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依伦

致未来的自己：

你好呀，现在是2019年10月的娄依伦向你汇报这个月的故事。

这个月我干了什么呢？

身体方面，延续着9月底的重感冒，继续生病了一周。病好转一些后，开始了我的新一轮心理咨询，这次的关键词自然是父亲啦，上次咨询的时候没继续深挖，现在生活逼着我解决这个课题了，啧啧。

学业方面，上了第一节习题课之后，我决定放弃选的政治经济学选修课，结果课业压力还是很重，带来的后果就是未来还要飞到米兰来考最后一门考试。艺术积累方面，为artsy和美术手帖翻译文章，还写了第一篇日语新闻稿，还没得到反馈。看了三场展览，Guggenheim collection，de chirico, italian futurism相关。

社交方面，和上上届学长终于约上了饭，了解到他加入了一个家居的意大利初创企业，女朋友（也是校友）和几个意大利朋友创业，做中国人到意大利结婚的生意。又和上届的晗学姐约饭了，喜欢我的学姐👏，她要结束6个月的米兰实习然后开始准备毕业事项。此外，在我生日那天，我之前绝交的闺蜜给我发来了祝福和好友申请，我自然是没有通过，我的生活不想再增加负担了，真的是bad timing。

新体验方面，和同学一起自驾去了多洛米蒂玩，开森！觉得贵的酒店果然有贵的道理啊。我的南美行被放了三次鸽子之后，我决定改变计划，去泰国学捏脚😂。大家对马丘比丘的爱都不够深啊！

这个月的情况比上个月要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我本人更能接受现实了，还是爸爸的病情在稳定中让我觉得放松一些，或者生活有太多要处理的事情所以被推着往前走。

这个月我学到了什么？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悲苦，都不如我食指上的倒刺让我心烦意乱

因为heritage课的小组作业的截止日期很频繁，所以总是要小组开会。在开小组会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周围的人的生活都有一堆破事，但是大家都装作一个理性的大学生的样子过来开会。当然，可能A的烦恼是最近重了几斤，但是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很痛苦；B的烦恼是意大利的文件问题，迟迟下不来，可能未来会影响到毕业时间；C的烦恼是和男友最近经常吵架，加上对未来非常迷茫。这些痛苦要怎么排序呢？谁的痛苦会比谁的更重要，更值得同情么，更值得被理解么？实际上，是难以比较的，就像小标题“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悲苦，都不如我食指上的倒刺让我心烦意乱“所说的一样。

这句话是从一本书里看到的，转化过来的大意是这样。书里面提到，电视里放着非洲孩子吃不上饭，在死亡的边缘，作者一边看一边摸手指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指上有一颗倒刺。他就立刻关掉了电视，专注于自己的倒刺。在千万公里之外，有孩子因为贫穷与饥饿而要死去，作者却和小小的倒刺互相较劲。作者在那个瞬间感受到，无论他人发生了什么，关乎自己的时候，人的反应会最为迅速和强烈。

之前听播客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个例子。一个人得了一种慢性疾病，他感到非常焦虑，所以在和别人聚餐的时候，他就反复说自己的疾病，无论他人说什么话题，他总是会把话题绕回自己的疾病；即便饭桌上的气氛变得多么尴尬，他也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的疾病。因为他的整个心智都被自己的疾病所占据了，他已经无法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我爸爸生病在家的时候，吃饭吃着吃着会突然哭起来，每天早上醒了他都会哭一下，而且不是默默流泪那种，而是嚎啕大哭。曾经觉得是权威的存在的爸爸，现在变得像个小孩。我想刚开始的他也并不想在女儿面前流泪，但是病痛和自己的悲伤已经超越了面子什么的。

目睹这些事的我自然内心有很多的东西在崩塌掉，但是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觉得，正是因为人们本能地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损失和悲伤，更容易把自己的事情看作天一样重要，所以那些可以分出时间和精力为周围人着想的人才变得更为珍贵。因此，我似乎能够理解那些一心扑在自己事情上，即便我很痛苦也暂时没有精力和时间分给我的朋友们，但这不代表着我不感到失望。反讽的是，这种产生失望情绪的我何尝不是把自己的悲伤看得更重要呢？

创伤与选择

我最近开始看理财方面的事情，因为感觉未来都要靠自己了，很多人生要做的事情、要思考的事情都提前来到了我的面前。我看的一个YouTuber呢，他的经历也很传奇，他原来是一个小开设定，不愁衣食。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家里突然破产，他瞬间变成了穷人。因此他对金钱就特别关注，他对财富自由的需求也尤为强烈。只有建筑起自己的财务安全线，他才感到安心，而且他的财务安全线会比一般人的需求更高。

我的朋友里面，也有曾经家里条件很好，然后突然家道中落的，TA也经常和我提起他的不甘和回顾过往生活。对钱、对出人头地也超乎我标准地渴望。我不是说他这么活着很畸形，人人都有活法，以及我甚至有时候觉得人就是在不断地逃避自己曾遭遇的痛苦而已。就像我曾经因为抑郁症而失去过对生活的一切兴趣，所以我现在什么都很想尝试，我很珍惜自己对生活燃起兴趣的心情。我想很多人的选择都和他们的过往创伤相连吧。

2019年10月31日

《美术手帖》发布于2019年10月17日（翻译）https://mp.weixin.qq.com/s/EX3LUYbgkgCt_XgASV-APw

在致敬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等艺术史上的艺术运动的同时，一边将社会、政治的信息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的艾米莉・梅・史密斯（Emily Mae Smith），目前正在贝浩登东京举办日本首次个展（展期至11月9日）。我们与史密斯谈论了她作品的主题、主要形象“扫帚”的背后动机、转折点等她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

艾米莉・梅・史密斯。背后的作品为《GLEANER ODALISQUE》（2019）

寄托在“扫帚”上的想法

——在您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扫帚。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是源自何处呢？　　

有一天早上，我从布鲁克林的家出发去上班的途中，瞥到了被扔在道路旁的扫帚。它的存在完美地表现了“被废弃”的概念，我突然想到扫帚这件物品在家庭中难道不是最经常被虐待的存在吗？　　

在这之后，我也时不时在道路旁见到扫帚，有被折断的样子、还有纤维像毛发一样散开的样子，慢慢地我好像从中看出了人形。就像是我本人被投射在扫帚上一样。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是2013年的时候。当时我靠做艺术家助理和兼职工作维持生计。助理这份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但是却不会被外界看见，就像被废弃的扫帚一样。当时恰好和男朋友一起看了迪斯尼电影《幻想曲》（1940），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中出现的扫帚一样。　　

《幻想曲》中扫帚成为体力劳动的象征，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这与我原本想画的东西产生了共鸣。

展览现场，《THE GLEANER AND ME》（2019）

——您所说的想画的东西，具体地说是怎样的世界呢？

具体是对西方艺术史上关于女性的描绘的质疑、围绕女性的种种表象，以及根植于女权主义的世界观。扫帚对我来说，是揉合了人物、客体、女性以及男性生殖器的描绘手法。西方绘画史中对女性的描绘，大多是快乐的或被当作幻想的对象，这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我想要画与之不同的故事。

——您是否喜欢华特・迪士尼的作品呢？　　

不，一点也不（笑）。我想在这里郑重地表达我的反对意见，我对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历史很反感，与之完全没有共鸣。我的作品可以说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式的讽刺型反击。

展览现场

以金融危机为契机打开了所有的门

——在之前接受的采访中，您曾提到2013年既是您关注“扫帚”的开始，也是“明确了自己想要创作的艺术的转折期”？　　

是的，在谈论转折期之前，我要先提一下这之前经历的“受难期“。2006年，我在纽约的研究生院以绘画专业毕业，两年后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对于大多数画家来说，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是”在商业画廊崭露头角“的事业发展黄金时期。但是因为金融危机，许多的画廊都关门了，或者无法签约新的艺术家。

——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一段艰苦的时期呢。　　

我没有展出自己作品的机会，单凭助理和兼职工作连工作室的租金都支付不起，恶性循环到最后我失去了自己的创作空间。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艺术家生涯的最低谷“。当时的男朋友建议我“要不要创作在客厅的桌子上就能画的小尺幅的作品？”

展览现场，《TEMPTATION ISLAND》（2019）

——在那之前都是创作大尺幅的作品吗？

当时我在大尺幅的画布上创作了比现在更加写实的风景画或者静物画。在大尺幅的画布上创作的话，感觉可以一边画一边实验新想法，但是小尺幅的画布的话，没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就很难开始。我的创作风格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追问自己的创作目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的女权主义主题就逐渐诞生了么？　　

是的，通过自我诘问思考都变得简单起来，作品自身也变得更为极简。“我的作品反正也没有人在意。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我想表现什么都行！”曾经觉得所有的门都向我关闭了，那个瞬间反而觉得所有的门又为我打开了一样（笑）。在那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减弱，我也很幸运地有越来越多的展览机会。

展览现场，《ELDORADO》（2019）

与社会整体息息相关的女权主义问题

——您曾提到自己是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萌发女权主义意识的。这个意识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乡下，但父母从未因性别原因而约束过我，可以说是被自由开放地抚养长大。但是，在成人后反而感受到社会对于女性的区别对待。　　

另一方面，因刚才提到的金融危机的原因，人们的经济状况变差，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不景气的纽约市里，我目睹了许多遭受性别和种族歧视的人们的艰辛。　　

