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现真爱，为了发现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要拥有形成、检查和修正美好人生观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修正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只有拥有了“修正的自由”也就是“改宗的自由”，我们才有可能去发现和寻找最好的生活。人的一生甚至要进行不止一次的“灵魂的转向”。
为什么哲学王的倡议不被人们接受？就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而是任他人摆布。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人各有天赋，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天道。如果社会沿袭印度的种姓制度的话，每个人各司其职，只做自己阶级的事情，那么对前路的迷茫就不复存在。然而，人是否愿意用确定性来交换自由呢？
这么想，在任何人生阶段感到迷茫其实是因为你有选择，所以你才有迷茫的机会。
相信人各有命，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在第22讲中曾经说过，关于知识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带来幸福，另一种观点则怀疑知识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比这个区分更复杂一些，确切地说，哲学王的知识给整个城邦带来温暖，而被统治者保持某种无知则是一种福分。可是问题在于，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年轻人对未来有着丰富而理想的想象，因为这种镜花水月而拥有难以浇灭的斗志。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的越多、体验的越多，反而更能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和能力的天花板。知识和经验的增加的确让人感到痛苦，但这种痛苦是脱离浅薄的天真所迎来的新的阶段。
所有的阻碍都只是在考验自己是否真的热爱所做的事情。所以说这种痛苦是一种筛选，你是否能在痛苦中继续汲取知识，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中区分了“大真理”（bigtruths）与“小真相”（smalltruths）。“大真理”指的是对伟大事业与最终目标的信念，要想实现这些事业和目标，就不断地需要谎言和牺牲；“小真相”则指的是能被人们发现的各种事实。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难免会碾碎路边的花草，“大真理”的信奉者会说，这是实现“大真理”的必要代价，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小真相”的探究者则会说，不可以抓大放小，不可以为了追求“大真理”而无视“小真相”，因为历史走了一段小弯路，对于身处历史之中的具体的人很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所知道的一切”（托尼·朱特语）。
人的脆弱性就在于，无论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你撞上了不好的时候和各种诡异的失误，多大的概率也和你无关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延伸出来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风险管理。对于那些虽然是小概率，如果落到自己头上，就会全盘皆输的风险要更有意识。人生是反复博弈的结果，单次的尝试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大面积多次的尝试，就很有概率成功。
所谓“不变的载体”，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说就是“质料”，指的是“作为潜能的东西而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在运动和变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那个东西，在米开朗基罗的例子里就是那块大理石。从采石场到博物馆，大理石仍旧是大理石，它持续地存在着，并没有变成青铜或者黑铁，可是从采石场到博物馆，大理石却从一个状态变成了另一个状态。亚里士多德把前者称为“缺乏”，把后者叫作“形式”。“形式”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它指的是“只在一种完成状态中存在的东西”，我们今天在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里看到的那座大卫像，就是那块大理石的“完成状态”，也就是“形式”。“缺乏”这个概念稍微难以理解一些。
当米开朗基罗说他在这块大理石中“看到了大卫”，他的意思是看到了“作为潜能同时又能在完成状态中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缺乏”。所以我们可以说，米开朗基罗看到了“缺乏”。米开朗基罗说，他的工作就是凿去多余的石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大卫就诞生了。
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转译一下，米开朗基罗就是实现这块大理石的潜能，赋予大理石的质料以形式。说到这里，你应该意识到出现了两组概念，潜能与现实，以及质料和形式。这两组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潜能对应着质料，现实对应着形式。这两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无机物的生成与变化，还能解释生命体的生成与变化。当我们把一粒橡树的种子放到土里，给它培土、浇水、施肥，慢慢地它就发芽、抽枝、长叶，直到最后长成一株橡树，这个过程就是橡树种子的潜能现实化的过程。
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度有多少，我们能多大程度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反映了你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空间。信念本身就是牢笼。你无法向一位盲人诉说色彩的美妙之处。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总结出所谓的“四因说”。分别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质料因回答“事物为什么在运动中继续存在”；形式因回答“事物为什么会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运动”；动力因回答“事物为什么会开始或停止运动”；目的因回答“事物为什么要运动”。亚里士多德相信，在面对新奇事物的时候，只有令人满意地给出这四种原因，我们才不会继续感到惊奇和困惑。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这四种类型的原因，难道就没有第五种类型的原因吗？对此，亚里士多德很自信地说，他很充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了，的确没有第五种类型的原因，如果有的话，举证责任在于提问者而不是他自己。
举证责任：In a legal dispute, one party is initially presumed to be correct and gets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while the other side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When a party bearing the burden of proof meets their burden, the burden of proof switches to the other side.
