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里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霍尼对神经症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她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神经症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才充满了那样多的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
霍尼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这一批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那段著名批判。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尼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因此，焦虑是霍尼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正是从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着眼，霍尼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内在矛盾，这些无法调和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冲突。霍尼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不得不左右依违，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
焦虑的概念使霍尼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相关联，从而使她的思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而在她的晚期著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则是异化概念。所谓异化，在霍尼看来，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这种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这种虚假形象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的，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抑。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identity）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当霍尼的神经症概念日趋成熟后，她不再简单地把神经症视为各种病态倾向的冲突，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在异化中达到最后顶点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病态倾向始终反对着健康的倾向。
霍尼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条件，一如既往地迫使个人放弃其真正的本质，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尽管人身上先天地具有一种不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具有努力实现其内在潜能的趋势，但在现存的文化条件下，这些价值和潜能却得不到实现。在今天的社会中，如果人要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比导致人格的全面崩溃强。这就是说，由于大大超出个人控制之外的社会条件，神经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霍尼认为，个人要想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行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首先，神经症病人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这样一位姑娘，她甘居下游，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她视为神经病。再例如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每周只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尽管只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就可以挣得更多的钱，但他却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量地享受人生；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与女人的厮混中，要不然就是沉溺在那些雕虫小技和无聊嗜好中。对这种人，我们也很自然地会称他们为神经病，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我们去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金钱。
这些例证表明：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病人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如果这个没有竞争欲（或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某个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同样，如果这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或者生活在墨西哥，那么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获取更多的金钱和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回溯得更远，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毫无疑问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更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就一定会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概念是十分天真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阋墙、夫妻恩爱乃是人性之固有倾向的观念，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概念，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行为和情感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现象对心理学说来是意味深长的，它会直接导致对心理学万能的怀疑，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种种发现和涉及其他文化的种种发现之间，存在着某些类似，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些类似而断定两者乃是基于同样的动机。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证明了某些社会学家的反复断言，即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
我所谓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举例来说，正常人也常常存在疑心，但那是在他感到事有可疑或发现他确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然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随时随地没有任何理由地处于疑虑状态——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到这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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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固执也只有在偏离文化模式的时候，才能成为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文明中，固执地对一切新鲜的或陌生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在大部分农民中间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小资产阶级对于勤俭持家的固执强调，也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固执。
同样，一个人的潜在素质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就，两者之间的差距和脱节也可能完全是由于外在因素造成的。但如果他具备种种天赋，外在条件又十分有利于他的发展，他却仍然无所作为；或者，尽管他拥有一切使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却不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不能从中感到幸福；或者一个女人尽管无比美丽，却仍然感到自己不能吸引男人，那么，这种脱节和差距就应该被视为神经症的表现了。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首先，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不管这些恐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却可能由外在的危险（例如大自然和敌人），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例如因压抑不平、强迫服从、人生挫折所激发起来的仇恨），由种种文化传统（例如对鬼魂、对触犯禁忌的传统性恐惧）所引发。不同的个人蒙受这些恐惧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总的说来，在每一种特定的文化中，这些恐惧都是强加给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的。但神经症病人却不仅分担了一定文化中每一个个人都共同具有的那些恐惧，而且，由于他个人生命环境的不同（但这种生命环境却是与普遍的生活环境交织在一起的），他还具有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的种种恐惧。
其次，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例如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措施，与神经症病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不能不身受其自身文化中恐惧与防御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却完全能够发挥其自身的潜能，享受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和利用他的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要遭受的痛苦更多。
相反，神经症病人却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他必须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则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病人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受苦的人。在讨论一切神经症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发现的共同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病人自己，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
我们还必须沿着同一方向更向前迈进一步，因为神经症还有另一种基本特性，那就是冲突倾向的存在。对这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至少是对它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因此他只是自发地企图达到某种妥协和解决……….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冲突更尖锐、更紧张。神经症病人试图达到某种妥协的解决，我们不妨把这些解决方式称之为“病态的解决方式”。与一般正常人的解决方式相比，这些解决方式更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往往要以损害完整的人格作为其代价。