因不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内心的女权主义的意识萌芽了。我认为女权主义与其说这是女性的问题，还不如说这是和人类相关的，社会整体的问题。经历了那段时光后，我才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近年的#MeToo运动，以及关于性别的讨论有没有成为您绘画主题的推力呢？　　

的确是这样。在以前讨论女权主义的时候，会被认为不够酷。但是，在讨论酷不酷的问题之前，难道不应该让那些社会里曾被压抑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么？　　

在之前，男女平等问题、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等议题是被分开讨论的，但是现在会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综合问题在一起讨论。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讨论非常有趣，象征着未来的希望。之后请务必告诉我在日本掀起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情况。

艾米莉・梅・史密斯。左起：《TEMPTATION ISLAND》（2019）、《THE GLEANER AND ME》（2019）

翻译＝娄依伦

Profile

Emily Mae Smith1979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毕业后，入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她一边致敬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等艺术史上的艺术运动们，一边将社会、政治的信息融入自己的作品。当前以纽约为据点进行活动。

艾米莉・梅・史密斯 “Avalon”

展期：2019年8月28日～11月9日

会场：贝浩登东京

地址：东京都港区六本木6-6-9 Piramide Building 1F

电话：03-6721-0687

开放时间：11:00～19:00

休廊日：周日、周一、公共假日

我曾经在介绍《我们内心的冲突》时说到过：于我个人而言，人类具有发展潜能的能力与欲望是一定的。……同时请参考库特·戈德斯坦所著《人性》一书。但他并没把“实现自我”和“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区分开来，而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差异非常重要。纵然是不断出现新的经验，可是这种信仰认识的影响力依然没有消减，唯一改变的是，把这种信仰利用更详尽的体系来阐明。此刻，我坚定地认为：“真我的活力”鞭策着个人向“理想化的自我”前进。对此在本书第一页我已有所表述。

此外，最基本的一点差异就是，荣誉的探求源自“为实现理想自我的需要”，它衍生了其他的所有差异。“自我理想化”拥有强迫性，且本来就是解决神经官能症的方法，导致它衍生出的所有驱动力都是强迫性的需求。当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得不依赖他的错觉时，对“有限性”就无法了解，将会陷入“无限”寻觅荣誉的探求中。因为取得荣誉是他的首要目的，因此，他对学习、做事过程或者“按部就班”的探求经过提不起丝毫兴趣，而且还倾向于蔑视这些过程。他想要站在高山之巅却又嫌爬山累，所以对成长进化真正的意义他根本不懂，虽然它们也会被他所谈及。最终，唯有放弃“真我”才有可能创造出理想化的自我，所以把事实更加歪曲，再加上“想象”的作用（想象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仆人），方能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因此，人性的发展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地会失去对事实的关注和兴趣，同时对辨别真假的感觉也会失去，从别的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损失，而这也恰恰诠释了他为何区分不出存在于自己或者他人之间的真实感情、信念、奋斗及相似情感的替代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着重点由“实质”转移到了“外表”。

因此，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二者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有限地持认可态度，是进化的感觉，是实质的，是真实不虚幻的；而后者则相反，为“强迫性”，否认有限，只专注于荣誉结果的幻想，是外表上的，是幻想而不真实的。由上述比较可知，正常人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真我，而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从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此即为二者间的差异。“实现真我的”这种倾向，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会有，假如这种奋斗倾向患者从未有过，那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性发展，我们将无计可施。正常人与神经官能症患者这方面的差异虽然只是程度上的，但在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动力（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之间的差异，却不是量上而是特质上的差异。

我认为“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是对因为探索荣誉而引发的神经官能症过程的最恰当比喻。一些被精神或物质烦恼困扰的人，是魔鬼所觊觎的对象，魔鬼用能给予他们无限的权势来引诱他们，但要得到这些权势，就必须要出卖自己的灵魂或者下地狱。精神内涵丰厚或贫乏的任何人，都可面对此种诱惑力，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愿望：渴望“无限”从而引发出摆脱烦恼的方法。在宗教中，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和基督对于此种诱惑都有过亲身经历，但是他们有非常稳固的“自我”的基础，能辨明诱惑且可以把这种诱惑拒之门外。另外，“魔鬼协定”上约定的条件，对在神经官能症发展的过程中所应付出的代价说得淋漓尽致；从象征性的词语来说，想从近路通往无限荣誉，那就肯定会走上通往“自闭”和“自我折磨”的炼狱的道路。假如一个人真的从这条路上走，最终他肯定会灵魂不保，即失去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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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冲突中所发生的事件，让我注意到自己乃至他人隐藏在潜意识里的要求，所以我至今仍感激它。那次从墨西哥参观归来，没有坐上飞机，因为圣诞节那天有太多的人排队买票了，尽管我原则上认可排队买票的规定也觉得它很合理，可我却非常生气它发生在我身上。去纽约的路程历时三天，在火车上我一直心情很不舒畅，并且非常疲惫。但是，当我开解自己，飞机可能会出事故，可能是上帝在保佑我，心情顿时舒畅许多。

我忽然在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心情糟糕得没有理由。我思考那些反应，让我发现了两种“要求”：一是想与众不同；二是期待好运降临。从那时开始我对坐火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不再对一整天坐在普通车厢里而感到疲惫，虽然那并不舒服，我甚至对旅行感兴趣起来。

任何人的这种体验，都会随着多观察他人或者自己而得到增长扩大，这一点我始终相信。举例来说，不管开车还是步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般是由对这些规则人们潜意识中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所导致的，觉得自己不用遵守这些规则。有的人讨厌银行总盯着他们透支账目不放的“失礼”行径。人们对考试或者考不过的惧怕，也是因为有“免试”的要求。相同地，因观看到低水平表演而感到生气的心理，也是由于他感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应得的上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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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应该”的性质发觉得越多，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到，它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派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总体来说，他把内心的指使（他已发现此类现象并描述其为超我）当作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在实际上，它们与道德问题关系并不密切，为求道德而充实的“指使”，它们确实在“应该”中角色显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道德问题是重要的。可我们不能把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然，其他的常常是因为潜意识的自大而决定的，比如，“我们应该能避免周日下午的交通拥堵”或者“我们应该不用经过努力的练习和实作就能学会绘画”。我们肯定会记得有很多的需求明显地缺乏道德托词，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全部惩罚”“我应该永远比他人强”，还有“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我们要得到对道德完美要求的正确观点，只有把重心集中在事情的全貌上才行。就好像其余的那些“应该”，它们充溢着自大的心理，所以力求加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荣誉并且让他神圣化。对此意义来说，它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赝品，假如个人能发现这种赝品的“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特性，是去除污点必需的），就肯定会觉得它们是“邪恶的”而非“道德的”心理现象。要想让患者有“再定向”的能力，从而找到由虚幻世界进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的道路，就更加要清楚这些区别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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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普遍的“应该”与其他损害之间，人们不太容易发现前者对人们情感造成的损害。事实上，人们总是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这种“应该”就是为之付出的最高代价。我们生命中最灵活、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情感，如果情感被专制、被独裁控制，那么我们的基本生活将会非常不稳定，它一定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内心驱使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根本就估计不出来。在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驱动力越占优势，那么在驱动他、督促他、改变他的动力中，“应该”就越有可能成为唯一的。当“应该”的一些阻碍效果被一个远离真我的病人发现时，他仍然很难将这些所谓的“应该”放弃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应该”，那么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有的时候，为了表达出这种关系，他可能会有以下这些说法：他内心感受的具体表现（外在表达）就是如此，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他人做出正确的事情，除非使用武力。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一旦“应该”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骨髓，那么他根本不会放弃这种主观的价值，除非他自身内存有的另一本能力量被他体验到。

新的远景初显之时，人们总对它的价值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种被广泛传播的观点认为，促使人格成长的唯一方法就是精神分析法。然而毋庸置疑，事实并非如此。对我们的发展最有裨益的，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远离故土的困苦、身体的疾病、孤独的岁月等，这些生活赋予我们的重压；还有生活赐予我们的那些欢乐与美好，诸如真诚的友情，甚至只是与一个真诚可靠、值得珍惜的人相处，以及团队协作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对我们发挥自身的潜能带来帮助。但是很不幸，生活在给我们带来帮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好事并非总是能如愿出现，困难也不仅是对人们的积极性和勇气造成障碍，有时还会超越人们的承受能力而将他们彻底打垮，甚至人们最后还会深深陷入心理障碍的泥沼，而无法享受生活所带来的帮助。精神分析法却没有这些不利因素，尽管它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在人格发展领域，精神分析法自然地占据了它应有的位置，并以其特殊的方式促进着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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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现在，精神分析师的工作都具有理性特点：他利用自身的知识帮助患者。不过，他的帮助已经延伸到了超出自己特定能力可及的区域，尽管他并不清楚，相比他的专业技能，他所给予的要更多。

第一，因为精神分析师的参与，让患者获得一个特有的了解自己是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机会。在别的关系中，最先让患者关注的或许是他对别人特性的看法，他们的不公平、自私自利、寻衅、卑鄙、不可靠以及敌视。对于自己的这些反应，就算他是非常清楚的，也依然会觉得这是其他人惹怒他之后才产生的反应。但是，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这种独特的自我纠缠，这不但是因为精神分析师已经分析了自己，而且继续分析着自己，还由于精神分析师与患者并没有在生活上纠缠在一起。这个超脱将患者的特性从通常会处于困惑状态的境况中分离了出来。

