都堪培拉。Taglietti 出身于意大利米兰,1953年毕业后便在米兰工作和生活。因一次意大利设计主题展览的工作,他造访了澳大利亚,其中首都堪培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限延伸的原始自然风光,且尚未沾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尘埃。

在这里,他看到了作为建筑师发光发热的巨大空间,因此决定移居澳大利亚。如今他所设计的众多学校、写字楼、酒吧等许多建筑,成为了堪培拉城市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也塑造出了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水平线方向的延伸与尖锐的建筑边缘。跃动的风格与澳大利亚当地的自然风光相呼应。

Claude Lalanne

1924-2019

法国雕塑家 Claude Lalanne 的作品常常取材于她后院花园里的植被们,她手下的动物、花卉、植物们虽然是冰冷的黄铜与青铜材质,但却敲开了无数观众的心扉。她与丈夫 François-Xavier Lalanne 神仙眷侣般的艺术组合也为人所称道。

时尚设计师圣罗兰也是被其深深触动的观者之一,在1969年委托她参与自己的秋冬秀场。在1980年代,她的拥趸里还加入了汤姆·福特、卡尔·拉格斐等时尚界风云人物。她掌控了装饰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平衡,趣味、梦幻、“白日幻想”成为她作品的关键词。Lalanne 也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她是实验电镀技术的带头人,尝试用水解的方式制作金属设计。

Alessandro Mendini

1931-2019

出身于意大利的 Alessandro Mendini 一生涉猎了多个领域,建筑、视觉艺术、家具设计、室内设计、绘画和杂志出版,可以说一名达芬奇式的多才能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他被授予了两次(1979年和1981年)意大利金圆规设计奖(Compasso d`Oro),还获得了法国的艺术与文学勋章,也将2014年的欧洲建筑奖(European Prize for Architecture Award)收入囊中。

Mendini 曾拥护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挑战传统设计规则,呼吁在设计中融入辩证的思考和有趣多彩的元素。他的经典设计包括代表 20 世纪家具设计的普鲁斯特椅 (Proust chair)、索乃特再设计椅 (Thonet Chair) 、鬼马可爱的 Anna G. 人形开瓶器等等。

Florence Knoll Bassett

1917-2019

Florence Knoll Bassett 是50年代美国现代设计的女性领导者。她出生于1917年,在12岁时成为了一个孤儿,在密歇根被抚养长大。带着对建筑的强烈兴趣,巴塞特走进了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的大门。在伦敦建筑协会工作两年后,她回到了美国,在波士顿为包豪斯代表人物 Walter Gropius 和 Marcel Breuer 担任学徒。在纽约她遇到了 Hans Knoll,当时 Knoll 正在扩张新的家具公司。

Ettore Spalletti

1940-2020

被誉为“光之画家”的意大利艺术家 Ettore Spalletti 因其独特的风格,而难以被归类到任何一个流派内。他早在1982年和1992年便两次参加了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在1982年到1997年间出展威尼斯双年展四次。他的艺术实践和他本人践行的禁欲式生活方式相呼应,他所长期工作的斯波尔托雷市(Spoltore, Pescara)也仅离他的出身小镇 Cappelle Sul Tavo5 公里之远。

  Writer: 娄依伦

  Illustrator: Yves、PAN




用视频艺术对抗无力感,进入瑞秋·罗斯的宏大叙事

于2020年8月9日发布于Artsy(撰文+采访)

https://mp.weixin.qq.com/s/o0JYXvoafsMjXlCo7Vvqxg

艺术家瑞秋·罗斯(Rachel Rose)

摄影师 Landon Nordeman

耶鲁大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伦敦蛇形塞克勒画廊与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接受来自阿尔勒 LUMA 基金会、费城艺术博物馆、都灵 Fondazione Sandretto Re Rebaduengo 等的艺术赞助;参加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2017)、2014年台北双年展;2015年 Frieze Artist Award 的获得者。如此金光闪闪的履历让人不禁怀疑美国艺术家瑞秋·罗斯(Rachel Rose)是不是从未尝过失望落空的滋味,一切荣誉和机会都来得似乎毫不费力。

然而在以上种种亮眼的标签背后,瑞秋·罗斯曾经也经历过低潮和艰难的抉择时刻。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在本科期间,瑞秋·罗斯师从几何抽象艺术家罗伯特·里德(Robert Reed),当时的她决心跟随恩师的步伐成为一名抽象画家。然而在她升入哥伦比亚大学 MFA 研究生项目后,越发感受到了瓶颈,她原有的艺术表达手段——绘画不再让她心潮澎湃,她不想花时间反复琢磨纠结色彩选择、构图,研究过往绘画史。在其中,罗斯无法看到通过艺术抒发政治诉求、改变世界的可能性。那时,她从根本上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Rachel Rose. Burl Egg 1 木节卵 1, 2019. 