The burden of proof is usually on the person who brings a claim in a dispute. I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Latin maxim semper necessitas probandi incumbit ei qui agit, a translation of which in this context is: “the necessity of proof always lies with the person who lays charges.”[17]
The party that does not carry the burden of proof carries the benefit of assumption of being correct, they are presumed to be correct, until the burden shifts after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by the party bringing the action. An example is in an American criminal case, where there is a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by the defendant. Fulfilling the burden of proof effectively captures the benefit of assumption, pas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o another party.
每当讲授到《范畴篇》时，我都会请同学们一起来“指控”姚明而不是苏格拉底，然后依次将每个同学的描述写在黑板上，比方说：1.姚明是上海人；2.姚明身高2.26米；3.姚明的口才很好；4.姚明的妻子是叶莉；5.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打过球；6.姚明在2011年退役；7.姚明打了9年的NBA；8.姚明现在是CBA公司董事长；9.姚明在演讲；10.姚明曾被选为NBA的状元。当我们对姚明进行如此这般的多元描述时，我们也就更加立体和全面地了解了姚明这个人。
可是这跟范畴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现在就要请亚里士多德出场了，如果亚里士多德恰好在听我们的课，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以上十个例句其实是对十大范畴的应用，这十大范畴分别是实体（substance）、分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位置/姿态、状态、动作和被动。我们可以把这十大范畴再转译成日常语言。所谓实体就是“是什么”，依次类推，其余九大范畴分别是什么大小，什么性质，什么关系，在哪里，在何时，处于什么状态，有什么，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受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我们分别从这十个方面去追问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能认识和理解事物。在十大范畴中，最特殊的范畴就是实体，也即“是什么”，其余九大范畴其实都是用来“述说”实体的。
请再琢磨一下这些例句：姚明是上海人；姚明身高2.26米；姚明的口才很好；姚明的妻子是叶莉……所有的句子都是主谓结构，也就是“SisP”的结构，其中S是“主词”（subject）或者说实体，P是“谓词”（predicate）或者说属性，谓词是用来述说主词的，属性是用来描述实体的。现在请仔细思考这个问题：除了实体之外的那九大范畴可以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吗？也就是说，“身高2.26米”这个属性能脱离姚明这个实体而独立存在吗？“口才很好”这个属性能脱离姚明这个实体而独立存在吗？“在演讲”这个属性可以脱离姚明这个实体而独立存在吗？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实体是载体和基质，其余的九大范畴作为属性，都要依存于实体而存在。
在理解事物的时候，分类、辨明概念的区别，而不是一视同仁。
不管主词S和谓词P怎么变化，有一个词是不变的，那就是“is”——“是”。一切东西首先要“是”，然后才“是什么”。这句话很关键，这个“是”是使“什么成为什么”的根据和前提。在各种各样的判断句中，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是”。对各种类型的“是什么”进行研究的学科是具体科学，比如动物学、植物学，等等。不去研究“是什么”而专门研究“是”本身的学科则是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又称之为第一哲学，因为它是所有其他学问的基础。从《范畴篇》中可以知道，这个“作为存在的存在”就是实体，所以《形而上学》是对实体的原因做进一步考察，
何为本质？也许外在的标签没准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决定了我们？
结合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经常说类似的话吗？比如，如果高考那年失败了，我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说：我本来可以过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假定了即使你的人生完全不同，但你仍旧是你，这个说法暗示出你有一个“本质属性”，可是它究竟是什么呢？