第二，因为精神分析师所提供的类似朋友的关爱，让患者得到许多援助，有机会做普通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和理性的援助紧密相关。对于患者，精神分析师需要给予体谅，这个事实是这么的浅显易懂，里面还含有他应该认真对待患者的意思。从本质方面来讲，这是非常关键的情感上的支持。特别是在患者深受已经发觉的恐惧与疑虑煎熬时，在揭示患者的缺点时，在患者的自尊心受创时，在患者的遐想遭受打击时，更是这样。原因是患者常常将自己常重要的，或有关他们特有的潜能，或有关他们特有的需求。然而，感觉自己非常重要却完全不同于认真对待自己。前者的态度将一个自我夸张的形象引导了出来，后者则代表真实的自己以及自身的发展。一个神经症患者常常把“公正无私”这个词挂在嘴边，或使用一个觉得太过关注自己是可笑的或者放纵的论点，对他的严肃需求进行修饰。在自我精神分析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患者在本质上不关注自己。与之截然相反，专业精神分析所占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代表着与某个人合作这一事实，这个人与患者友好相处，凭借他的态度将患者的胆量激发出来。

当显现出来的焦虑操纵患者时，人类的这种帮助就拥有了独特的意义。精神分析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直接将患者的焦虑消除掉。焦虑是不会被保留到最后的，不过在解决的时候会将它当作具体问题进行解释，到时候无论解释的结果怎样，这种解释本身都将降低患者的未知恐惧。相同的道理，在患者情绪消沉并且倾向于不想要继续下去时，除了进行解释，精神分析师还要为患者做更多：对于这一态度，精神分析师的真实意图是将其当作冲突的后果进行认识。对于患者来讲，这个意图相当于一个更大的帮助，其效果要高于任何拍肩膀或者努力讲很多激励的话。

同样存在这种情形，患者一直以来用来建立自己自尊心的那个幻象出现了基础的动荡，他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这有利于消除有关他自己的不利遐想。不过，我们一定要牢记，在一切神经症倾向中，患者强大的自信心都极大地受到了损害。因此，它被占有优势的幻象取代了。不过，在自身努力期间，患者根本无法区分开这两者。在他看来，让他浮夸的思维形式受到打击就代表着将他的自信心摧毁掉。他意识到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神圣、忠诚、强大以及独立自主，他无法忍受没有荣耀的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就算他本人已经失望了，他也急需一个仍旧对他抱有信心的人。

简单来讲，患者从精神分析师那里所获得的人道支持，与一个朋友从另外一个朋友那里获得的支持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感情方面的帮助、鼓舞，并且关注他是不是开心。这或许形成了患者第一个可能受人体谅的经历，首次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心，觉得他不算是一个实际上抱有怨恨的、容易猜忌的、放荡不羁的、有着极高要求的或者喜欢说谎的人。并且，对于他具有这种倾向，尽管这个人非常清楚，却依然喜欢他，尊敬他，认为他是勤奋努力的人。假如精神分析师可以证明自己作为朋友是非常靠谱的，那这段让人愉悦的经历或许会让患者重新学会相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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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打算对自己进行分析，你就不能只对显著的事情进行分析。你应当对所有的时机都紧抓住不放，让你对不熟悉的或者熟悉的你自己都更加了解。另外再加上一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大部分人都对自己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只有慢慢地才能认识到自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无知之中。假如你打算对纽约有一个认识，就不可以单单凭借帝国摩天大楼来进行观察。你去考察一下东部穷苦人民住的地方，漫步在中央公园，乘船环绕一圈曼哈顿，或者乘坐第五号街的公交车，你就可以知道更多事情。如果你发自肺腑地对即将出现的奇怪的伙伴进行了解，那么让你可以更好认识自己的机会将会出现，并且还会被你见到。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吃惊地发现，比如在这儿，你毫无因由地被激怒；在那儿，你丝毫没有决断力；在这儿，那些你不应该厌烦的东西却让你很厌烦；在这儿，你匪夷所思地不想吃任何东西；在那儿，你却有着非常强烈的食欲；在这儿，你无法让自己做出回复；在那儿，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忽然对四周发出的声音感到畏惧；在这儿，你感到恐惧；在那儿，你觉得自己受伤了或者遭到了侮辱；在这儿，你无法要求涨工资或者将一个批评观点表达出来。这一切的诸多观察引导你进入自己身上并不熟悉的区域。你觉得非常奇怪——在这儿，同样是所有知识的起点——你凭借自由联想竭力对这些感情中无条理、无秩序的含义进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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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厌倦生活的情绪背后或许隐匿着这种放弃的态度，正如在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中的情况那般。她有着非常微小的期待。有时候，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会把一些快乐、激动或者高兴的情绪提供给你，但是，她对所有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都没有期待。这种态度类似于《海达·高布尔》中所叙述的那般，常常是与深刻的玩世不恭相伴而来的，最终导致对生活的一切意义、对努力的所有目标都充满了质疑。不过，或许对这全部深信不疑的人身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失望，尽管从表面上看，这种人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能力享受生活。他们或许爱与人来往，爱吃喝，并且爱性生活。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是非常有能力的，所拥有的兴趣与情感都是非常真实的。不过，他们由于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已经变得肤浅，不再拥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对工作敷衍了事，缺少兴趣。他们疏于培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容易，结束也容易。总而言之，对于充满意义的生活，他们都不再想要去追寻，反倒将兴趣转移到生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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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生日，其实感觉不是很好，情绪有点低落。课很多，加上想到我爸爸的病，然后鼻子就酸酸的。但是无论如何，时间已经往前走了，所以没关系，我也会往前走的。我觉得18岁的我，肯定很难相信24岁的我现在做过的事情。18岁的我，大概还想着当一名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人生最大的职业目标是财务总监，第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在四大吧。但是24岁的我，觉得天大地大，我想要尝试的东西都要去体验，最后要当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笑）。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谈论未来职业的时候，我说“我差不多确信了，我就是想毕业后进入艺术行业。”我的朋友切了一声，一脸好笑地看着我：“你知道一年前你怎么和我说的，你说你想要进入娱乐业。” 这种被疯狂打脸的经历，大概在急剧变动的年轻期会频繁出现，或者它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吧。

在自己很幼稚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经历很少，希望有些跌宕起伏的经历。我现在想对以前的我说：“别急，你不需要去寻找苦难/起伏的人生情节，你就是简单地站在那里，生活就会给你一个大耳巴子。“ 我一直就隐隐地感觉，人和人之间是不需要比较的，因为我们都过于独特，无论是我们的负担，还是我们的快乐来源。我有一位非常敏感的朋友，她作出每一步都需要格外的努力，无论是去上课，还是去小组讨论。这样的她，简单从结果看不是很糟糕么，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得更好，她却总是在别人期望的平均线打转。但是，我在目睹她和自己抗争，努力让生活正常运转的样子，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小小英雄。一个人生下来就非常地敏感，他对于周围的一切的感受都被千百倍地放大，而后影响到她。这样的体质是她不能选择的，但是她的一生都要背着它走下去。把她和那些天生舞台体质的人们比较社交成果，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这种先天性的特质，我们的一生还会经历很多意外，你的人生进度会被突然拖慢，甚至拉离正轨，所以不需要要比较，只要解决一件件在眼前的事情就好，继续怀着希望往下走（这大概就是命贱的意思，😂遭遇什么都会顽强地活下去）。我对于那些顺风顺水的人们，致以我的羡慕和祝福，我希望他们永远不需要经历我所感受过的难受的事情。

接下来记录几个近期发现很重要的生活观点：

生活就是在西西弗斯推石头的历练间隙中，搭建自己的沙堡。

生活中很大的部分都是在重复，循环。除了基本的睡觉、吃饭之外，还包括每周的打扫卫生，不然房间中的灰尘就会不适合生存，包括每天搭同样的电车去上学，包括去同一个超市采购差不多的杂物，包括抹防晒霜…….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就像是西西弗西努力地把石头推到山顶，然后石头又滚下来了，我们回到山脚重新推石头。

感谢科技，我们需要当西西弗斯的时间变少了。我们有洗衣机，有外卖，有洗碗机等等，未来我们会有自动驾驶汽车，房屋全自动控制系统等等。所以和以前的人们比起来，我们的闲暇时间变多了，然后娱乐业开始兴盛，人们用娱乐内容填充了自己的空闲时间，以逃避无所事事。

这里有两个分叉口，第一个分叉口：我们可以选择享受成为西西弗斯的时间，或者我们可以缩短成为西西弗斯的时间。前者就是慢生活的代表，比如李子柒。重新“看见“组成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吃好每一口饭，走好每一个步伐，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感受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分分秒秒的变化。后者就是扎克伯克倡导的，把生活中你认为不重要的东西都直接固定，衣服就是这么搭配这么反复穿，食谱就是这么设计这么做等等。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决策与犹豫不定的时间，还能利用科技去外包一些重复和讨厌的事情。

第二个分叉口：我们是否要选择用娱乐来填充自己的空闲时间。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要看比例。苦行僧式的生活我觉得太难熬了，人总是需要一些沙雕视频来逗乐自己的。当你观看他人的作品的时候，你是一名消费者，当你自己创造作品的时候，你是生产者。我所说的比例，就是在空出来的时间中你当生产者/准备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间比例。这个比例不是我们想定多少就多少，不是自律就能解决的。有时候自己的本职工作让人痛苦却无法挣脱的话，闲暇时间就是唯一的避难所。带着这种我一定要好好放松/放纵一下的报复心进入空闲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心甘情愿一直当一个消费者的。

欲望八爪鱼，最近读到的一个最棒的人生比喻。摘录几句

全文：https://mp.weixin.qq.com/s/twvAxo4go1s8cZnm5Q2kBg

全文俩万字，读完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读了俩遍😂，up to you.

