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手帖于2019年8月23日发布于（翻译）https://mp.weixin.qq.com/s/7E3ooYRI2IZ3TukGtGz1Vg
郑波，作为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中坚分子，把对边缘人群和边缘植物的关注与对历史事物的调查相联系。此次，京都市立艺术大学艺术资源研究中心的佐藤知久教授，向以在京都驻地调查为基础举办日本首次个展的艺术家询问了创作的思路。
《美術手帖》2019年8月刊 “ARTIST PICK UP”
将边缘人群和物种相联结形成国际主义网络
郑波，1974年生于北京， 是现驻香港的艺术家、研究者和大学教师。他曾参加过“第12届宣言展”（巴勒莫）、“全球都市#1.5”（成都）、”第11届台北双年展”（均为2018年）等各地的国际展，也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执教。比起“艺术家”这个头衔，他更喜欢“艺术工作者”这个标签。
他创作过有关酷儿文化和外籍劳工等社会边缘群体的作品，也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SEA）。这一系列活动的动机，都可以从他的背景中找到线索。
以1979年的“星星画展”为开端的中国SEA，相比于激进的革命艺术更谋求渐进式的社会改变，在追求其社会性的同时，也重视美感要素。郑波说：“这也许只是我的个性使然，在中国展开艺术实践时，我们经常能感觉到红线的存在。我们可以游走于暧昧地带，却不能跨出红线。滴水穿石，也许未来我们能够跨过。”
他说：“需要的不是定义，而是开放的陈述。”从历史中学习多种多样的实践方法，一边对其意义进行归档，一边向学生和社会提供线索。他在自己的作品创作中重视的是“偶然的邂逅”与“直觉”，研究者和艺术家——归档与实践——这两个方面在他看来是不可分割的。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作品《为伊唱》（2015）
社会主义和平等的感觉
郑波说：“我是对社会主义稍有体验的最后一代。”他在北京郊区长大，父母是物理和数学老师。1993年他前往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的艾姆赫斯特学院读书，学习计算机科学和艺术两个专业。毕业后他在商业咨询公司就职，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作为精英阶级的一员工作了四年。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原原本本地象征着中国的进程。
但是“社会主义最后一代”的他却不适应这份“让富人变得更富有”的工作。“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加速，市场改革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回想起来，我内心很大一部分是由1992年以前那种虽贫穷但却极度平等的时代情感而塑造的。可以说，我更贴近社会主义者的平等情感。”
辞去工作重新开始研究生学业的他实践了各种与少数群体有关的SEA项目，比如《为伊唱》（2015年）。这件作品是受香港艺术馆的委托、与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外籍劳工群体一同制作的作品。搜集他们喜欢的歌曲，将这些歌录入卡拉OK设备中，并配上巨大的麦克风，放置在尖沙咀著名酒店（也是移工工作的地方）对面的广场上。就这样，边缘社区的存在转化成了可以听到的声音。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这件作品巨大且有公共性──在6个月的展示期间有至少50万人看到了作品──但我并不认为这个作品有打动人心的效果。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作品虽然有社会群体的参与，但作品本身没有融入他们的生活和抗争。作品和社群是分离的，而没有嵌入社会活动自然地存在。”
另一个原因是身份政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对平等的追求往往是以性别、性向、种族等身份认同为轴心。我在香港和菲律宾移工一起创作这个作品时，也主要专注于身份的问题。大家在中国谈到平等时，也不再是经济差异，而更偏向身份政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不推动经济平等，能否实现身份平等？”
这件作品完成后，他将实践从人类内部的问题转向了万物问题，特别是杂草和生态学领域。
《蕨恋 4》（2019）的展出情景 摄影＝来田猛 图片提供＝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走上SEA+EEA的道路
“2013年我开始在创作中使用杂草。不久后我了解到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概念。很多在美国读书的朋友都非常关注民主的问题。但博士毕业再次回到中国，我很快意识到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的危机将来自生态问题。当然民主和生态存在联系，但目前的危机更多的是生态危机，而不是民主危机。我从SEA转向生态性艺术实践也是因为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生态问题比民主问题更为严重。”