哈！你以为自己说的话很有逻辑是嘛？仔细一推敲，我们的习以为常想法其实并不那么严谨。所以你想不清楚东西是正常的，因为你以为自己想清楚的地方其实也不清楚。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霍金的本质属性是理论物理学家，这是他的潜能的实现状态，也是他最终的“形式”。这个解释比较符合我们的日常思维，比如姚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姚明可以被剥离掉很多属性，但是唯一不能剥夺的就是篮球运动员这个属性，因为没有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霍金的本质属性是理论物理学家，这是他的潜能的实现状态，也是他最终的“形式”。这个解释比较符合我们的日常思维，比如姚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姚明可以被剥离掉很多属性，但是唯一不能剥夺的就是篮球运动员这个属性，因为没有了这个属性，姚明就真的不再是姚明了，因为正是这一点定义了姚明的一生。反观我们自己，每个人要问的问题不也是我该如何定义我的一生吗？
有一些标签就是决定我们是谁？是别人认识我们，记忆我们的关键。这种标签的描述语越少，我们做得就越成功。能够拥有这种标签的人是幸运的，虽然他自己认为自己被标签所困。
在正式开始探讨这本书的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亚里士多德的警告：“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定”。比如，要求数学家只提出一个大概的说法，这是不符合数学的本性的，同样的，要求伦理学家或者修辞学家做出与数学一样严格的证明，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在不同的学科里寻求不同的精确性。这个警告特别的重要，数学研究逻辑严密，有唯一的正确解，而伦理学的研究则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往今来，一直有人试图用数学或者科学作为模型去解决伦理问题，求得伦理问题的唯一正确解，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用科学的方式说明了伦理，也仍旧无助于我们理解生活和自我。
向正确的合适的人寻求意见，而不是将别人的反馈平等对待。我应该在意的反馈和议论，我不需要在意的议论。
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善有等级，最低级的善是“因它物之故而选择的”。比如你想要上新东方学英语，你就得有钱，在这里，金钱就是因它物之故而选择的善，它本身并没有价值。中间的善是“因它们自身之故而选择它们，同时也为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比如荣誉、快乐和各种德性。如此逐级而上，追问到最后，我们会遭遇所谓的最高善（thehighestgood），亚里士多德说，关于最高善，人们会在名词上达成一致意见，称之为eudaimonia，通译为“幸福”（happiness）。最高善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足，也就是“始终因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
钱是一个媒介，因为其拥有很高的转化能力，所以被人所追捧。但是，不要忘记它永远是一个过渡，而不是最后的目的。
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还有些东西，如高贵出身、可爱的子女和健美，缺少了它们福祉就会暗淡无光。一个身材丑陋或出身卑贱、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所以如所说过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
人生的必要元素？ 必要元素是什么，婚姻？独立的经济状态？房子？车子？华服？ 一部分我们受社会主流观点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自我价值观。但是前者是流动的，我们可以对那些看似必要的东西说不，我不需要。
茅于轼当年还说过另外一句话：“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很多教条主义者和立场先行的人，听到这样的说法第一反应就是我反对！可是如果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你就会发现茅于轼的这些论断充满了实践智慧。为什么他主张廉租房没有厕所？不是因为他歧视穷人，认为穷人就只配用公共厕所，而是因为很多廉租房实际上都被各种关系户霸占了，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手段，才能确保真正有需要的穷人住上廉租房。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理论智慧是对一般性原理的认知，它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而且在这方面年轻人可能还会胜过老年人，比方说小孩子学习奥数、围棋就特别容易上手，布谷现在还不到五岁，在玩“智慧金字塔”游戏的时候，她已经能在十次游戏中胜我一两次了。但是实践智慧却不同，它是理性对具体事物的把握，成年人往往会比小孩子更有实践智慧，因为它要求你拥有足够多的经验知识和足够明智的判断。
好的目的和好的方法并不等同。人的经验型智慧street smart来自于对人性和规律的认识，仅仅靠book smart是不够的。我们都活在尘世之中啊，滚滚红尘。
其次，我想重提幸福这个主题。曾经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幸福这个词？我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不要小看幸福的这三个要素，要想满足它们其实非常困难。还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眼下无从谈起。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能妄言幸福。作为一个目的论者和结果论者，亚里士多德肯定不会认同时下流行的那些观点，比方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刹那即永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一个很重的词汇，不可轻易言之，如果仅仅因为吃了口哈根达斯就感慨自己好幸福，那你就是欲望的奴隶，如果因为暂时的功成名就而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完美，那你就是鼠目寸光，不了解德性的价值和命的无常。