1. 你的职业对你的所有业余时间，都有重大的影响。对于那些没有财富积累、有钱配偶、巨额遗产的人来说，职业是养家糊口的途径。而职业的其它属性，会决定你在哪里生活，决定你生活的弹性，决定你在业余时间能做的事情，甚至你会和谁结婚。
2.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八爪鱼。每个人的八爪鱼都长得不同，但是差别不会那么大。我敢打赌，大部分人的欲望和恐惧是相似的。首先要明确的是，欲望有很多大类，分别生活在八爪鱼的不同触手上。这些触手互相之间常常吵架。还没完呢。每一只触手，都是由不同的欲望组成的，这些欲望和恐惧，这些欲望即使在自己触手内部都会互相打架。更甚者，有时候在单个的欲望内部，你都会和自己起冲突，就好像你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3. 欲望八爪鱼真的很复杂。没有哪个人类能够满足整只欲望八爪鱼。人类的欲望，是一场选择、牺牲和妥协的游戏。
4. 你不是小时候的你，就好像你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朋友，更不是你的同龄人、社会、偶像，你同样不是过去的决策和当下的环境。你是“此时此刻的你”，唯一一个，独一版本的你自己。你是唯一一个有资格来决定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这是你的思想，你可以对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5. 要说清楚的是，这不代表听从睿智的父母的建议，或者著名哲学家的思想，或者你尊敬的朋友的观点，或者年轻时候的自己的信念，是错的。谦卑的人是能够被影响的，来自外界的影响是我们自身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这里要搞清楚：你是把这些外界影响作为信息，经过内在的真实自己的思考后，再小心的决定接受；还是说这些外界影响直接攻占了你的大脑，占据了你的内心？
6. 你对于职业的信念，和对于获得成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需要经历你审问欲望一样严格的审视流程。而且我觉得，在大部分这样的信念背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靠着常规认知在支撑。当你把这些信念的面具扒下来后，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你的父母/朋友/学校职业导师假冒的。而如果你继续扯这些假冒者的脸皮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脸皮其实是第二层面具，这些信念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一个大众的观念，一个常见的观点，或者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据。这些常规认知，都没有经过你自己的验证，却被全社会当成真理。
7. 那些选择平衡的生活方式的人，进步的速度就是会比工作狂稍微慢点。那些喜欢偷懒或者拖延的人，就是会比那些秩序努力的人进步慢一点。(虽然很遗憾，但是我要选择平衡的生活，yeah)
8. 坚持比步伐要简单，你花在追逐一颗星星的时间越长，你就离星星越近。一辆30迈的车开十分钟，就是没有一辆10迈的车开两个小时走得远。这就是为什么坚持非常重要。一个只愿意为了自己梦想职业付出三年的时间然后就要返回保底工作的人，其实就是在放弃自己真的获得这个梦想职业的机会。无论你多么厉害，如果你在努力两三年后没有突破就决定放弃，你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几年的时间，是不够走完摘取最亮的星星做需要经过的漫长旅程的，不管你的步伐迈的多大。 
9. 把自己的职业发展看成一系列的点，不是一个帮助你决策的心理学小把戏，而是现实的精确写照。把职业看做一条管道不止没有意义，更是一种幻觉。同样的，你也只能关注路径上接下来的那一个点，因为这是你唯一能看到的点。你不用担心排在很后面的点，因为你没法做这个事情，也没有资格做。等到很后面的那个点到你眼前的时候，你会懂得很多现在的你根本不懂得东西。你会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你的欲望八爪鱼也会随着你一起改变。
10. 这也正是为什么纯粹而高级的快乐从来都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那些你感觉到纯粹快乐的时刻，是短暂的幻觉。就好像一段感情的蜜月期，一份新工作，或者努力获得期待已久的成功的那一刻。这些时刻，就好像一个水平一般的高尔夫选手，打出的完美击球一样——这些击球很棒，你也应该好好体验这种快乐感——但是这种快感不代表你是个顶尖的高尔夫球手，你也不会永远都打出完美击球。一个更合理的目标是知足：那种正在体验一条优质的生命路径的满足感，那种知道自己所作的努力将会变成最终大拼图的一部分的自豪感。追逐快乐是菜鸟的做法，聪明人的做法，是在选择和境遇的结合给予你应得的一切的时候，感到知足。人们总说活在当下，但还有一种更广阔的“当下”的概念，一种更宏观的“当下”——活在你生命的每一个当下。如果在你职业的点上，你能诚实的告诉自己感觉很不错，你应该停下来享受一下。
11. 回顾我的生命历程，那些让我最苦恼的错误的起因，都是那些别人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大脑，排挤了我真实的自己。那些错误决定，在当时我就深深的知道，是错的。我未来的目标不是避免犯错，而是希望那些我犯的错误，真的是因我而起。

坦诚是最好的战略

之前的我不能很好地划分自己和他人的界限，最后事情发展到我不得不和一个朋友绝交了，因为她的交往模式给我很大的精神负担。我想说，这不是她的错，因为她和任何人都是这种方式交往，习惯于倾诉自己的困扰和情绪，而且会反复倾诉差不多的遭遇和情绪。但是遇到我这种边界感不清的人，我会把对方的问题当做我自己的问题，我会非常想帮助她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对方的行动力不够我还会很生气。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状态。发展到后来，这段关系的维系需要我付出的心力太多，我就直接拉黑对方了。处理方式很粗糙，但是结果是我需要的。

我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我在收到别人想要倾诉的信号时，我能说：“对不起，我现在状态不好，应该不能承受和安慰你。” 我之前即便自己生活一团糟，我还会特意空出时间，然后听朋友絮絮叨叨几个小时，之后回到家我就会陷入死尸状态，情感透支。

坦诚和承认自己做不到让我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以上，就是24岁的我在想什么。祝自己生日快乐！继续努力！

当我们说自己承担责任时，我们还指能够挺身捍卫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东西，以及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是错误时承担全部后果。但是，当一个人为内心冲突所分裂时，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他应该或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它们中间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他只有捍卫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却不允许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引出了乱子，他必须假装正确，把恶果推向别人。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某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或干不成。他不愿意把责任托付给别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更有能力处理某些事物的人。在他心中，任何事都只有他最懂行。此外，他还不要别人感到他们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帮手或真正变得不可缺少了。他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才不可能如愿以偿。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屈从他人，想做一个大好人。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而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又由于他感到守约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强迫，他暗暗喜欢让别人等候他。还有，他做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最后，他又很想做模范丈夫，而这又要耗费他不少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他反而怪罪团体里别的人员，或责怪外在条件不利。

这样，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屈从讨好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毫无所知。但即使他意识到这两种倾向，他也做不到取其一而舍其二，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觉得自身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而对别人的长处视而不见。所以，他当然不能对冲突产生的后果负责。那样做无异于要他把一心想掩饰的、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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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冲突，患者便在三种办法中任选一种——更常见的是三种办法一齐用。他可能充分运用外化作用，于是一切事物，从食物、气候、健康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被看成是某一祸事的起因。或者，他会认为既然自己并无过错，而不幸的事降临头上，真是于理不公。他居然生病、变老、死亡、婚姻不幸、子女有毛病、工作成绩不被承认，那都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双倍地错了，因为它不仅取消了他的麻烦中自己的一份责任，也取消了所有那些不取决于他而又对他的生活施加影响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有自己的逻辑。这是孤独脱群者的典型思想，这种人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不把自己看成只是一个大链条上的小环节。他认为自己处，但不愿意把自己与别人联系起来，不论是好是坏。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并没有个人参与，还是免不了感受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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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是冲突造成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保持身心统一不被分裂的希望。严重的神经症导致了这一状态。患者最基本的意识是感到自己像鸟儿被囚进笼子一样被冲突抓住不放，看不到解救的可能。于是病人试图解决冲突，这种尝试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更加使病人与自我疏离。重复性的体验只加深了他的绝望感。患者的才能从来不曾取得成功，这或者是因为精力一次又一次被分散到过多的方面，或者是因为一进行创造性工作便遇到巨大的困难，足以妨碍他的继续努力。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他的爱情、婚姻、友谊，这些都一个又一个地崩溃了。这样重复的失败，令患者沮丧泄气，这就像做实验用的老鼠看见面前的小门里有食物，扑上去抓又抓不着，因为有东西挡在前面，无论它扑了多少次还是遭到同样的挫折。

不仅如此，他还从事着另一毫无希望的追求——想成为理想的那种形象。在产生无望感的原因中，甚至很难说这种追求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治疗中，当患者意识到自己远不是自以为的那种唯一完美的人时，他的失望感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他感到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这是因为，他再也不敢图谋达到那种辉煌的高度；这还因为，他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便对自己极端鄙夷，而这种自卑又粉碎了他再有所图的指望，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他再不敢企求有所进取。