基于这一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和兴趣，以及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那些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所有那些动力中心的冲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大体相同的。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这些经验，已经通过对正常人和对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如果剔除其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就会很容易地被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正常人所面对的那些心理困扰，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不面临竞争的问题、对失败的恐惧问题、情感上的孤独问题、对他人以及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别的不说，光是这些问题就并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症病人身上。
一般而言，某一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同样一些问题。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问题乃是由存在于该文化之中的特殊生活环境造就的。由于其他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因此，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是“人性”中的共同问题。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和赢得他人的赞赏，然而神经症病人对爱和赞扬的依赖，却与爱和赞扬对于他人生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都希望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喜爱，但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却有一种对于爱和赞赏的不加分辨的饥渴，以致完全不考虑他们究竟是否关注那个当事人，以及那个当事人的评价究竟对他们有没有任何意义。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穷的渴望，但一当他们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关心和注意时，这种渴望就会从他们的过分敏感中表现出来。例如，如果有谁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或者很长时间没有打电话来问候寒暄，或者甚至只是在某一问题上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感到受了伤害。当然，这种敏感也可以借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隐藏起来。
更有甚者，在他们对爱的渴望和他们自身感受或给予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们自己对于爱的过分需要，往往同缺乏对他人的关怀体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矛盾并不一定要表现在外面。例如，神经症病人也许会过分关心、体谅甚至急于帮助他人，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不难发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种自发的热情。
前面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使用，由此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境况做出的情绪反应，都可能伴随种种生理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可能非常强烈，以致产生一种突发的、强烈的恐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不同之处。
当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子女身上出了一点丘疹或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自己的子女会死去的时候，我们把这叫作焦虑；但如果子女确实患了严重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害怕时，我们则把她这种反应叫作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感到害怕，或者每当他必须就一个他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专题与人讨论就感到害怕时，我们把他的这种反应叫作焦虑；而如果他感到害怕是因为他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际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种害怕叫作恐惧。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
但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这就是，要判断一种反应恰当还是不恰当，就必须根据存在于某一特殊文化中的一般常识。但即使这一常识认为某种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神经症病人仍能毫无困难地给他的行为找到一种合理的根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告诉病人说，他害怕遭到某些狂暴的精神错乱的人的攻击，乃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焦虑，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他会指出，他的恐惧是有现实根据的，还会举出这种事情实际发生的例子。同样，如果有谁认为原始土著的某种恐惧是对实际危险的不恰当反应，这些原始土著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部落的禁忌是不准食用某种动物，而生活在这个部落中的某个原始土著则由于某种偶然缘故食用了这种遭受禁忌的食物，那么他一定会吓得半死。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你会把这种恐惧叫作不恰当的反应，认为它在事实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但一旦你知道了这种与禁忌食物有关的信念的内涵，你就会意识到，这种情境对那个土著说来，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它意味着狩猎或捕鱼的地方将受到污染，整个部落将罹患一场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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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成正比的，至于他为什么如此焦虑，他本人却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死有着无法驱散的焦虑；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痛苦，他们对于死又有一种隐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的种种恐惧，再加上他们对于死的盼望和思考，就会产生出一种危险迫近的强烈颖悟。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这些产生恐惧的因素，我们就只能说他们这种对于死的焦虑乃是一种理由充分的反应。另一个简化的实例是，当人们走近悬崖的边缘，或站在高楼的窗口旁，或站在大桥上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十分恐惧。这里也是一样，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似乎是一种不恰如其分的反应，但实际上，这种处境却可能在他心中产生或唤起生存愿望与死之诱惑（即一种莫名其妙想往下跳的冲动），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搏斗。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显的非理性。对有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特别不能容忍的。这些人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的危险，或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动地把自己训练得严格服从理智的支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自觉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种种个人动机之外，后面这一种反应还涉及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行为，而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或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统统视为低级的东西。
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点相关联。通过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警报，它要求我们彻底检视我们自己。这倒不是说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警报，而是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暗中的警报。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会喜欢这种警报，甚至不妨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不管怎样，一个人越是无能为力地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是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和完美无缺的，也就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暗示——即使是间接的、含蓄的暗示——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因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如果它得到充分发展的话，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希望简略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的存在就必须具有的那些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意识不到我们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具有哪方面的野心，然后才能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有哪些抑制。有人会问，难道我们不是随时随地都知道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吗？的确不是。例如，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正在聆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同时有自己对这篇论文的批评意见。