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机缘成就了你
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能妄言幸福。–》人生是一个过程，翻过一山还有一山。enjoy the present. 因为你其实没啥喘息时间。
说到这里，我想给你们推荐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的名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指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自由。政治是雅典公民的生活中心，他们热衷于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辩论各种城邦大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私人生活空间，也没有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观念。相比之下，现代人越来越从公共生活退回到私人生活，格外强调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以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在私人生活中，只要不违法，人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看电视，打游戏，读莎士比亚或者看电影。要注意的是，贡斯当并没有割裂两种自由，相反他一再强调“古代人的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保护了“现代人的自由”——退回到个人生活的自由。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失去了“古代人的自由”这个屏障，“现代人的自由”也有可能丧失。
不要忘记时代的特征去孤立地理解一些特征。
为什么要尝试理解政治？不要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因为：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完整性”。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刚刚有网络的时候，北大校内网常常会跳出一行字，大意是“上网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把饭粒掉在键盘上”，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它非常准确地刻画出现代人高度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意义指向都毫无关联，生活就像是水银泻地，四下散去，无法拾掇成一个整体。不仅个人生活如此，群体生活也如此。当我们行走在中关村大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关联的原子化个体，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城邦生活因其完整性而格外意义充沛。在城邦里，你认识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你与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紧紧包裹在一个由血缘、宗法、习俗和道德构成的整体中，虽然这意味着你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自由，但它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而扎实，充满了确定感和意义感。
归属感发展到极致和没有归属感之间，要把自己落在哪里？太自由还是太压迫都让人不适。
罗尔斯“判断的负担”：人类理性的限度罗尔斯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真诚地、认真地想相互讲道理，然而我们却又无法达成一致？”他的回答是，因为存在着以下五个“判断的负担”：
第一，“关于一件事情的证据——包括经验的和科学的——乃是相互冲突的和复杂的，因而难以评估和评价。”这个说法不难理解，打个不算太恰当的比方：从小我就一直很困惑，到底是“虎父无犬子”，还是“虎父犬子”呢？好像正说反说都有道理，关于这件事情的经验证据从来都是相互冲突的。我妈妈天天在看《养生堂》节目，在养生问题上，各种专家的意见更是彼此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第二，“即使我们对所考虑的相关事情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也会对它们的权重（weight）产生分歧，从而导致不同的结论”。以养孩子为例，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但是爷爷奶奶一般会把吃饱穿暖当成头等大事，而爸爸妈妈则认为吃饱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饮食搭配要合理，吃到适度就OK。权重不同，就会产生分歧。有句话说，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句话，有一种饿叫“你奶奶觉得你饿”。
第三，“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概念（不仅仅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说的那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事实上，像自由、平等这些概念都是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第四，“我们评估证据和权衡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方式，是由我们的（彼此非常不同的）总体经验所塑造的”。