最后，使患者感到无望的，还有一个原因。患者在为人处世中，重心不是落在自身，而是落在外在因素上，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已不是原动力了。这样一来，他失去了自信，他失去了作为健全的人而发展的信念。于是他事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被人们察觉，却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足以称作心灵的死亡。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但是，尽管他颓丧绝望……他还是可以……完全有能力照样打发生活，照样忙碌于尘世的事务，娶妻生子，赢得声誉和地位。或许，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他是没有自我的。像这样难以引人注意的东西，世人是不会表示兴趣的。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会过问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一切事情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让人们注意自己的自我。而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悄无声息地来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相比之下，任何别的损失，比如一条胳膊、一条腿、几文钱、一个妻子等等，倒是肯定会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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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相信病人真能改变，即相不相信从根本上来讲他是能够自己解决冲突的，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对付这一问题，也决定了他能不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楚地显示出了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弗氏的心理学及其哲学本质上是悲观的。这在他对人类未来的观点上尤其明显，34表现在他对治疗法的态度上。在他的理论基础上，他除了悲观失望并无他路。据他看来，人受本能驱使，本能至多只能通过“升华”得到调节。人寻求满足的本能倾向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遭到挫败，他的“自我”永远在本能趋势与“超我”之间被扔来抛去，这种“自我”本身也只能得到调节。“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压抑和破坏，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想。希望达到个人的完美，那只是“自恋”。破坏性是人的本性。“死亡本能”驱迫着他或者去毁灭他人，或者去受苦。弗氏的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承认有积极正面的态度可以导致改变，从而限制了他所发明的极有潜在能量的治疗法的价值。与此相反，我深信，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趋势并不是本能的，而是发源于人际关系的失调。我认为，随着人际关系的改善，这些趋势也能够发生改变，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能真正消除。这不是说，基于我这种理论原则上的治疗法一点局限也没有。要确切无误地界定它的局限，还要先做大量的工作。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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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无望感不是用一个解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假如病人开始认识到无望感的确是个问题，但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从而不再陷入绝望之中，不再认为那是无可挽救的，那么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收获。就是这第一步，已使病人解放出来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当然还有起伏和曲折。在他得到了某些有益的认识时，会变得乐观甚至过度乐观，而一旦碰上一个更大的困难便马上旧病复发，又一蹶不振。尽管问题每次都要重新对待，但它对患者的钳制作用会减弱，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能够改变。从而，他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在分析过程的开头，这种动力也许只局限在他的小小的愿望上，即想摆脱自己最深感不安的症状。但随着病人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桎梏，随着他体会到自由的快乐，这种动力也会愈渐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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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受控伙伴的奴役方式也很有特性。这些方式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取决于两人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向受虐者施与一点恩惠，至少使受虐者感到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下去。施虐者甚至会满足受虐者的某些要求。当然，从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讲，这种给予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维持受虐一方的最低要求。但施虐者却会尽力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给予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他会向对方指出，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理解他、支持他，给予他这样大的性的满足，给他提供如此多的乐趣。确实可以说，除我以外，谁也不能忍受你。可是，与此同时，施虐者又用将会有的好处来诱惑受虐者。他或暗示或明说要给对方以爱，答应将与其结婚，给对方在金钱、待遇上更多的好处等。有时，施虐者又向受虐者发誓说离不开他，从而更加加强了自己对受虐者的吸引力。由于施虐者的这种占有性控制以及经常贬低他人，他把受虐者与他人分隔开并孤立起来，所以，他的上述策略变得更加行之有效。如果受虐者变得完全依赖于施虐者，施虐者又可能威胁要离开受虐者。当然，施虐者还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恫吓手段，不过那些手段自有其规律，我们将另文详述。自然，不考虑受虐者的性格特征，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关系的发展。受虐者常常属于屈从型，所以害怕被抛弃。或者，他是那种把自己的虐待倾向深深压抑下去而变得可怜无助的人。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加以讨论。

这种关系必然滋生出的相互依赖性，不仅引起受虐者的忌恨，也同样使施虐者感到不满。如果施虐者有较强的孤独离群的倾向，那么，受虐者对他事事言听计从，处处模仿吸收，也只会引起他的恼怒。他认识不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拆不开、拉不断的结，却责怪对方把自己死死抓住不放。在这种时候，他要抽身离去的要求，既表现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也作为威吓对方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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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有虐待狂的人不能不诋毁他人。我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了,患者的逻辑正是一种强迫性的、常常还是盲目的倾向,即要改造别人或至少改造他的伙伴。由于他自己达不到他的理想,他的伙伴必须达到才行。他把对自己无情的恼怒发泄到伙伴头上,尤其是对方显然有违于那种理想化意象时。施虐者有时会自问:“我为什么不停止对他的干预,让他自行其是?”但是,显然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不能左右他的行动,因为内心的冲突还在进行并被外化。他通常把施与伙伴身上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关心伙伴的成长”。无须赘言,这并不是爱。这也不是旨在使伙伴依照自己的天性,遵循自己的规律得以发展。事实上,施虐者强加在受虐者身上的,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目的,即实现施虐者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他为了排除自卑而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使他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心去达到他的目的。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斗争,我们就更能透视虐待狂症状所固有的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了,这个因素就是报复性。这种报复的倾向像毒汁一样浸透了他人格中的每一个细胞。他必须是报复性的,因为这样才能把强烈的自卑赶出内心世界。由于他的自以为是使他觉得麻烦苦恼不应该与他沾边,所以他便认为那是别人亏待了他,害苦了他;由于他不明白自己沮丧失望的根源在自己内心,他自然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是别人毁坏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做出补偿,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因素,窒息了他内心所有的同情和怜恤。为什么我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何况他们过得比我快活!在针对具体不同的个人时,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种浸透了他整个人格的病态倾向。

我们对虐待狂倾向的人进行了这样的观察以后,看到了他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别人排斥在外,注定倒霉,于是便倒行逆施,盲目地将报复性恼怒发泄到别人身上。我们现在也懂得了,他通过使别人不幸,来试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还不是全部的解释,单是破坏性趋势还不能解释这么多虐待狂表现所特有的那种忘乎一切的追求。其中必定还有某些更肯定的好处,某些对施虐者来说意义重大的好处,才驱使他有那一切的表现。我们这样说,似乎与我们先前的断言有矛盾,即先前认为虐待行为是丧失希望后的产物。一个不再怀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够有所希望,有所追求,而且是以这样的执着与狂热进行追求呢?然而事实是,患者主观上认为,他不仅平息了难以忍受的自我鄙视,同时还给自己造成了一种优越的感觉。当他铸造别人的生活模式时,他不仅获得一种令他鼓舞的权力感,还找到了一种自己生活的替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别人时,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代偿性感情生活,这大大减弱了自己的贫乏空虚的感受。当他击败别人时,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兴奋,这自然使他忘掉了自己可怜的失败。这种对复仇性胜利的渴求,也许是他最强大的动力。

他所有的追求也同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的、心理平衡的正常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兴奋,越是成熟的人,越不在乎那种兴奋。但虐待狂患者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之外,几乎所有其他感觉都已被窒息了。他是一个虽生犹死的人,需要那些猛烈尖锐的刺激才能感到自己是个活人。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对别人的虐待能给他一种力量感和自豪感,这便更加巩固了他无意识的自我万能感。在分析治疗进程中,患者对自己表现的虐待倾向所持的态度,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倾向时,他似乎会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倾向。但他暗示的这种摒弃错误的打算,并非真心诚意。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大众通行的标准,他可能不时有自我厌恶的感觉。不过,到后来,正当他打算放弃虐待狂生活方式时,他又可能突然感到自己要失去一个宝贵的东西了。那时他会初次有意识地体验到一种因为能对别人为所欲为而感到的兴奋。他可能开始担心,分析只会证实自己是可悲的弱者。我们在分析中常可见到这种凭主观产生的顾虑。分析治疗后,一旦把患者那种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务的力量剥夺掉,他便看到了自己的一副可怜相,到一定时候,他会认识到,自己从虐待行为中取得的力量感和自豪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但他觉得这种替代物很宝贵,因为真实的力量与自豪对他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们明白了这些收获所具有的性质,便可知道,我所说的丧失了希望的人也可能狂热地追求某些目标,这并不与前面的断言相矛盾。但他指望的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完成,而造成他的无望状态的因素依然没有变动他也不要求改变,他所追求的只是替代物。

他的感情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方式而得到的。做个虐待狂,这意味着在生活中富于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是通过他人得以实现的。但对生活中的彻底失败者来说,这是他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方式。他追求目标时表现得不顾切,正是因为感到绝望。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他只会有所获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虐待狂的努力是有确定的目标的,所以应该被看作一种旨在补偿的努力。虐待狂患者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逐目标,是因为在占了他人上风的时候,他就可以忘掉自己受挫的沮丧和失。

