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20年12月21日发布于Artsy（采访整理，英文原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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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对话发生在今年12月1日，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和四位艺术与创意产业人士相约位于上海江宁路的设计共和，聊了聊过去一年中各自的工作与生活。
对谈者包括时装品牌 Ms MIN 的联合创始人及主席 Ian Hylton，如恩设计研究室的联合创始人郭锡恩（Lyndon Neri），玛戈画廊的联合创始人郭慊慊（Vanessa Guo）以及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的创始人及馆长陆寻。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结点由于不同的因缘相遇，又因为同样的愿望坐在了一起，这也是本次对话的起因——我们希望用实验的、即兴的方式讨论与分享，在这动荡的2020年，艺术与创意产业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大家各自的应对方式。对谈视频的录制由 Studio Geek 团队用 iPhone 完成，其主理人徐争希望通过简易的拍摄设备，反映视频制作行业对疫情危机的应对。
所谓“危机”，是一体两面，有“危险”即有“机遇”，人们被迫学会在变化中权宜，逐渐适应新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或许还会得到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谈话以我的个人分享为始。作为 Artsy 在中国地区的负责人，从一个写作者、新闻工作者与艺术行业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我分享了今年年初疫情伊始时我的焦虑，以及如何把焦虑转化为一篇探讨疫情下画廊业的万字长文，希望能够用文字打一束光，记录疫情下这个行业的生存状况，探讨和提供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从相对专业的、客观的视角来讨论创意产业的变化，这原本是我们的设想，但最终，对话的内容出人意料地走心与私密。或许，面对 COVID-19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地用绝对冷静地视角去谈论。我们是写作者，是设计师，是建筑师，是画廊主，是藏家，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但我们首先是人。
当我们回顾自己在过去一年当中有关事业的决策时，当我们探讨危机下的“失去”或者“得到”，我们发现，所有的决定最后都与生活和情感相关：在全球性的重大危机面前，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因此，在这场动人对话当中，你会看到四位社会成功人士很罕见地分享了他们在疫情下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在这场危机下真挚的人生思考。
谈话结束的当晚，我看到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提醒大家，距离武汉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发病的日子，已经整整一年。人习惯把种种难以解释的巧合归因为宇宙万物的安排；作为武汉人，在那一刻，我真的愿意相信，这次对话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最好的安排。
2021年就在不远处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快乐。
— 谢斯曼 Sonia Xie
对话内容时间线检索
【5:25】从“危机”开始讨论，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被迫流产的那些项目
【7:20】郭慊慊分享她今年的职业转型，开设新画廊的原因
【14:07】郭锡恩回顾他在疫情间的遭遇，项目的取消，家人的隔离，女儿不幸感染新冠；他认为，“失去”的概念是相对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是“再觉醒”的过程
【21:28】陆寻今年开始用 Instagram 发现新的艺术家，他的美术馆也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28:52】Ian Hylton 回顾他今年最重要的项目，公司取得了史上最好的在线销售成绩；但是他更多地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以及“危机下的人性”
【35:10】郭慊慊新画廊首展组织的机缘与过程
【40:50】郭锡恩回顾他“具有莎士比亚式悲凉底色”的人生，认为每一次悲剧都是让人进入更高境界的契机，他仍旧为自己的获得而感恩，并相信“被给予很多的人，也背负着很多的期待”
【48:47】陆寻说“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中国人愿意以一种集体性的高度责任感的方式行动，而中国的艺术市场可能是世界唯一仍在增长的市场
【51:59】当前艺术世界的话语权的正在进行再分配
【54:04】陆寻花费4个月装饰的新家，用心将艺术与设计品融合在居住空间中
【57:32】郭锡恩开始为中国建筑师近15年的建筑成绩进行归类存档，并计划未来将其捐赠给博物馆；他回顾了自己收藏的一些艺术家作品
【01:03:09】2021年的计划，寻求生活新的意义及焦点
对话实录
你们一起买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