比如在同性恋的问题上，福音派的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因为他们的总体经验非常不同。第五，“通常，对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人们思考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很难作出一种全面的评价”。这个观点也不难理解，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举止，在有些人看来就是直率、坦诚，有男性气概，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粗鄙甚至下流的体现。罗尔斯的“判断的负担”和怀疑派的“五式”相比，虽然内容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非常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
谁都没错，但是事情还是干不了，问题还是谈不成。单个事情也存在许多层次和灰度。
其次，从遵从自然而生活，进一步发展出了斯多亚学派独特的“义务”观，我们可以用中文里的“本分”来理解这个概念。对斯多亚哲人来说，人生好比一出大戏，神给每个人都事先安排好了角色，我们的智慧就在于认清自己的角色，无论你扮演的是穷人还是富人，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你都一定要演好，因为扮演好给你的角色是你的本分”。这样的人同样被拴在车子后面，但他们是被车子领着走而不是拖着走，因为他们不是“不得不然”地忍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向前一步，主动地接纳了必然如此的人生。
说到本分，爱比克泰德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叫作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因为与罗马皇帝政见不合，皇帝特意托人告诉他不要进入元老院，普利斯库斯回答说：“你有权不让我参加元老院，但是，只要我当一天元老院议员，我就一定要参加。”皇帝听了很生气，告诉他：“那么，你去吧。但是，不要说话。”普利斯库斯回答说：“只要不问到我，我就不说话。”皇帝说：“可是，我当然会问你问题的呀。”普利斯库斯说：“既然如此，我就要说我认为自己应该说的话。”皇帝怒道：“你要说的话，我就杀了你。”然后，普利斯库斯就说了一段足以流传千古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会死吗？你做你分内的事，我做我分内的事。你要做的是杀我，我要做的就是去死，但是绝不是浑身发抖地死去。你要做的是流放我，我要做的是漂流他乡，但绝不是满怀忧伤地漂流他乡。”
这段对话是不是非常的动人心魄、荡气回肠？可是我们千万不要高估普利斯库斯的反抗性，从他的角度出发，他只是在尽他的义务和本分，仅此而已。爱比克泰德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在转述完这个故事之后，他说：别以为普利斯库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言下之意，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反对邪恶、匡扶正义，对于政治的走向、帝国的命运，特别是宇宙的自然也没有影响。当然，另一方面，也万万不可因此认为普利斯库斯的言行毫无价值，毕竟普利斯库斯为他人树立了有德之人的好榜样，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德性会给他本人带来心灵的宁静。
也许有人会问：可是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人生在世最大的问题吗？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哲学家不能告诉我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为什么要来上你的哲学课？关于这些问题，爱比克泰德的回答最为爽快，他说：“这是你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因为只有你了解你自己，了解你在自己的眼里到底有什么价值，了解出卖你自己需要多少价钱——因为不同的人出卖自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爱比克泰德举例说，在狮子袭击牛群之前，公牛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只有在狮子袭击牛群之时，公牛才会勇敢地站出来保护整个牛群，所以，“公牛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公牛的，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很高贵了的。我们必须经受冬日的训练，不断锤炼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哪怕一个人没有什么天赋，也不应该就此放弃努力，他说：“我爱比克泰德并不比苏格拉底强，可是如果我可以做到不是太坏，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在“人应当遵循天命“ 与 “我命由我不由天”之间的折衷。其实找到自己的天命也没那么简单，而且你要如何定义天命的层次，给自己标多少价。即便是天命，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塞涅卡说：“我们并不是每当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怒不可遏，只有我们认为有权得到时才这样。”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求求你，感谢我》，我说，在一个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社会，人们不太会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感恩戴德，无论政府做了什么“好事”，被权利“洗脑”的人民都会泰然受之，视之为理所当然，不仅很少心怀感激，而且还常常挑肥拣瘦、说三道四，这样的“刁民”着实难以伺候。这就是为什么家长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不喜欢权利观念的原因所在。