Burl wood, glass and pyrite 树节,玻璃,

黄铁. 33 x 27.9 x 33 cm. 13 x 11 x 13 in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那时我甚至不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家了。”她说。为了对抗这种深重的无意义感,她拜访了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询问他们的生活和从事艺术行业的感受,试图从那些人的回答中找出只言片语来让自己相信,她曾经的选择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抽象艺术实际上大有可为。

在她经历深刻而痛苦的自我剖析与反省时,她遇到了导师——泰国艺术家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里克力·提拉瓦尼的作品并不以依附于物质载体,而往往以表演艺术、概念艺术的形式存在。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罗斯由此受到启发,不再被旧有的载体所囚禁,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视频艺术进入了她的视野。图像、声音、绘画、拾得录像(found footage)、原创录像(original footage)、科技、历史、环境、情绪、故事、装置,这一切都可以被囊括在视频艺术之中。“在学习摄影、剪辑视频、录制配乐的过程中,我逐渐找回了艺术。我开始接触到真实的世界,暴露在多样的瞬间之中。”

Rachel Rose. Thirteenth Born 十三生, 2019. 

Rock and Blown glass 石头,吹制玻璃.

12.7 x 27.3 x 21.3 cm. 5 x 10 3/4 x 8 3/8 in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在选择视频艺术作为主攻方向后,罗斯的艺术生涯豁然开朗。她尤其擅长在宏大、宽泛和深刻的话题中找到切入点。她的视频作品横跨各种引人注目议题:死亡、全球变暖、历史、科技,也涉及多个地点:低温学实验室、动物园、建筑师菲力普·強森(Philip Johnson)的玻璃屋和美国悬崖跨州公园(The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等等。

Rachel Rose. Everglades Egret 佛罗里达大沼泽

白鹭, 2020. HD video, monitor, wood frame. 高清

影像,监视器,木质框架.  8″looping 8″循环播放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她的视频中有太多的东西在同时发生,容易让人感到迷惑与茫然,只能似是而非地抓住一点点大意。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在谈到罗斯的作品时说道:“(她的作品)讨论了一些宏大的命题——人类感知、时间、无限、死亡和太空。瑞秋擅长于创造出一种叙事环境,虽略显繁杂,但却以丰富、视觉化、感性的方式让你完全沉浸在她的叙述之中。”

今年夏天,罗斯的作品来到了上海池社,这是她在亚洲地区的首个个展。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罗斯广受赞誉的视频作品《湖流谷》(Lake Valley)继德国卡塞尔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个展及法国巴黎老佛爷基金会艺术中心个展之后,被纳入了这次亚洲个展中。这一件围绕童年主题展开叙事的影像装置作品使用了以精细技艺手工绘制赛璐珞胶片,以及数千张18至20世纪儿童文学的插画扫描图片,包括铅笔画、彩色印刷、电子画笔绘画等。该影片设定在一个虚构的美国城郊地区,讲述了一个被主人遗弃的、形态变幻莫测的动物的孤独故事。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这只生物试图寻找连结感来抵御孤独。”

对于罗斯来说,《湖流谷》探索了一个现代理念:童年经验是与成人生活相剥离的。她阅读了很多以孩子为第一视角或写给孩子的故事。孤独感不断出现在字里行间:孩子被家庭抛弃,或被遗弃的孩子试图找到回家的路。从工业化时代开始,核心家庭的构成就将孩童从成人世界中抽离,而现代儿童文学正是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因此社会状况演变生成的。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除了《湖流谷》外,本次个展还展出了瑞秋·罗斯的“生”系列全新雕塑作品以及“象征”系列摄影作品。这两个系列的作品都包含了卵状形态。

当罗斯创作“生”系列雕塑时,她同时也是在等待女儿出生的准妈妈。她觉得,怀孕的过程像是身体内部的炼金术一般。“玻璃和岩石是同一种材料——沙——在两种时间及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玻璃即是由沙或极为细碎的石制成的)。吹制玻璃在顷刻之间即可塑型,而岩石则是上千年沉寂过程的结果。”

Rachel Rose. Seventh Born 七生, 2019.

Rock and Blown glass 石头,吹制玻璃

20.6 x 24.1 x 22.2 cm. 8 1/8 x 9 1/2 x 8 3/4 in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另一组最新创作的“象征”系列影像作品也与炼金术关联密切,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幻想、虚构景观的兴趣。“我想将蛋和它在炼金术的隐喻结合起来。揉杂两者后放在风景之中,配上形影单只的白色动物,宛若未来世界的场景。”

Rachel Rose @ Pond Society, Shanghai 

我所有的作品都来自非常简单的、即兴的想法,细微而私密当我感到一点点不适(unease)时,不会立刻作出反应,而任由其在我的潜意识里生根发芽,同时观察它与历史、地点、和当下是否有关联。”瑞秋·罗斯分享道,“我从未因一个研究角度开始我的创作,更多是一种感觉或一种体验触发了我。我也喜欢去图书馆查资料,但这算不上研究,单纯是想了解更多、想超越我自身的知识储备与更宏大的感情产生连接。”

娄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