Ian Hylton：年初时，我们在北京筹划一个大型 POP-UP 活动。活动时间定在春节的前两周。负责这个 POP-UP 活动的人询问我们是否打算延后两周开始活动。那时候，我们似乎被逼到了一个墙角，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筹备和建造，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决定，在“要么做”和“要么全部放弃”之间进行抉择。在这个项目准备到99%时，我们决定取消。现在回顾起来，这次的损失就像是一个戴着可怖伪装的祝福。因为在10天之后，世界开始崩塌。我的2020年便以这个预料外的损失开启。
郭慊慊：我想从“职业转型”而不是“失败”的角度去思考。2020年见证了我巨大的转变。1月，我参加了台北当代艺博会，2月，我参加了洛杉矶弗里兹艺博会。那时中国的疫情正在恶化。我的生活时常在两个文化间游走，我的父母生活在中国，我则在世界各地工作。当父母在中国经受折磨时，我置身事外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种情感让我难以继续工作。每天我都在新闻上看到中国的患病人数不断上涨，封锁城市越来越多，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西方世界，生活照旧，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情感上，我经受着很大的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捐款去购买口罩寄回中国。我的心底甚至涌起了一丝怨恨之情，因为中国之外的世界理所当然地认为疫情不会蔓延到自己：“我们感到很抱歉中国正在挣扎，但是我们会继续当前的生活。”我打心底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对。
2月，我来到了巴黎，这时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疫情扩散的征兆，之后我便一直被困在巴黎。在那时我在家办公，参加线上会议、线上展会等来继续销售艺术品。起初事情看着还不错，大家通过网络能够继续合作和工作，并且搭上了线上展览的潮流。渐渐地，空虚感包围了我，因为这份工作的乐趣在于和人在现实生活中打交道，包括艺术家、收藏家和评论家等，而随着在家办公的时间的延长，艺术世界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线上艺博会、线上展览和电子剪报。一切都感觉不真实。同时，我还不断地听到艺术家的故事，他们承受着经济和情绪上的双重考验。很多人感到焦虑，因为封城他们无法去自己的工作室。由此我开始反思我的现状，我为豪瑟沃斯这家国际大画廊工作，在其亚洲部工作了四年。但我真正想围绕艺术做什么呢？
回到原点来看，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品是艺术世界的起点，后续才有画廊、美术馆、评论家、收藏家所组成的艺术市场体系的出现，是艺术作品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但当前艺术家却是经受着最多折磨的群体。他们经历了很多，也许会在这段挣扎和伤痛中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所以我想要更多地和他们在一线工作，尤其是我同时代的艺术家们。那些80、9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他们正在崛起、寻找着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曾为二级市场的佳士得拍卖行以及一级市场的豪瑟沃斯工作，我在全世界的工作经验，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赋予了我全球视野，这恰好可以帮助这一群崛起的艺术家，也让我发挥出最大的自我价值。我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创造一些东西去帮助艺术家们。
我思考着从长期来看，什么让我开心，什么对我来说极具意义。于是我决定从豪瑟沃斯辞职，并在10月于巴黎开办了我自己的画廊，与国际新锐艺术家一起工作。我希望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他们全球视野，尤其在当下，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并不是只能囿于当地市场，如果有意愿的话，他可以借助科技等现有资源触及到全球观众。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也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我在思考什么是我在事业上想做的，在哪里我能带来最大的价值。也许最后我这次的创业尝试不会成功，但这对我来说是当前最让我满意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故事，在2020年发生的思考。
郭锡恩：我觉得“失去”的概念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于“失去”这个框架下。如若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失去”，的确能看到很多失去的东西。但是我更想用“再觉醒（Re-awakening）”这个词。
在元旦后我离开了中国，我们在欧洲有很多项目，有12个欧洲客户。首先我们去日本见了一位客户，很不幸，这个项目最后流产了，这可以视为一个失去。1月底，Rossana（编者注：即郭锡恩的妻子胡如珊，如恩设计研究室的联合创始人）和我回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们决定，不如快速访问我们所有的海外客户。我们在南非、蒙特利尔、波尔图有获奖讲话和其他发言，又访问了12个城市，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以建筑责任感为主题的旅行，面向客户、学校和机构。