这些追求中的破坏性因素不能不给患者本人带来反作用。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越来越严重的自卑感,另一个同样有意义的反作用是使患者产生焦虑。这部分是由于惧怕受虐者反戈一击进行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其道还治其身。在他的意识中,这种忧虑只表现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总想整他,即是说,如果他不经常保持攻势以防他人侵犯,自己就会吃亏。他必须高度提防,随时预见,察觉出可能向自己发起的进攻,不论自己的实际目的是什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这种无意识中确认的自我神圣性是很有作用的,这使他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安全感。他决不会受到伤害,决不会暴露弱点,决不会发生意外,决不会感染疾病。的确,他是决不会死的。如果他仍然受到伤害,无论是因他人还是因为客观而引起的,他的这种伪安全感便一下被击碎了,他便可能惶惶不可终日。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的爆炸性和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烈性炸警惕性,才能把危险因素严加控制,不让它们造成危害。可是假如他自忖酒量大而好酒贪杯,那些因素便会挣脱控制出现在表面,那时,他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的东西),他的危险冲突也可能被自己意识到。这样,左拉的《人面兽心》一书中的虐待狂在受到一个姑娘的吸引时反而感到恐惧,因为这激起了他想杀掉她的谋杀冲动。患者在目睹意外事件或残忍行为时,也会受到恐惧的袭击,因为那些景象反而唤起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和焦虑,这两种因素是虐待冲动被压抑的主要原因。压抑的深度和广度则各有不同,破坏性冲动常常只是意识触及不到罢了。笼统地说,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患者本人一直对自己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毫无所知。他只是偶尔意识到自己有时会产生想虐待一个弱者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到他人的暴虐行为时感到一种激动,或意识到自要是无意识的。他对自我、对他人的麻木感,正是遮蔽问题的因素。只要他的感情麻木状态不被解除,他便不能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己的作为。同时,由于他自圆其说以掩盖虐待事实,他的诡辩不仅达到自欺的目的,还常常能够欺骗他人。我们不能忘记,虐待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最末阶段。所以,诡辩的具体表现取决于特定的神经症的构成。比如,屈从型奴役伙伴,他无意识中还以为是在爱。他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要求。因为他是这么可怜无助,充满恐惧又体弱多病,他的伙伴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伙伴就应该一直不离开他。他的责怪也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他总是无意识地向人说明,别人给了他多少苦头。

攻击型患者毫无伪装地表现自己的虐待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有意识的。他毫不迟疑地表现出不满、蔑视、要求,但他不仅觉得自己完全有理,还觉得自己很坦率。他还把对他人的忽视外化,把对他人的利用这一行为外化,威胁他人说,是他们的亏待损害了他。

孤独型在表现虐待倾向时,唯独显得温和客气。他以无声无形的方式挫败别人,以他随时打算抽身退出的姿态使别人感到不可依靠,暗示自己正受他们的纠缠或打扰,看到别人出丑便心中暗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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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包括了最先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神经症任其自行发展,则那些强迫性压力日趋严重,而治疗法所完成的道路则刚好与此相反。患者过去由于面临无助、恐惧、敌意、孤立而只好采取办法对付,从而产生了那些态度,现在那些态度越来越失去了意义,所以逐渐被抛弃了。的确,面对那些使自己讨厌但又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以平等地位与人相处,为什么要把自已抹杀或牺牲给那些讨厌的人呢?如果自已感到内心是安全的,能够和他人一样生活与奋斗,并不感受到那种经常的怕被淹没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对权力或名气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为什么还需要焦虑地回避他人呢?

一定类型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个唯一的目标,这就是获得权力或财富。但如果拿这种人格的结构与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想得到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某种帮助还是某种慷慨。他深信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仅仅是因为这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用。为爱而爱对于他毫无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防卫措施都仅仅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这就是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即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冲突,才被迫成为这种行为类型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这种追求,他也并不会形成神经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态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不可战胜。

然而,神经症病人却会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病人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神经症病人何以会变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野心和要求,又为什么会阻止或完全逃避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之所以会限制自己的竞争心,其原因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特别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他的攻击倾向过分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具有两种两样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渴这种。

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尽管如此,这种压力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通常,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解决,种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种则是限制自己的野心。关于他如何使自己的攻击需要合理化,我们不妨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的性质和特征,与我们在讨论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使这些方式合理化时所发现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完全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要求变得无可非议,从而使它们不致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说在一场竞争中他贬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击了他人,那么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那么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往往被混同于“自恋倾向。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句话说,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需要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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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得到。它表明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今日最普遍之邪恶的自卑感,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他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在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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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些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说来,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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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已十分可怜、十分低贱的同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地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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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它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等。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为我所做的某件事来找我算账的。如果朋友很久不上门或很久不写信来,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总是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情,明显地对不起他,他也仍然会想方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任何利益冲突,他都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就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就在他似乎被犯罪感所淹没的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他这种自我谴责信以为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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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使神经症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一任务却是双倍的很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病人更难于发现自己有改变其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已有任何改变的必要。逃避这一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我谴责就可以“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之中,那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病人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病人,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他们的这种态度,就好像是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道:瞧,这多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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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开表现出来的谴责,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而要完全释放这些仇恨和不满,就需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一些允许神经症病人表现其仇恨和不满,同时又不必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其中一些是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希望诅咒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在对丈夫产生嫉妒的时候责骂她的女佣),或者更一般地转移到咒骂环境或埋怨命运上去。这些发泄方式作为“安全阀门”,其本身并不是专为神经症病人设计的。神经症病人间接地、不自觉地表现其种种对他人指责的特殊方法,是通过遭受痛苦作为其媒介的。神经症病人可以用遭受痛苦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妻子由于其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嫉妒心理,而且还能得到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额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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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痛苦中,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利益可以获得,并没有任何观众可以被打动,并没有任何同情可以被赢得,也不可能通过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意愿而获得一种隐秘的精神胜利。尽管如此,神经症病人仍可以得到一种收获,尽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收获。在恋爱中招致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某些弱点或缺陷,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来说乃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一旦在自己心目中把自己降低到等于零的地步,成功与失败、优越与低劣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通过夸张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沉浸在不幸或一钱不值的基本感觉中,这种令人恼怒的体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这种特殊的痛苦所带来的刺激也就被催眠,被麻醉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种辩证的原理,它包含着在某一关节点上,量可以转化为质的哲学真理。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然而使自己沉浸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可以起到用鸦片来避免痛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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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我们认识到经过夸张的痛苦具有这种麻醉效果,我们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去揭示受虐倾向中可以为人门所理解的动机。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痛苦可以产生满足,因为这种满足显然不仅存在于性变态和性幻想的受虐倾向中,而且我们也相信它确实存在于神经症病人一般的受苦倾向中。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发现一切受虐倾向所共同具有的那些要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现隐藏在这些倾向下面的对于人生的基本态度。当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这些倾向的时候,我们明确地发现,这一普遍的共同特性,乃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软弱感表现在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及对待命运的总的态度上。简言之,我们不妨将它描述为一种深刻的无意义感或甚至是虚无感。这是一种像芦苇一样很容易随风摇摆的感觉,一种处在他人手心之中,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过分顺从的倾向,或出于自卫而过分强调支配他人和绝不退让。这是一种对他人的爱的信赖感,是一种对他人的判断的依赖感——前者表现为对爱的过度需要,后者表现为对遭人反感的过分恐惧。这是一种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让他人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和做出决定的感觉,是一种善与恶统统来自外界,个人完全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消极地表现为预感到大难临头,积极地表现为期待着奇迹发生,而自己却用不着动动手指头。这是一种没有他人提供刺激,提供手段和目标,人就不能生存,不能工作,不能享受任何事物的对于人生的总体感觉,是一种像奴隶一样任人摆布的感觉。我们将怎样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呢?难道归根结底这不是一种缺乏生命活力的表现吗?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这样,但总的说来,神经症患者生命力的差异并不比正常人更大。那么,这是基本焦虑导致的一种单纯后果吗?不错,焦虑与此有某种关系,但如果仅仅是焦虑,则完全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即迫使一个人去追求和获得更多的力量,以便使自己获得安全。

答案只能是:这种内在的软弱感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被人们感觉为软弱并且显得像软弱的,仅仅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我们从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张了自己的软弱,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软弱。这种软弱倾向不仅可以通过逻辑推论而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往往能够或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偶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获得满足的目的甚至明显地已经达到。一个病人去拜访一些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她到达的时候,先是因为没有人到车站接她,后来她发现有些朋友已离家外出,她因此感到十分失望。她说,到此为止,这完全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接着她就感到自己陷入种十分孤独和绝望的感觉中。她很快就发觉,这种感觉与产生它的诱发因素完全不相称,远远超过了她所受到的刺激。而像这样沉溺在不幸的感觉中,不仅减轻了她的痛苦,而且甚至令人感到十分愉快。

满足的实现,在具有受虐性质的性变态和性幻想中,例如在被强奷、被毒打、被侮辱、被奴役的幻想以及它们的实施过程中,要更为常见和更加明显得多。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同一种软弱倾向的不同表现罢了。

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5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性原(principiumindividuationis)中解放出来;正是他称为“酒神”精神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倾向视为与“日神”精神—它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恰恰相反的一种人类基本追求。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谈到酒神倾向的时候,把它与人们企图获得狂欢体验的努力联系起来,指出这种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是何等广泛地存在,其表现形式又是何等多种多样。

无论神经症病人是使自己屈服于他人还是屈服于命运,无论他自愿承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他所寻求的满足,都似乎无非是削弱或消除个人的自我,这样他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者,而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的客体(object)。