《住在上海的植物》（2013）重新“发现”从废弃水泥工厂旧址上生长出的杂草植物园。《社会主义好》（2016）用植物种出这句口号然后静待杂草将其打乱。《你们是那0.01%》（2019）（这个数字是人类在全球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采用同样方法创作，对“我们是那99%”做出批判性回应。《巴黎之中华共产主义花园》（2016年至今）以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史实为基础，从生态国际主义的观点思考年轻共产主义者和植物关系。郑波在被称为“生态参与式艺术（Ecologically Engaged Art/ EEA）”领域的实践方法多姿多彩。
其中最特别的是在这次日本首次个展“道在稊稗”中的新作《蕨恋》（2016年至今）。这部影像作品“连结酷儿植物和酷儿人群，探索酷儿文化的可能性”，直接而细腻地描绘了台湾森林深处的蕨类植物与年轻男性之间性意味的交流。在这个作品里，他把植物和人类、SEA和EEA连接了起来。
《格蕨》（2019）的展出情景 摄影＝来田猛 图片提供＝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面向未来的宣言
在此次个展上展出的新作《EcoFuturesSuujin》（2019）与京都车站东面崇仁地区的历史、自然及当前正在进展的活动有关。在这件作品中，郑波试图将针对边缘社群的SEA实践、和针对边缘生长的杂草的生态性艺术实践这两个方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少对我来说，崇仁地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都市状态。至今为止我还没去过这样既广阔又便利、却又留有大量空地的城市街区。我想这里不应该再重复人类世的城市规划，而应该思考另一种的生态未来。”
《EcoFuturesSuujin》（2019）的展出情景 摄影＝来田猛 图片提供＝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崇仁地区有着谋求全民平等的社会运动历史，也是日本的人权宣言——《水平社宣言》（1922） 的发源地。六七十年代的住宅改良计划未能改变崇仁地区被歧视的状况，人口不断减少且高龄化严重，出现了大片空地。在规划新的未来时，政府决定将京都市立艺术大学迁入崇仁地区。为了2023年的搬迁，当地居民、社会运动者、艺术家、大学相关行政人士围绕着未来的崇仁展开思考与活动。
崇仁地区既复杂、又重要、又极富魅力。在那里艺术家能做什么？“在全球化的艺术模式中，艺术家们像搭降落伞一样抵达当地，在全新的环境下短时间内做出新的作品。这种模式是存在问题的。但我尚处于此种模式当中，还没有决心彻底放弃国际展览而完全在地化。这逼迫我仔细思考：‘我如何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外来的艺术创作者真正发挥一点作用？’”
在京都停留的四周时间里，郑波展开了两项活动。首先，他把与崇仁未来相关人士聚集在一起举办工作坊，把1922年的“水平社宣言”升级为面向未来的版本。“这里已经有许多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对我来说，艺术实践是以集体的方式创造一些东西。与其作为控制者，不如当一个引导者。就像这次的展览，它是由一个个小部件组成的，但它可以组合在一起，嵌入当地的社会运动，成为当地的一部分。”
另一个活动就是制作向国际社会介绍崇仁情况的小册子《崇仁视觉读本》。郑波说，这是要将位于世界各地的边缘人群、边缘生物、以及一些拥有相似想法的“孤岛”连接起来，形成国际主义网络。“把当地的思考迁移到其他地方，不只局限于住在这里的人们，让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比如台湾的社区行动者——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这样，作品就会融入到社区中，成为下一个活动的起点，同时像跨越国境的杂草般向国际传播。在社会/社区中，与生态学/杂草相关的作品不仅是当地的一部分，也成为了向国际播散的种子。
《Eco Futures Suujin》（2019）的展出情景。在本次逗留调查期间举办工作坊，对1922年的“水平社宣言”进行更新 摄影＝来田猛 图片提供＝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郑波在新的“宣言”中写道：
“临近鸭川的崇仁在直面争取平等的历史以及人口减少的时候，在与将要到来的艺术的融合当中，蕴含着充满生态精神的活力，具有成为地球理想之地的可能性。艺术创造是地球万物的权利。不仅是人类，栖息在崇仁的其他生物的创造力也应该得到支持，与同道者们建立国际性的联盟。”
（转载自2019年8月刊《美術手帖》“ARTIST PICK UP”栏目）翻译＝娄依伦
Profile
郑波
1974年北京出生，现居香港，是艺术家、研究者。他通过对地区历史的细致调查，关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和植物，并将其与政治历史、档案联系起来而展开创作。近期个展有“Weed Party III”（Parco Arte Vivente，都灵，2018）、“Politics of Weeds”（明尼苏达大学 Katherine E. Nash Gallery，明尼阿波利斯，2018）等。郑波个展 “道在稊稗”
展期：2019年6月1日～7月15日（已结束）
会场：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画廊@KCUA
2019年，以京都崇仁地区为中心，与社会运动家、艺术家、建筑家、人类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生态学家等一起开展了追求万物平等的项目。
娄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