从1月底开始直到3月中旬，我们去往了明尼苏达州、波士顿，Rossana 去了旧金山，在六周时间内，我们有时共同行动有时分开行动。我的女儿 Hannah 现正念大二，周一早我刚落地就接到了她的电话。“爸爸，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因为学校刚刚通知我，我需要在一周内撤离我的宿舍。”我回复道：“一周之内？！你疯了吗。”那会儿她是哈佛大学新生，她本来很兴奋，但现在却感到失望，因为她又得离开学校。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真的有这么糟糕吗？学校宣称会关闭2到3天，但你知道可能会是200天或者300天。学校并没有在撒谎，因为他们也无法确定。我记得那是3月14日我生日那天，我们接到了她，那时候我的小儿子也在附近念预科，一周后他的学校也被关闭了。
我们被困在波士顿区域的一间酒店里近两周，期间一直在考虑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当时我的女儿还生病了，但我无法确定是不是新冠肺炎。我们商讨了两周，要么去佛蒙特州，要么去罗德岛，要么去台湾，要么去檀香山（它正好在中间，我们已经买了票，那票现在还在），飞机票的价格正在快速回落，我大儿子正值毕业前夕，他说“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走，我要把学上完。”那会儿是3月中。3月底，我们决定回家——中国上海。在我们回到上海一周后，上海也封锁了。
当我们抵达浦东机场时，我也称它为“浦东医院”。那时我的女儿被检测出阳性，并立刻被送往了医院。作为父母，我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不过我看不到其中蕴藏的机会，我只看到了危险。有趣的是，在日本停留的时候我读到了圣经中的一段话，我把它分享给了女儿 Hannah, 早上我都阅读它来平静思绪。它提到：“坚持信仰，因为这不止是你的堡垒，如果你坚持，那么这也会变成你孩子的堡垒。”似乎上帝在冥冥之中提前警示我，这件事将会发生：是他，而不是我会照顾好我的女儿，而且事物已经被安排好了。我感到很平静，虽然现状令人难受，但我相信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Rossana 和小儿子都在酒店隔离，两周间我们都不能看到对方。Hannah 在医院隔离，我们只能通过医生了解她的情况。我还留着在3月14日和女儿拥抱的照片，当时她已经呼吸困难，她形容道：“冰正在割我的肺。”所幸在住院两周、居家隔离两周后，她恢复了健康。这个经历促使我去思考家的价值和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的确在某个维度上，这是一种失去。同时它又赋予了我新的视角，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到呢。
陆寻：我今年发生的困难更多是在个人层面上的，很多的旅行计划被取消了。当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全家都在泰国，当时我们考虑是立刻回国，还是去另一个地方。如果选择回国，需要在香港转机并留宿一晚，我们认为这样太危险，所以最后决定带着我们的夏装去北海道的家。我们穿着衬衫，在商场里买羽绒服。去年我在北海道买了一块地建了个小房子，在去年12月完工，并委托给了管理公司。我们在去年12月去了一次，然后在疫情期间因为无处可去又去了一次。我们在北海道呆了一个半月，在上海封城之前我们回到了中国，接下来基本都呆在上海。
原本我会通过参加艺博会，与人交谈来购买艺术品，但今年我呆在家里通过 Instagram 来看世界。它成为了我最有用的工具，你只需要搜索艺术家的标签就可以立刻知道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去艺博会的原因是我想和人交流，只通过邮件和微信是不够的。尤其在买方市场极其激烈的一级市场，你需要通过对话来建立信任，线上对话并不能做到这点。因此在当前阶段，我买到热门艺术品的几率变低了，作为替代我通过 Instagram 来发掘新锐艺术家。并没有很多人在关注新锐艺术家，如果你有很好的品位就可以抢占先机。这是购买艺术品的新方式。
之前，我更多地会在艺博会上购买成熟或者接近成熟艺术家的作品，但如果你不熟悉画廊，没有事先积累的信任和关系，你直接走过去说“我想买这个作品”，那么画廊无法确定你是否是个好客户。人们突然都在买艺术品，我从未见过如此火热的一级市场。尤其是今年，大家都不再犹豫，而是想快点花掉自己的钱。当我已经和画廊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时，我购买作品很顺利。但如果画廊并不熟悉我，那事情就变困难了，而且艺术机构也参与竞争。我还感到今年的艺术机构和藏家们在购买作品时比往常更有针对性，可能是他们的预算更少了，所以好的作品越来越难买，而略有缺陷的艺术品则被完全忽略。
郭慊慊：我也看到了这个趋势。一个快速成长的新锐艺术家会收到纷至沓来的需求，他们价格相对较低值得冒险，同时成熟艺术家的作品很难买到。在市场不平衡和两极化的情况下，位于中间的艺术家最为挣扎。人们在变得更挑剔。
陆寻：我的美术馆在11月举办了一场女性艺术家的双人展，一位瑞士艺术家和一位秘鲁艺术家，他们都无法亲自到场。秘鲁艺术家有一些巨大尺寸的装置作品，我们需要运输零件然后在中国进行最后的组装。我们通过视频交流来进行指导组装，这对于美术馆员工来说一项巨大且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原本艺术家会到场负责这些事情。另一位更年长的瑞士艺术家 Miriam Cahn 是我最喜爱的画家之一。在两年前我们拜访她的工作室时，她就表示从不旅行，所以我们知道她不会出席。她的部分进展得很顺利，但秘鲁艺术家则需要许多额外的精力。美术馆有时也需要负责艺术品制作环节，但不像这次这么多，几乎是99%的工作量。美术馆执行了艺术家的角色，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我们完成了一个美丽的挂毯，秘鲁的艺术家对最后的呈现效果非常满意：“这是来自中国的优秀作品，把这件作品送到欧洲去做展览吧！”