一旦受虐倾向像这样被整合到一种放弃个人自我的总体倾向中,它所追求的,并通过软弱和痛苦来获得满足,就不再令人感到奇怪;它已被置放到一个熟悉的参考系中。5神经症病人身上顽固的受虐倾向,就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这就是,这种受虐倾向同时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对抗焦虑,并提供潜在的或现实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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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都遭遇着同样的内心冲突,发现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内心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我们文化中,是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症的形成恰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这种方式我称为外化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误以为是发生在自身之外，于是便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导致了自己的麻烦。与理想化行为相同的是，外化倾向的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但不同的是，理想化行为对真实人格的再加工总还停留在自我的疆域以内，而外化倾向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求得逃避基本冲突的庇护所，但是，当真实的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差别太大，精神的张力再也无法承受时，他便不能再从自己得到什么依靠，于是，唯一能做的便是逃离自我，把每一事物都看成发自外部。

这种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行为，即所谓个人问题的对象化。人们一般用投射作用来描述这样一种行为：自己身上有自己讨厌的那些倾向或品质，却把它看成是别人身上的东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支配、自大、卑微等倾向，便怀疑别人也有这类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作用这一术语用得完全正确。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罪责的推卸只是一个方面。患者不仅把过失当作是别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别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会对弱小国家的被压迫者深感不安，但不能意识到自己感受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失望，但对别人的失望却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他人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某人对他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自己对自己发怒。或者他感到对别人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恼怒。不仅如此，他会把自己的坏脾气或好心情，失败或成功都归咎于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看成是天成，连心绪的好坏也是天气的缘故。

当一个人感到他的生活无论好坏皆取决于他人时，他自然一心想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影响他人，或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干涉。这样，外化作用导致的对他人的依赖——当然大不同于对温情的病态渴求所造成的依赖性。同时，它还导致对外在条件的过度依赖。他住在城内还是住在乡下，吃这种食物或是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还是属于那个团体——这些都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了。这样，他获得了荣格称之为外倾的那种特性。但荣格把外倾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却认为这是患者企图用外化作用消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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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视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他要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己。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自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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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外化作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病人疏离了自我，而这种疏离正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由于自我被消灭了，自然的结果便是内心冲突也被逐出意识。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多地责难他人，报复他人，畏惧他人，结果以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这尤其是因为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剧了最早引起神经症的冲突，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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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很大，以至于我们十分奇怪患者本人居然看不到这一点。他不仅根本看不到，甚至对就在他面前出现的矛盾也木然无知。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首先使我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和有关的问题。比如，一个具有屈从型各种特点的病人，虽然自认为是个像耶稣一样的大好人，有一次却用随便的口气告诉我，在办公会议上他恨不能用枪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些类似杀生念头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戏称为“好玩”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圣徒般的自我理想化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一位科学家。他相信自己献身于科学，自认是发明家。在决定自己应该出版哪一些著作时，他纯粹只从碰运气的动机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东西。他并不试图伪装或掩饰，只是像上边一例那样完全不知道这中间有矛盾。同理，一个把自己想成是善良和直率化身的男子，从一个姑娘手中索取钱财又花在另一个姑娘身上，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

很明显，在这几例中，视而不见的盲点作用的功能是将潜藏的冲突排斥在知觉之外。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排斥居然那么容易地就实现了！因为这几例病人不仅有文化，还有心理学知识。如果只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想看的东西置之不理，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欲望去这样做。一句话，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我们极不愿意承认冲突。不过这里面真正的问题是，像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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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冲突生活主要还意味着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是冲突本身造成的，还是试图解决冲突的各种错误办法造成的。当一个人在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是不能将精力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他总是企图同时达到两个甚至三个相互矛盾的目的。这意味着他不是分散了精力就是自己挫败了自己的努力。犯前面一种毛病的人，像培尔·金特这种人物一样，他们的理想化意象诱使他们相信，自己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一位属于这种病例的女性，想做一个理想的良母、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想穿着体面，在社交和政治场合上大出风头；想当贤妻，又想有婚外私通，并且能做自己想做的创造性工作。无须说，她的这些渴求是不可能都实现的；她最终还将一事无成，而她的精力——无论她生来有多大的精力——都将被浪费掉。

更常见的是对某一个目标的追求也遭致失败，因为相互矛盾的动机相互阻碍了对方。一个男子可能想做人之良友，但他又想左右他人，发号施令，结果他的潜在可能性得不到实现。另一个人想他的子女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求和固执的自以为是使他达不到这个愿望。又有人想写一本书，但头痛如裂，或浑身疲软无力，尤其是在不能马上想到要说的话时。在这一例中依然是理想化意象在起作用：既然他是一位高手，为什么辉煌的思想不应该从自己笔尖下滔滔涌流而出，有如从魔术师的帽子里蹦出小白兔？于是，当没有什么预想的东西出现时，患者便对自己大动肝火。别人也可以有那种他打算在会上公布的高明观点，但他不仅要以一种一鸣惊人、压倒众人的方式表达这个观点，他还需要众口赞誉，无人反对。但同时由于他把自卑感外化，他又随时担心受到嘲弄讥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他完全丧失了思维的能力，即使他有可能得到一点思想，也不能产生出什么结果。另外还有一种人倒是思路清晰，有条不紊，但由于他有虐待狂倾向，便使自己与周围的人发生对立。我们无须再举更多这种例子，如果我们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就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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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也可见于基本冲突。尽管患者竭力想使它们相互协调，它们还是不断对他发生影响。不过，这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道德价值被他或能够被他认真当回事。理想化意象尽管包括真实理想的因素，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赝品，患者本人和缺乏训练的观察者要识别出这种伪造性质，其困难正像要识别出一张伪造的银行支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神经症患者可能真正相信他在对自己的理想紧追不舍，所以会谴责自己的每一个疏忽。这样，在追求他的标准时，他显得过分地兢兢业业。或者，患者可能在想到和谈到价值与理想时坠入自我陶醉。我所说的他不认真把自己的理想当回事，是指那些理想对他的生活不具有义务的强制力量，当他觉得方便或发现它有用时便遵循它的准则，否则便束之高阁。我们在讨论盲点作用和分隔作用时已见过这类病例，而类似情形绝少见之于对理想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如果那些理想是真的，也就不容易被随便丢弃，而患者尽管真正对某一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可一旦碰上任何诱惑则马上背叛那种事业。

由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独特的重要地位。但自从这一思想运动深入发展之时起，便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持不同见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弗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或偏离，或背叛，这样，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也从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其中，卡伦·霍尼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弗氏的学说做出了重大的修正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氏的生物决定论。比如，人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症状，一直是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但在霍尼之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有人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严密、细致的分析。有的心理学家即使触及这一类问题，也未能做出较为中肯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这两种力量之争，而强迫性内驱力则具有本能的性质，追求的是满足。总之，冲突的根源来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而本书作者认为，冲突来自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这些冲突的出现表明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紊乱和失调，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源在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状态，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动物性——生活密切相关。这样，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来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个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那样一个极具片面性的狭小范围内。

又比如，与弗氏的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力比多”理论不同，作者认为被弗氏看作“力比多”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只是处于神经症冲突中的人对温情与友爱的渴求，其诱因是焦虑而不是性欲，其目的是在与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欲的满足。诚然，作者并不否认个人以往的体验所具有的意义，但她认为精神分析的重心不应该是处处沿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该是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扰的人认识并改善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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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申明：有冲突并非就是患了神经症。生活中总有我们的兴趣、信念与周围的人发生冲撞的时刻。所以，正像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本能。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防卫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决定了的，不以个体的意反的欲望之间决定取舍。比如，我们想一人独处，又想有人做伴；我们既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在我们的意愿与义务之间有冲突。例如，有人陷入困难正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却渴望与情人幽会；我们也许左右为难，既想赞同别人，又想反对他们。最后，我们也许动摇于两个价值观念之间。比如，战争期间我们相信冒险出征是义务，但也认为留下来照看亲人是责任。

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取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即使是这样，冲突也并没有消失。一种忠诚会与另外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欲望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于某个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对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对之表示蔑视；可以坚信有必要严厉管束儿童，也可以认为应该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应该有同一个标准；他可以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的情感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并无关系；他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肤色或鼻形。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选择。

无疑，生活在我们的文明之中的人，必须经常进行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冲突，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所以也拿不出什么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一般都是让自己任随事件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做了妥协还不知道，卷入了矛盾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这儿指的是正常人，一般的、没有神经症的人。

所以，要认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样的前提有四重性：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内容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于是就自以为喜欢他了？假如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正悲伤，还是只照惯例表示一番感情？我们是真正渴望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那种职业在我们眼中显得体面和有利可图？我们是真正想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独立能力，还是只是口是心非地表示这种意愿？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类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好回答，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常与信念、道德观等有牵连，所以，只有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套价值观念，才谈得上认识那些冲突。从他人得来的、还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的观念，很少导致冲突，也很少能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影响时，这样的观念很快就被放弃，由新的观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别人看重的价值观简单地拿过来当作自己的，那么，本来以我们的利益为中心的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例如，假如一个儿子从不对心胸狭窄的父亲有所怀疑，那么，在父亲要他从事一项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心中就不会发生什么冲突了。已婚男子如果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实际上就陷入了冲突之中。在他无力确立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便干脆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而不去面对冲突做出决定。

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摒弃矛盾的两方面中的一面。但极少有人能做到断然取舍，因为我们的感情和信念是混淆不清的。也许，说到底还因为我们多数人并没有强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不能有所舍弃。