同意，对于自己拥有的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对自己没有的却感到被不公地夺去了。
也许有读者会反驳说：“存在”怎么会是属性呢？全知全能全善才是上帝的属性啊！有意思的是，康德也是从这个角度反驳安瑟尔谟的，“存在”（being/is）的另一个译法为“是”，康德认为它只是判断的系词，是用来联结主词和谓词的，所以上帝存在（Godis）这个表述，并没有给上帝的概念添加任何新鲜的知识。康德说：“就真正存在的对象而言，它不可能从分析我的概念中得到，反而是以综合的方式添加于我的概念之上。”
康德的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的概念，一个是分析，一个是综合。分析命题的特点是，谓词在概念上包含在主词之中。比如，“三角形有三个角”，你只要去分析三角形这个主词，就能得出“三个角”这个谓词；“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结婚的男子”，你不需要通过经验观察，只要通过分析“单身汉”这个概念就可以得出“未结婚的男子”这个结论。而综合命题的特点则是，谓词不包含在主词之中，比如“康德是个老光棍”，“休谟也是一个老光棍”，你不可能通过分析“康德”或者“休谟”这几个字得出“老光棍”这个结论。再举一个例子，“龙猫是一种具有魔法的动物”，你也不可能通过分析“龙猫”二字得出“它们具有魔法”的结论，而是要通过观看宫崎骏的那部电影才能得出结论。
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按照以上的区分，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属于分析命题，所以归根结底，康德与安瑟尔谟的分歧在于：康德认为，“上帝存在”是综合命题而不是分析命题，不能仅仅通过分析上帝的概念推论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而安瑟尔谟认为，“上帝存在”属于分析命题，完全可以通过分析上帝的概念推论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
我们的脑中潜藏着很多先入为主的想法和情绪，然后才是表层的所谓的理性思考。我们先选择了一个答案，然后借助理性的大脑说服自己。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想做一个小调查：如果有谁被上帝存在的证明说服了，决定就此皈依上帝的，欢迎你告诉我。坦白说，我现在就可以非常武断地预言，一个都没有。因为，从理性的证明到绝对的信仰，就像是黑暗中的一跃，我虽然不知道这一跃的力量来自何方，但我明确地知道它肯定不是来自理性。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你到底是先理解了再相信，还是先相信了再理解？如果你一下子没能明白我的问题，没关系，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大约五十年前，有个位高权重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说过，因为直到今天，在一些军事题材的影片里，还会经常出现这句话。
我读过《静夜思》的各种英译本，有些译文非常优美，但是我仍旧不认为外国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对这首诗产生心心相印的感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文化隔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从小浸润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用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所谓前见就是先行把握的东西，是在有所怀疑之前，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的东西。在进行分析、批判、怀疑和反驳之前，我们先拥有的是这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前见、默会和亲知。借用安瑟尔谟的说法，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是先相信了，然后才理解的。此时的理解不是外在的理解，而是内在的理解，水乳交融、心心相印，既有对题中之义的把握，更有对言外之意的领会，甚至还能体察那不可言说的神秘。
灵魂体验是否存在？你又是否想要接纳它的存在？
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过一个木偶戏，我把它称为“提线木偶自杀事件”，这是一个法国节目，很短，大约只有六分钟。一个木偶从睡梦中醒来，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蹦蹦跳跳地四处溜达，左右观望，内心充满了喜悦，可是激动过后，他猛然发现自己的手上连着线，脚上连着线，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连着线。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于是他沿着线的方向抬头看，看到了那个正在操纵他的演员，木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地测试自己的手脚是否真的是自己的。他开始变得沮丧、焦虑甚至狂躁，因为他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其实都是被决定的，所有的好奇和雀跃都离他远去，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失去了色彩。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选择剪断那些线。当他剪去头上的那根线，完成自杀的时候，整个课堂都陷入短暂的沉默中，我能体会出学生们内心所受到的冲击。
人生的底色就是悲剧。这样看来，每个人都很擅长苦中作乐，也有人喜欢给自己加更多的苦和麻烦。
娄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