这时候，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使这人羞于或怯于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而一种较强的抑制作用则会妨碍他组织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在讨论会已经结束，或者第二天早晨，他才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同样，抑制作用也可以强大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根本不让你形成任何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实际上并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他却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或者甚至十分赞赏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如果一种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和冲动，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可以防止抑制作用被我们意识到的第二种因素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这时候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行使着如此重要的职能，以致他宁可坚持认为这已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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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于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现存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因而不敢接近女人的病人，由于习惯于从女性神圣这一普遍接受的观念去看待自己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状态。在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上，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倾向。我们可能不敢对政治、宗教中居统治地位的条条框框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从而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与受惩罚、挨批判、遭孤立有关的焦虑。但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情形，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弄清各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而也有可能是由于一般的思想懒惰，由于愚昧，或由于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完全一致的信念。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以隐藏在生理上的不适感之后，例如隐藏在心动过速和疲乏感后面，也可以隐藏在许多似乎正当合理的恐惧后面。它可以是驱使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力。我们将经常发现，它是使我们无力去做或无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它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为自己建立了我所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他的人格越是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去做或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就越具有种种抑制倾向，这些抑制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
众所周知，剧烈的敌对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只要这种敌对冲动有可能挫败自己的目标。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正与M小姐在山中作徒步旅行，F先生深深地爱着M小姐，但由于他那种莫明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和恼怒。当与她一起走上一条险峻的山间小道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焦虑，并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和急促的心跳，因为这时候他意识到他有一种想把这姑娘推下悬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就与从性欲中产生的焦虑完全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人一旦屈服于这种冲动，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对敌意的压抑，意味着“伪装”一切正常，从而在本应进入战斗时，或至少是在我们希望进入战斗时，避免进入战斗。因此，这种压抑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由此而产生一种未设防的感觉，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由此而强化了本来就有的未设防感。当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正受到侵犯的时候，如果敌意受到压抑，就可能使他人有机可乘。
化学家C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的缘故而患有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然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某些我们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因此一直显得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年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始终对他加以保护和表示友好。由于一系列个人因素，例如依赖他人的友情，不敢对别人作批判性的观察，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野心因而也就不能从他人身上看出野心等，C很乐意接受G的友情，因而未能发现，实际上G除了他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外，对任何事情都并不关心。有一次，G把C的一个可能导致一项发明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来做学术报告，而实际上这一想法乃是C在与G的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这件事虽然使C感到惊讶，然而他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有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由于他自己的野心事实上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刻把这种敌意，而且还把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审慎也一齐压抑下去了。于是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以致当G劝他中断某项研究的时候，他仍然觉得G是出于好意；而当G做出了C本来可能做出的某项发明时，C也仅仅认为G的天赋和才能远非自己所能与之匹敌；他甚至还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值得羡慕的朋友而感到高兴。这样，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就无法发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G与其说是他的朋友，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由于紧抱住自己被别人喜欢这种错觉不放，C便放弃了为自己利益而战的准备。事实上，他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他人的侵犯，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为之一战，而只有听任他人从他的软弱中坐收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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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长远地看，却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指出它的动力特征，我们不妨使用愤怒一词——倒是被逐出了意识，但它却并没有被消除。它从个体人格的正常结构中分裂出来，因而失去控制；它作为一种有高度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在个人内心中不停地旋转并因而倾向于发泄。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因为，由于与人格的其他部分相隔绝，它反而拥有了更大并且往往是更令人惊奇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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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种愤怒受到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的可能性遂被切断，其结果是，敌对冲动便同时——虽然仅仅是在幻想中——从外部和内部突破这些限制。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服从自己的敌对冲动，他就会告诉别人，G是怎样在滥用他们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剽窃了他的想法并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和扩散了，就像它很可能转移到他的梦中去一样。很可能，在梦中他会以某种象征性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成为一个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却很不体面地威信扫地。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经由外部途径而逐渐强化。
事实上，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把这一点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我们并不可能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我们从他人获得的第一印象就往往十分正确，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反复进行解释，我将使用“记录”一词，来指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但同时却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形成焦虑的步骤原则上说来十分简单，但在实际过程中，要理解焦虑的产生却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桩病案中，小汉斯就并没有形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于白马的焦虑。我的一个在其他方面十分敏感的病人，由于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而突然产生了一种与游泳池中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一直到大雷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这种把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的倾向，其原因十分明显。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针对父母、丈夫、朋友或某个关系亲密的人，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的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一个人就否认了他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把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给雷雨，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错觉，就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上。
娄依伦 