最后，要做出一项决策，其前提条件是决策人愿意并有能力对决策负责。这当然包含做出错误决策的危险，但决策者愿意承担后果而不会怪罪他人。决策者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他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我们现在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一要求。

由于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陷在冲突的桎梏中（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便趋向于以妒忌和羡慕的心情去看待那些似乎悠然自得、毫无这类冲突的人。这种羡慕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强者，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者，由于时间的流逝，冲突的威力已消失，做决策已无必要，他们便获得了一种从容沉静的风度。但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常常，我们欣慕的人由于他们缺乏热情、随波逐流或投机取巧，而没有能力真正面对冲突或靠自己的信念去设法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并无主动意志，只是偷懒取巧而占了便宜罢了。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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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后面会变得明显，这里只说一点：我不相信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遭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够解释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那种结果。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引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得远为复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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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的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求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欲望，有两个因素促成这一欲望：其一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即我们的生活之轮必须照常运转，而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持续地逼迫时，则做不到这一点；其二是我们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恐惧，怕被分裂。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余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地位，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强烈，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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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所指望的，是消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又不对冲突本身进行任何改动。这种态度正是每一种企图解决冲突的神经症式的努力所特有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努力到头来注定失败的理由。不过，对于把爱作为解决手段的情况，我们还得说一句。如果“屈从型”患者真的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这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者这伙伴的神经症刚好与他自己的相互弥补，那么，他的苦恼有可能大大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中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会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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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乔治·修拉

《格拉维林水道港口》（PortofGravelinesChannel）

1890

布面油画

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修拉是一个早慧奇才，死的时候不到三十二岁。很少有艺术家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自己的风格。修拉不仅找到了一种风格，而且他的风格是十五世纪以来，发展得最明晰的一种古典风格，这种风格以点彩为基础。印象主义的单位是笔触，无论肥或瘦，干净或污脏，有条纹，乌贼喷墨状，或者透明，在形式上总是难以预测，又总是与形式方向的描画相关，本能地混合起来，以便符合期实证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之子。由于有了元素周期表，人类似乎知道了现实的所有构成部分——物质的积木块本身。能不能够把视觉拆解到最细的颗粒，由此建构一种看待事物的客观语法呢？修拉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他的理论建筑在色彩分析和视觉观察的科学研究上。在这些研究中，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欧仁·舍夫勒尔1839年所著《色彩同时对比法则》（TheLawofSimultaneousColourContrast）一书。舍夫勒尔表明，局部色彩是在眼睛上混合起来的。纯粹色彩的一点，能在视网膜上产生周围互补色光环的一种印象。例如，带蓝色边缘的橘色，带绿色边缘的红色，带黄色边缘的紫色。这些周遭光环的“干扰”意味着，每一种色彩都会改变其相邻的色彩。因此，色彩视觉是一种互相作用，一片互相连接的事件之网，而不是简单地向眼睛一个接一个地交代色彩。修拉决意要明确地表现这一点，他把色块画得很小，缩减到色点。于是产生了这个名词“点彩派”。色点一个挨一个，仿佛珊瑚虫样成百上千地生长，而且（也像这些细小的生物），珠联璧合成坚硬的沉淀体，一种成型的珊瑚礁石。画布上每平方英寸，有着如此之多的色点，这意味着修拉可以置换他需要的所有色彩和明暗对比。当然，这并非一个流动的系统，这种画法更适于画宁静、神圣、光亮的主题，而非骚动的、戏剧性的场面。

而这种画法最适合的就是风景。修拉经常造访法国北部坐落在英吉利海峡之滨的几座港口城市。他画的那些光秃秃的海滨大道，平坦的海平线，以及光明照耀下的宁静，显露出一种使人吃惊得喘不过大气来的视觉分析力量。《格拉维林水道港口》（图72）看上去很简单，但只要回想一下，就觉得它多么天衣无缝。色彩上哪怕产生一点点错误，都会戳坏那片由色点交织而成的绷紧、沙质、奶油色的画面。如果修拉的基底系统和他描绘的更大形式之间构成的那种协调稍有松弛，就会留下麻疹的视觉效果。恰恰相反，画上有一种完美无缺的清癯感，水道空气的雾霭和亮度，纤发毕露地转换成形式（还不仅仅靠色彩来烘托）。画面上因缺乏入射角而哄着眼睛重新审视作为该画根本主题的光线分析。画面上疏朗的高光点有纺锤般的桅杆、一座灯塔、一根系缆柱，以及港湾呈弧形的一角，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很难再找到另一幅把自身作为思想风景更加细腻地呈现的画了。

73.乔治·修拉

《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Jatte）1884—1886

布面油画

芝加哥艺术学院

74.皮维·德·夏凡纳

《希腊殖民地玛西利亚》（Massilia,GreekColony）

1869

壁挂布面油画

马赛美术馆

1886年在独立派沙龙（SalondesIndépendants）中看到这幅画的一些批评家，笑修拉不该把现实掩盖在一大堆彩色的虱子（色点）下面，或取笑他的“亚述”式的画中人…….他在这方面的灵感，部分来自法国艺术家皮维·德·夏凡纳（1824—1898）的作品，后者所作的壁画，现在依然装饰着巴黎的先哲祠。这是一位专画庄严朴素，理想化的“复古风格”（all’antica）寓言的画家。夏凡纳对侧面像和刻板、拘谨的姿态的驾驭，他的惨白光线和解析式的构图，都使巴黎的艺术家们觉得十分“现代”，而他的影响在雷诺阿、高更、马蒂斯、莫里斯·德尼，甚至蓝色时期的毕加索，以及修拉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在某些方面，《大碗岛》似乎派生自夏凡纳描绘的马赛建城的阿卡狄亚式景象（图74）。难怪修拉的朋友、批评家菲利·菲内翁这样描写《大碗岛》，“……给四十来人添加了一种神圣而简洁的风格，严格地从背后、前面或侧面加以处理，呈直角而坐，呈水平方向伸展，挺得笔直，宛如一个现代化的夏凡纳”

……..修拉的现代性中，有一部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正因为这是一幅有距离感的画，一个表面，而不是一扇窗户，它才使观画人驻足流连，思索其语义。艺术作为语言的景观，颇令修拉着迷，也令所有的艺术家着迷。但在1880年之前，这一点还没有经常成为作品的主题。修拉觉察到，在现代主义的意识中，有着某种原子化的、分裂的和分析的东西，而他的作品预示着艺术将越来越多地指涉自身的方式。在极度自我意识的状态中，要想建造一种统一的意义，意味着必须把主题分成微小颗粒，然后在具有正式秩序的视觉下加以重组。现实只是在作为一张细小而清晰的静感之网络时，才会成为永恒。说到底，这就是《大碗岛》的意义：无限的分裂，无限的关系，以及为使它们成为肉眼可见而作的挣扎——哪怕这是以牺牲“真实生活”为代价的。

75.克劳德·莫奈

《干草垛》（Haystacks）

1891

布面油画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76.克劳德·莫奈

《鲁昂大教堂（日光）》［RouenCathedral:ThePortal（Sunlight）］

1894

布面油画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无论如何，在1891年，莫奈展出了他的第一个绘画系列：一组干草堆的十五种景色。一垛垛圆圆的干草堆，跟人造物一样，也几乎没有形体。莫奈的这个选择，就像当年的库尔贝，决心一定要把远处一堆他实际上分辨不出来的棍子画出来。这些干草堆是光线的中性贮藏器（图75）。但那是他们的观点，莫奈想展示十五种光线无限变幻的效果，这可以在一天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天气下，根据一种主题画出来。他的意图是想让每堆干草垛看起来像某种既平淡无奇，又无穷无尽，可以阻挡住人眼带来的所有审视和歧视。“一粒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莫奈把这一垛垛干草赋予了魔幻的色彩，仿佛它们是彩绘玻璃，接下去便绘制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仿佛那是一垛干草。1892年，他在鲁昂大教堂西面的对过租了一间房，然后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对同样的立面绘制了二十几幅画。当然，他在绘制这座建筑物时，并无任何宗教动机。莫奈并非一个虔诚的法国人。历史上从来无一座如此受人景仰的建筑物，被人以现在时如此坚决地画进画中，也从无这样一个著名的宗教建筑，被人以如此世俗的方式进行处理。事实上，莫奈把鲁昂大教堂处理得像一棵白杨，一垛干草，或一块草坪，这种决定直至今日仍然有点儿让人不安，因为这暗示人的意识比任何宗教都更重要。《鲁昂大教堂》画出来后，色彩横流，稀糊糊的，就像表面有沙粒，快融化的冰激凌（图76）。画的密度驱除了气氛，教堂表面不再沐浴在空气之中，而是包上了一层油彩的外壳。

莫奈通过系列绘画宣称，他的主题不是一个景色，而是看那个景色的动作——一种思维过程，主观地展开，永远也不固定，永远在成为着什么。这种分析不能在敌意的或不愉快的题材上完成，因为太容易分散注意力。主题必须是着迷的。沉思必须始于愉悦，而不是痛苦，它必须始于自我的中心，而不是受扰动的边缘。“艺术是一种奢侈，”居斯塔夫·福楼拜曾说，“它需要白色的、宁静的手。”表现画家这种心境的一个象征，就是克劳德·莫奈在距巴黎十五英里的吉维尼小镇附近建造的一座花园。他在那儿从1883年住到1926年去世，一直画着他所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