郭慊慊：在中国，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冉冉升起：艺术制造业。
2020年中，你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
Ian Hylton：在听完其他人的故事之后，我不认为我今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任何一个项目，我不断地回想起我在福州度过的那个春节。在那四、五周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世界是否会走向尽头，难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感染数字在急速上升。那时我们一家呆在一起，每天的生活极其单调：做饭、吃饭、做饭、吃饭。那些最简单的生活事项：做饭，围着桌子一起吃饭，阅读。我们彼此对视，惊异于生活可以竟可以变得如此纯粹。一周之后，Min（编者注：即 Ian Hylton 的妻子刘旻，Ms MIN 的联合创始人及设计师）非常想回家，我们决定开车回，一路上非常空旷没有其他车辆，就像科幻电影中会出现的场景一样。路上遇到了很多路障，穿着防护服的人上前来盘问，尤其是车里有我一个外国人的情况。这时，你不会考虑一整年，你只会考虑这瞬间意味着什么。
至于在时尚产业，我觉得今年人们想得最少的事就是“一件新裙子”，那我能对生意有什么期待？幸运的是，今年我们得到了史上最好的在线销售成绩，人们大概只是过于无聊，或者厌倦他们正穿着的衣服，或者展望当他们能外出的时候穿什么。那是一段充满情绪的时光，也是一段恐怖的时光。
当疫情还没有蔓延到西方世界时，我在加拿大的家人们、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不断催促我快点逃离中国。那是一种疯狂的感觉，我的家庭既来自中国，又来自西方。我西方的家庭成员和朋友看到中国正在崩塌，催促我马上逃离。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自我革新的思考，什么是真的重要的，和家庭和朋友的深刻连结，以及我也开始思索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文化的一员的那些我不曾想过的问题。
郭慊慊：我们总是忙着做事，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做这件事我是否开心。我们变得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做了这件事做下一件事，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让自己一直动起来。而这段时间逼着我们停下来，我们坐在电脑前反思我在做什么，我做得怎么样？
Ian Hylton：人们会说让生活恢复正常，或者说新常态。当我们挣扎时，西方世界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当西方世界情况开始变糟时，我们警告他们未来会如何发展，然后他们开始挣扎且现在仍在挣扎，我们却几乎回归了正常。我在想，世界的其他角落是不是也在遭遇着严重的危机，例如中东地区，但是我们却置身事外。对我来说，所谓“危机”或者“危机下的人性”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郭慊慊：在巴黎第一次封城结束之后，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艺术家相遇了。他1月时抵达巴黎也被困在了这里。在这段时间里，他没人可以聊天，住在一个20平米的别人的住处。他告诉我他非常焦虑，不知道做什么，也苦于没有原材料继续艺术创作。他会撕下意大利面包装盒，在上面用仅有的铅笔作画，当前的困境也促使她想要制作更多的作品。我很认同他的所做所想，也正好在筹划自己的画廊的初次展览。一切很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和我都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巴黎，我想开画廊，他想呆在巴黎，因为他很多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欧洲古典艺术史，因此每天都会去卢浮宫汲取灵感。一切都发生得很迂回，我就决定去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重新装修了画廊空间，规划了展览，从上海运来了他的一些作品，也提供给他一间临时工作室制作新作。为了填满整个画廊空间，他一半的展品在巴黎完成，一半是从上海运来的旧作。他的画作尺寸很大，一般需要一个半月才能完成一幅。两周后，画廊开张了。当时 FIAC 被取消，但人们依然想要亲近艺术，所以我们的画廊迎来了意料之外的人潮。人们来参观展览，和艺术家对话，当时他的作品同期在 Asia Now 展出。到10月，巴黎的疫情再次恶化，画廊不得不临时关闭，直到这周画廊才再次开放。
在当前不稳定的局势下，有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决定过于听从直觉，但我确信我想要和年轻艺术家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是我一直购买和支持的艺术家群体。我感到我可以给他们最大的帮助，而且我也想做这件事。至于经济上的考量可以留待未来。我认为我们终将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或者适应与它共存。如果我的画廊在最糟糕的节点开始，那么在未来它只会变得更好。做画廊是一个长期的承诺，我不打算打一枪就跑，我至少需要坚持3到5年。所以我们可以度过这段时间，未来可以做得更多。同时我们需要保持灵活和敏捷性，对变化的事态快速反应。
疫情是否永久改变了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郭锡恩：我想是的，而且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也不会觉醒。我的人生具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凉底色。我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祖父被意外错杀了，原本的目标不应该是他，但是他当时坐在他好友的位置上。在我15岁的时候，我的叔叔在菲律宾被绑架，他试图逃跑但最后被杀死。10年前，Rossana 经历了一次脑部手术，我曾一度认为她会离开我。就在过去的四五周里，我的生活中就有五位的亲密或熟悉的朋友去世或卷入车祸，其中三位进行了大型脑部手术。他们的年龄分布在20岁到40岁之间。
所以，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接着另一场悲剧。你可以把它称为悲剧，你也可以把它称为让你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契机。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一切，所以我可以和他人感同身受。你可以选择否定一切，你也可以选择去接受它。你可以选择去认为人生的无常、悲剧无法避免，你也可以去考虑他们的家庭是否有保险，我能不能帮助他们，我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我想新冠疫情把我们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不能离开，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生活会花费数年的时间来教会我们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我们尊敬修女特蕾莎因为她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但我们依然习惯性地只考虑自己，我也不例外。
我回想十年前我选择来中国的理由，我不认为我们是最棒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团队，但是我们幸运地享受了中国这一平台的红利。但如果你不以一种人性的方式处理你所获得的幸运，你就是在浪费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我们更优秀，所以我们获得了现在的洞见和地位，因此我们更需要承担起责任。我相信，像路家福音里说的那样，“被给予很多的人，也背负着很多的期待”。现在我和你们这样的优秀人才坐在一起，我想我们的确负有责任。我认为新冠疫情是这个世界在试图唤醒人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稍有留意，便会发现环境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有人正在受苦，每一天都有人在受苦。在早上的团队早会上，我可以看到每个员工的脸，和他们打招呼，了解他们在哪里。这不仅仅关于设计、关于建筑、关于家具，这更关乎生命，每个人都同等重要。甚至现在我们聚在一起也有着背后的理由。
Ian Hylton：新冠疫情就像是一个不速之客，让我意识到有一些东西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被改变。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去保护我们职员及他们家庭的健康，我有一些员工就是来自武汉的。这个改变在疫情开始之前就有了端倪，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它的发生。疫情带给了我的家庭和公司许多的反思，和感恩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在这个时点，我想的更多的不是失去，而是给予。我们是遭受了损失，但我觉得我们如今需要关注的是“给予”。
陆寻：在听完他人的发言后，我想说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在经历这一连串的混乱和政治博弈之后，我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我看清了每个国家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又真正处于什么位置。我很骄傲也很感恩我所在的国家、以及它的文化和它的行动准则。我发现中国人愿意以一种集体性的高度责任感的方式行动，例如那些阿姨和大妈们极其认真地测量每一个人的体温，这种责任感是融入血液的。至于艺术市场，我想中国市场是世界唯一仍在增长的市场。我每天都看到有新进场的藏家购买艺术，他们来自金融行业、设计行业等等。
Ian Hylton：作为一个新藏家和艺术的绝对崇拜者，我也见证了这个趋势。我记起我在参加上海艺博会时，听到“别在这，这里人太多了。你们太感兴趣了。”有些我看上的“梦想单品”，然后被告知“明年吧，明年。”这个市场在变得更加拥挤和充满竞争，艺术家们各展才华，我也听到了一连串令人惊喜的销售数字，我为此感到高兴。
郭慊慊：因为疫情一些西方画廊和艺术家无法来到中国，所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国内画廊和艺术家。我回到中国后参观了好几个年轻艺术家工作室，我很惊喜地看到了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快速成长。之前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但是疫情给予了他们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而我想要融入到这股潮流中去，去发掘这些年轻艺术家，充当桥梁的作用，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巴黎，让世界意识到他们的才华。我想当前艺术世界的话语权的正在进行再分配，权威的声音正在改变，新的平衡将会诞生。接下来几年将会变得非常有趣。
在疫情下，作为藏家，你找到了怎样支持艺术家的新方式？
陆寻：我发现新一代年轻藏家更愿意谈论艺术，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大门分享自己的藏品，通过建立基金会或美术馆来展示藏品。我也不例外。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重新设计了我在南京的家，重新整理和摆放了设计家具、画作、音频作品、装置作品等，把他们置于一个家的氛围之中。有时它们显得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我需要特别地为他们设计摆放方式来表现这是一件艺术品。在之前我都忙于策展和充实美术馆空间，这次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审视我的生活空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有很多优秀的藏家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展现他们的藏品，家具和艺术品的层次并不匹配，例如你会看到一件很好的当代艺术品和某件意大利品牌的量产家具摆在一起，当然这不赖，但它们还并不在同一层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为艺术品找到合适的地方或方式来展示。
郭锡恩：我们去年搬离了旧工作室，在今年装修了新的工作室。现在我们所处的新工作室是这周刚刚开放的，而且它不仅仅是办公空间，也包括了餐厅、咖啡厅、店铺等，是一个设计共和和如恩的整体空间。此外，我们从 The Grand Foundation 雇用了一名全职员工负责整理我们过去十五年的档案，包括模型、文档、手稿、草图、绘画、版画等，就和 Herzog & de Meuron 的“衣橱”（closet）想法很相似，我们称之为“抽屉”（the drawer）。但我们认为，不能仅仅整理自己的档案，我们还联络了一些同期的中国建筑家，向他们收集购买近十五年——以及未来十年的，如果我可以活那么久的话——某些项目的图片进行存档。我们希望最终能将这些档案捐献给上海的某家博物馆。这其中也包括一些给予我们灵感的艺术作品，比如 Nadav Kander 有关重庆的摄影作品，我们收藏了几件他拍摄长江大桥的作品，风格上比较类似 Robert Van der Hilst 的中国家庭室内影像，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最近还购藏了一件 Candida Höfer 的作品，但不是她标志性的历史建筑摄影作品，而是她拍摄 Melnikov 工作室的作品，我非常喜欢那个建筑。那件摄影作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Melnikov 不仅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我想这个机会不单单是梳理我们所做的，也外延到了那些启发我们的，让我们尊敬的、挑战我们认知的、促使我们反思和行动的人和事，并可以激发一些讨论。
Ian Hylton：今年是我们品牌的十周年，也是整理反思的一年。是对生意、对家庭、对个人、对身份、对审美的打散与重新审视。在疫情前我们家开始重新装修，当疫情来临时，家的拆除就好像对疫情下世界的隐喻。我们正处于重建和重组的阶段，也同时展望着未来。
明年有什么计划？
陆寻：购买更多的艺术品。
郭慊慊：我们已经差不多规划好了明年的展览计划，包括美国年轻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我只希望它们能如期举行。如果事态有变，那就随机应变。今年让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清晰的意义和目的，我真的想做什么，什么让我快乐，什么让我觉得有意义。之前我想做所有事情，但是人没有分身术，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并坚持下去，看它会发展成什么样。
Ian Hylton：我看到了机会。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四个人也不会在今天坐在一起，以现在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彼此分享自己的经历。我非常享受这一刻。我不再把一切视作理所当然，我甚至怀着笃定和意义感，期待着明年宇宙将向我展现什么。
郭锡恩：我们已经规划好了下一年甚至后几年的全球展览和讲座的安排。但今年发生的一切教会我在翻看这些日程时不再那么焦虑。我的焦点改变了。事情依然按计划进行，但是我不会再工作到凌晨1点——我以前可是会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焦虑得不行——现在我为小儿子申请大学的事情感到焦虑，我们昨晚结束了所有的申请工作。Rossana 和我对视，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孩子的大学申请，他们现在都很好，这次也会顺利的。然后我们又回到原点，重新焦虑起来，他能不能考上大学？我的小儿子说：“你们俩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相信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也很期待未来有像今天这样的相遇。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反思，而在之前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谈策划及主持
谢斯曼（Sonia Xie）
对谈嘉宾
Ian Hylton, 郭锡恩（Lyndon Neri），
郭慊慊（Vanessa Guo），陆寻
视频制作
徐争（Steven Xu）from Studio Geek
对谈文字整理
娄依伦
特别鸣谢
Ms MIN，设计共和，Sima Bibi
娄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